达米特反实在论新策略

以进行比较研究作为其反实在论哲学首要的、基本的策略,达米特通过语义上溯,把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转化为语义学问题,从而找到了解决争论的关键。在正确理解意义理论与形而上学关系的前提下,达米特运用自下而上策略,试图寻找一个适当的意义理论作为解决争论的基础。为了彻底坚持其反实在论的哲学立场,达米特拒斥二值原则,把直觉主义逻辑作为其形而上学的基础。达米特的反实在论诸策略不仅促使我们深入地思考语言描述与客观实在的关系问题,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研究哲学问题的新视角、新方法,在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代意义理论如何可能——达米特的一种解答

本文从意义理论的目的、任务与本质要求、构造原则以及研究方法等角度,全面系统地探讨了达米特意义理论的基本观点,从达米特的角度回应了“当代意义理论如何可能”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     

达米特对本体论的语义哲学消解

达米特的研究纲领对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赋予了新的解释,强调这种争论是关于所争议对象语言陈述意义的理论分歧,而不应当是本体论层面的纷争,由此对传统本体论进行了语言哲学的转化与消解。实在主义依赖于真值条件意义理论和背后的古典逻辑二值原则,但它无法解释不可决语句的意义。达米特提出的反实在论以可断言条件取代真值条件、以直觉主义逻辑取代古典逻辑,解决了不可决语句的意义性问题,克服了实在论面临的理论困境。     

戴维森是典型的实在论者吗?

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之争实质上是意义理论和真之理论之争.从对以戴维森和达米特的意义理论之争为蓝本的这场争论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戴维森既不是达米特所说那种典型的实在论者,也不是罗蒂所说的那种典型的实用论者,而是一个"人性化"的实在论者和反实用论者.戴维森拒绝达米特意义上的实在论和反实在论,认为前者是不可理解的,后者不仅可能失去"真",而且要牺牲真与意义的联系、真与信念的联系这两种强烈的直觉.其绝对的真之理论和三元组式的解释理论,使真既具有客观性,又体现了它与理性动物的态度、信念及其主体间相互理解和交流的密切联系.这种思想既拒斥了怀疑论的诘难,又克服了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困境,具有明显的理论优势和说服力.     

达米特对于弗雷格指称概念的新阐发

指称概念是弗雷格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而难解的概念。达米特从语义作用的角度阐发了弗雷格的指称概念, 论证了指称概念等同于语义值概念, 论述了弗雷格指称概念在意义理论中的重要地位。达米特的工作澄清了关于弗雷格指称概念的误解, 为研究弗雷格意义理论奠定了基础, 它是达米特对于意义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贡献。     

笛卡尔眼中的真理何以具有认识的可能

笛卡尔作为近代哲学的奠基人,对灵魂的探讨和对真理的发现都与前人有着很大的差异,并且对当今的认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笛卡尔在他的《第一哲学沉思集》中探求了真理得以形成的条件,区分了真理和事实、知识,并且采取普遍怀疑的态度来寻求真理,在其中着重突出了人的价值,对上帝、人、物体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深刻阐述。深入研究笛卡尔的真理观对于进一步理解上帝观念,明确人的主体性以及寻求知识的确定性意义深远。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序言》中的真理问题探析

黑格尔在他的《（精神现象学〉序言》中对真理问题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归纳起来有四点,分别是：真理是科学的体系;真理是全体,真理是圆圈式的发展过程;真理包含着错误的环节,真理和错误是统一的;哲学真理是主体。     

是马克思主义真理观,还是唯心主义真理观——评冯定同志的《平凡的真理》

在《平凡的真理》一书中,冯定同志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真理论”。全书分为四篇:第一篇是“真理和智慧”、第二篇是“真理和谬误”、第三篇是“真理和规律”、第四篇是“真理和行为”。这里几乎涉及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所有问题,正如冯定自己说的:“既然叫做‘哲学’,那么就得有更完备的体系和更精辟的阐述了。”这篇文章仅就冯定同志的“真理观”,包括对真理的理解、真理是如何取得的、真理发展的规律以及追求真理的目的等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与冯定同志商榷。     

形而上学的逻辑基础

形而上学有一个坚实的逻辑基础吗?如果有,应该是个什么形式?它能给予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关于形而上学的答案?达米特的代表著作《形而上学的逻辑基础》就是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的。达米特能否获得他预期的结果?本文论证,达米特的方法论的出发点是合理的,但就他的尽管是相当谨慎的哲学预言来说,终究没让我们得出合理的形而上学与逻辑的关系。     

在风险社会中看真理与意义

在实证科学的视野中,“真理”与“意义”也经常被还原为“事实”与“价值”的问题而进行讨论。不过,当我们使用真理与意义的概念时,是在认识过程中而不是在结果中去思考的;在使用事实与价值的概念时,所考虑的则是实践上的安排问题。近代以来在哲学上的几乎所有争论,最终都可以被归结为关于真理与意义的意见交锋,而事实与价值方面的考量更具有从属的性质。其实,认识真理与把捉意义的过程是应当放在不同的框架中的,认识真理是在认识论的框架中进行的,而把捉意义则应在行动的框架中展开,更多的是通过“领会”“体验”把握意义。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认识真理会遭遇可能性的问题,而把捉意义则是现实的,而且在无法获得真理而又必须行动的情况下,也只有依据意义去开展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