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促进OFDI逆向技术溢出了吗?

选用2003—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省级数据,实证检验了技术创新的空间相关性与环境规制强度的门槛值后,构建了空间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不同的环境规制强度下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母国技术创新的影响。结论表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在环境规制强度处于第一门槛值以下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过第一门槛值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显著提升了技术创新能力;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过第二个门槛值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因此,从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来看,中国应该动态调整环境规制强度,为最大程度地获取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创新能力的实证分析

文章使用2004-201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国际研发技术溢出模型,考察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创新能力的影响,并检验了我国东部、中部、西部的吸收能力对这种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国内自主创新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以人力资本、研发强度、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开放度为表征的吸收能力对不同地区的OFDI技术提升效应有着不同的影响.     

政府研发资助是否有利于撬动跨境投资的技术创新溢出？——基于IFDI与OFDI双向演化的新视角

如何通过政府研发资助撬动跨境投资的技术创新溢出是新时代深化全面开放和创新驱动的关键所在。本文以IFDI和OFDI双向演化视角,揭示了跨境投资技术创新溢出的逻辑关系以及政府研发资助的动态调节机制。以介质影响门槛模型和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IFDI技术创新溢出是一个由强到弱的过程,而OFDI技术创新溢出呈现出先抑后扬的“U”型规律;政府研发资助对双向跨境投资技术创新溢出具有显著而不同的门槛影响,当研发资助强度高于0.2491时,能够撬动IFDI技术创新溢出;研发资助强度高过0.2501时,能够有效释放OFDI技术创新溢出,相较而言对“走出去”的创新驱动更为有力。相应结论在合理的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时依然成立。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资助对双向跨境投资技术创新溢出的调节影响存在一定的空间异质性,特别是在东中西部地区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演化特征。由此为提高政府研发资助效率,双向撬动跨境投资的技术创新溢出红利,提出了动态优化、分区调节的系统策略。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长短期效应分析

文章借助2004-2013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渠道下国内技术进步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研究发现:无论长短期,对外直接投资渠道下的逆向技术溢出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在此基础上,通过检验表征吸收能力的各因素对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效果,结果发现人力资本水平和技术差距对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弱于研发强度及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但均有利于国内技术进步;长期内,人力资本还存在门槛效应,当跨越最低门槛值,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才呈现出正向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研究

本文选取了2003-2013年中国25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基于有向无环图方法对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动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了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三条传导路径:①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直接作用效应,它显著且直接促进了经济增长.②对外直接投资能够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现技术创新成果的增加,进而间接促进了经济增长.③对外直接投资能够通过竞争效应带动研发经费的增加,进而间接促进了经济增长.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逆向技术外溢效应研究

文章从L-P模型入手,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实证研究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外溢效应。结果表明,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产生了积极的逆向技术外溢,同时,进口、FDI(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研发也都促进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基于此,中国应该通过多种途径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并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技术创新——基于生产分解模型的分析

基于增加值和最终产品的生产分解模型,本文对我国制造业前向与后向产业关联下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进行测度,实证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吸收能力与技术差距两个重要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同时,运用双重差分、工具变量法以及GMM动态面板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以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①我国制造业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国际间知识溢出效应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②吸收能力能够强化这一正向影响关系;③技术差距在后向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关系中呈倒U 型调节作用,而在前向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关系中呈正向调节作用。本文推动了网络嵌入理论和知识溢出理论从组织网络向全球价值链领域的繁衍,丰富了全球价值链嵌入领域的研究成果,同时为我国制造业企业在参与国际分工过程中利用全球价值链嵌入实现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     

双向FDI、空间溢出与物流业高质量发展

文章构建包含规模扩张、降本增效、技术提升和绿色发展四个维度的物流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时空全局熵权法,在测度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空间系统GMM考察了双向FDI对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态势,但省际差异显著;双向FDI均显著促进了物流业高质量发展,但IFDI的促进作用更强;（3）IFDI对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而OFDI则显著为正;从传导路径看,IFDI、OFDI对物流业规模的空间溢出效应分别是显著为负、不显著,对物流业降本增效和技术提升的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而对物流业绿色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均不显著。     

数字化与对外直接投资新优势——基于我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的分析

随着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化已成为企业发展的新优势。本文基于2009—2021年我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样本,并匹配具有代表性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研究数字化优势对我国企业OFDI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能够显著且稳健地提高我国企业OFDI的可能性、投资广度和投资深度,进而提升我国OFDI的活力和韧性,并且解释力度高达企业OFDI传统优势研发密度的48.3%～53.8%。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海外经营成本降低是数字化优势促进企业OFDI的两条潜在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优势的OFDI促进效应在绿地投资、传统行业和高竞争性行业中表现更加突出。此外,我国OFDI“走进东道国”过程中,跨国公司数字化优势与东道国数字化优势间的竞争效应大于互补效应,因而数字化优势对我国企业OFDI的正向作用在高数字化水平东道国的样本中受到抑制。本文研究结论对新形势下我国如何利用数字化优势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启示意义。     

外商直接投资产业间技术溢出效应的模型度量

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利用外资技术溢出效应提升本国产业的技术水平,最终提高本国的国际竞争力.在产业层面上对我国22个工业部门的外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证实了外商直接投资确实通过产业内与产业间两种溢出渠道推动了我国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其中产业间溢出比产业内溢出更重要,产业间溢出中后向关联比前向关联更重要,另外产业关联程度对产业间技术溢出作用明显.     

引进外资是否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空间溢出与门槛特征的经验分析

在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出现并驾齐驱发展趋势及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背景下,讨论了中国引进外资政策是否有效促进了地区对外投资增长这一重要命题。首先,梳理了引进外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机制,对已有文献做出补充。其次,利用2003-2016年中国省级层面数据,构建R&D资本、R&D人员和经济空间权重,运用空间面板模型和门槛模型发现:(1)区域OFDI活动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邻近地区OFDI对本地区OFDI具有明显"竞争效应";(2)短期内FDI对区域OFDI有正向促进作用,长期内影响则表现"倒U型";(3)以金融发展为门槛变量,证实FDI对区域OFDI存在三重门槛的非线性影响。最后,从协调两者发展机制、引进高质量外商资本和优化地区发展环境方面提出相应建议。     

基于金融发展水平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多数学者研究认为金融发展到一定水平才能为我国企业获得FDI的溢出效应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支持,因此需要一种更灵活的方法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与溢出效应的关系。文章在此基础上,着重研究金融发展水平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作用,并且尝试研究金融发展水平与技术溢出效应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在对我国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与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虽然存在明显的FDI技术溢出效应,但由于我国金融发展水平低下,不利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只有当金融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FDI的溢出效应才开始增强,说明金融发展水平与FDI技术溢出效应间存在倒U型关系。并基于分析的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分析—基于技术水平和吸收能力的考察^1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技术进步是我国利厨外资的主要目标之一，本文着眼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通过构建模型测算技术水平，引入吸收能力代理变量，对我国利用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统计分析，进一步表明了FDI对我国技术进步有显著的正效应，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更好地发挥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对策建议。     

FDI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两面性——来自空间维度的证据

虽然关于行业维度的研究大都认为FDI在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显著技术溢出效应,但却忽略了FDI 在空间维度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因此,引入样本截面区位信息,构建空间Durbin模型,实证检验FDI对中国Malmquist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FDI在区域内产生了正向溢出、在区域间产生了负向溢出,FDI空间溢出总效应弱化了全要素生产率;FDI溢出的空间辐射能力有限,仅对距离非常近的一阶邻域具有显著影响.     

金融集聚与城市经济绩效的空间相关性研究

文章基于我国345个城市的空间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分析了金融集聚与城市经济绩效的空间相关性,通过Moran's I指数可以看出我国城市经济绩效与金融集聚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运用SEM模型和SDM模型对2012年我国345个城市的空间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城市经济绩效和金融集聚对相邻城市经济绩效的提高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人力资本和对外开放度对城市经济绩效的提升有正向作用,但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政府作用不仅对所在城市经济绩效的提高有正向影响,而且对周边地区有正的溢出效应.     

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双向溢出效应及其CoVaR模型估计

在信息化金融社会,风险的衡量与预警成为金融稳定的重要影响因素.文章以商业银行为实证,通过在险价值CoVaR模型,利用我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数据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双向溢出效应进行模型估算.研究显示,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存在明显的正向双向溢出效应.资产规模对商业银行应对风险的能力产生较大影响,一些规模较小但经营灵活的商业银行由于区域特色较为明显,也具有较强的风险抵御能力.     

我国省际碳排放量空间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

文章选取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引入行业集中度概念,基于多种权重矩阵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并运用偏微分效应分解方法测算产业结构、人口规模、技术产值、技术进步等因素对碳排放总量的区域内溢出、区域间溢出及空间总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碳排放总量呈现轻度集聚态势并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空间杜宾模型拟合最优;不同因素对于碳排放总量的各种溢出效应存在差异.     

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的测度与实证检验

文章利用1999-2013年的数据实证研究了自主研发、国际技术溢出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的影响,研究表明进口和FDI技术溢出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的提高有正向效应,且进口技术溢出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的正向效应大于FDI技术溢出产生的正向效应,但我国高技术企业的R&D资本存量对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没有正向促进作用.     

FDI、空间溢出与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研究

采用1999-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测算了中国工业TFP,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就FDI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工业TFP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表明:FDI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FDI对工业TFP的影响既作用在区域内,也作用在区域间。FDI与本地区及相邻地区的TFP、技术进步显著正相关,且间接效应远大于直接效应;FDI与本地区技术效率改进显著正相关,与相邻地区技术效率改进负相关,且间接效应远小于直接效应。建议进一步加大FDI的引资力度,加强区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充分发挥FDI空间溢出效应。     

宁波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Caves(1974)的经典模型为基础构建计量模型,对宁波FDI在工业部门中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计量分析和实证检验.分析结果表明,近几年来宁波外资企业技术、管理水平的提高没有对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产生促进作用,原因主要在于FDI技术溢出的渠道狭窄,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和关联效应都很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