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步观与18、19世纪西方史学

人类历史就其本质而论是变化、发展和进步。反映了人类历史过程的本质的历史进步观因而构成了现代历史意识的基础。本文探讨历史进步观刚出现时对西方历史编纂学的影响。     

西方历史哲学视野中的历史演进与人的主体性问题

以汤因比、雅斯贝尔斯等人为代表的西方历史哲学家，充分肯定了人在历史中的主体性地位，高度弘扬了人的主体创造能力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认为人不仅是历史的产物，人亦是历史的创造。并且，他们在肯定历史就是由少数杰出人物推进的同时，也承认人民大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由于把人的理性和自由意志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片面夸大人的主体能动性，具有历史唯心主义的色彩。     

世纪之交西方史学的转折点

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里,西方及西方以外的历史思考和历史写作方面都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现代历史学家确信:历史是连续的、片面的过程;坚持自己科学性权利的学术研究会把来源于客观学术研究的历史叙述置于世界历史的框架之中。到了20世纪,把历史看作“人文科学”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历史研究观逐渐被把历史看作一种“社会科学”的历史观所代替。然而,对社会科学和现代化普遍持有的信心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受到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的最激烈的声讨,也受到来自历史学家,尤其是文化历史学家的较为平静的挑战,他们的论点都导致了认识论的相对论。无论如何,只有很少数的历史工作者同意后现代主义者关于“不存在客观标准”的观点,但后现代主义和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中心思想却对日益向文化史转变的社会历史作品产生了很大影响。统一的思想或历史倾向让路给了向小单位、地方和边缘的集中关注,与之同时则是政治史研究地位的下降。在通向21世纪的世纪交替时期,我们已经看到了广泛的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李大钊对近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借鉴

20世纪初期,李大钊在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同时,以开放的态度借鉴近代西方史学思想,介绍、吸收和发展了其中进步论的历史观、非神学的历史观以及历史发展的规律观等合理因素,从而形成了他的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核心,涵盖近代众多优秀史学思想的具有鲜明个性和丰富内涵的史学理论体系,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和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西史学思想之比较--以西方历史哲学与儒学为中心

史学思想的比较 ,必须置于文化传统中方能进行 ,而中西文化的传统 ,并不是单种和一线的 ,而是多元和开放的 ,无法将之“同质化”处理。中国传统中从儒学到理学的演变和西方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所显出的不同特征 ,都是为人所熟详的例子。因此 ,我们在探讨史学思想不同的时候 ,不应用目的论的眼光 ,用现代史学的特征来概括以往的时代。但若从大处着眼 ,中西史学思想还是表现出三大不同。首先是宗教观念对史学思想的影响有所不同。与儒家思想相较 ,西方基督教和犹太教强调来世 ,于是有一种历史有目的进步的观念。其次 ,由于政治和社会的影响 ,西方史学比中国史学显得更为多元化和具有批判性 ,而中国史学与官僚体制的关系比较紧密。复次 ,西方史学在早期受到系统逻辑思维的影响而在现代则又强调理性思维 ,而中国史学的形而上学思维只是到了近代才有比较充分的表现。     

创建西方近代国民自卫军的先驱──马基雅维里

本文通过阐述马基雅维里艰难的军制改革历程及其对雇佣军、国民自卫军优劣之分析，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论证了马基雅维里是创立西方近（现）代国民自卫军的先驱。     

西方史学中的民族史传统

民族史的古典渊源是罗马史学 ,其产生是希腊历史思想和历史方法与罗马强烈的民族传统相遇的结果。在罗马形成了两种民族史的写作范式 ,其一是以政治事件为叙述主线的“李维范式” ,其二是涵盖广泛 ,以博学专题研究为特色的“瓦罗范式”。到文艺复兴时期 ,兴起了近代民族史 ,依然存在两种写作范式 ,即李维 -布鲁尼政治叙述史范式和瓦罗 -比昂多博学研究范式。这两种范式的民族史之间不仅有竞争 ,而且开始有融合。1 6世纪法国从法学研究到历史研究的独特民族史发展道路 ,是两种范式走向融合的重要一步 ,而西方近代史学就开始于民族史写作这两种范式的融合。     

关于深化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西方历史学有着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自古希腊发端至今已走过了漫长的历程,而西方历史学家对历史学科自身的关注则始于16世纪文艺复兴的全盛时代。从20世纪初年以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也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发展与变化。从方法上来讲,研究西方史学史应注重对西方史学遗产及时代趋向作出动态考察,注重开展中西史学之间互动关系的比较研究,以期深化我们对于西方史学、西方社会的了解与反思,更从整体上推动我国历史学科的发展。     

论顾炎武的史学思想

顾炎武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来批判专制皇朝对儒家思想的摧残,但他的历史观没有摆脱儒家道德伦理决定论的人性历史观和英雄史观.他认为史学的价值和主要作用在于阐明儒家精神指导下的治乱兴衰的道理,其史学思想没有脱离儒家思想体系的范畴.     

传入日本的西方实证史学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西方实证史学传入和影响中国的一条重要途径是通过日本这一中介。经过“日化”后再传入中国的西方实证史学, 已经留有日本的痕迹。但是, 由于特殊的地理、历史条件, 这些“实证史学”思想, 反而对中国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浅说古代西方史学的反省精神

认真了解与梳理西方史学的反省精神,对史学史研究的开拓与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追溯它的源头,西方史学的反省精神从古代就开始了。古希腊时代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在其叙述体的历史著作中,就显露端倪;其后,在希腊化时代的波里比阿那里,得到了延伸;在古罗马统治时期,更显光芒,卢奇安以其《论撰史》,回顾与总结了到他那个时代的西方史学,对史学反省发表了卓越的见解,它对于研究西方史学史之史,对于今天的史学研究工作都不乏现实意义。     

从下层研究到后殖民史学——当代西方历史思想的危机和转机

全球史强调在西方与非西方、南方或北方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而这种交流和互动并不一定是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的发生和欧美有很大的联系，甚至有些人把全球化看成是西方化的扩展。对这个问题，如今的西方学界仍存在争议——比如非西方地区历史运动的动力是否完全来自于西方。     

从"历史理论"到"史学理论"--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领域理论研究的演化大势是由历史理论逐渐向史学理论过渡。其变迁和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西方史学理论的引进。同时,中国学者也一直不断地贡献着自己的思考。这些创获,记录着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前进的真实足迹。今后,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多元化是不可抗拒的潮流,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将协调发展。     

影视史学的演变与发展

影视史学是在现代科技发展和历史学本身变革的交相催产下产生的一门新学科.它的出现为历史学领域注入了新的气息和活力,也成为史学研究新的领域.影视史学概念的问世不仅表明影视等视听媒体可以用来表现历史,而且也表明影视史学和传统的书写史学可以比肩发展.     

马基雅维里的公共德性观

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集中论述了君主应慎用慷慨、仁慈与守信等德性,并在必要时能舍善从恶的观点.由于这一观点背离了古典政治哲学的核心——政治与道德的内在统一,因此,在思想界掀起了轩然大波,马基雅维里为此受到许多道德学家的诟病.但实际上马基雅维里并没有否定政治的道德维度,而是主张在政治领域采用一种有别于传统道德德性的公共德性.     

当代西方历史哲学一览

如果说怀特关于叙述文本的分析主要取径于文学理论中的叙述学,当代历史哲学另一重量级人物,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思想史与史学理论教授安克斯密特的史学思考则更多体现出与作为当代西方主流的语言哲学的对话关系,这从他的处女作《叙述的逻辑》的副标题“历史学家语言的语义分析”即可窥其信息。     

诗性预构与理性阐释--海登·怀特和他的《元史学》

海登·怀特的<元史学>代表了20世纪下半叶西方历史哲学的成就,也表达了他本人的学术理想.在<元史学>中,怀特认为自己获得了两项理论成果,一是确立历史作品普遍存在着诗学本质,二是展示了一种被称为"历史的"思想模式的一般性结构理论.的确,<元史学>自圆其说,本身也是实践这两项理论成果的典范.同时,怀特启发我们,在历史学领域内,诗性与理性的结合依然有待探索.他的学术实践进行了一次积极的尝试.当怀特强调历史叙述中诗性行为的重要性时,他也在努力对这种诗性行为进行理性解释,将它纳入到认识论的范畴中来.这样做意味着,诗性地预构某种理论乃是为了对原本未纳入到理性认识中的事物进行理性解释.反过来说,只要历史需要解释、进行解释,它就与预构理论的诗性思维、想象不可分离.     

史料对中国史学转型的制约

中国史学的一个巨大的特点是它是以雄厚的史料支撑的史学.史料的丰富使得史家注重史实的认知,注重长期的历史的浸润,而理论难以介入.史学的转型潜在地受到了史料的制约.史料派从内在理路上继承了考据范式而进一步完成了历史观念与问题意识的更新,为解决当时建设中国古史而不具备的史料问题走上考据之途.史观学派在对理论与史料都缺乏理解的情况下研究中国社会形态与社会性质,亦未完成重新认识中国的任务.     

后现代史学在中国——一种新历史空间的生成

后现代史学是过去三十年来在历史思维领域注入的最具活力、持续时间最长的西方思潮,它在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等方面所催化的结构性变化,堪称一场未易旗帜的革命。在后现代史学的影响下,历史学的基本观念在变动,中国史学的方向也在转换。作为后现代史学代言人,"新社会史"风头正盛,成为目前最令人注目的史学实践。随着微观史、下层民众的历史、身体史、疾病史、新文化史、新社会史在东方语境的勃兴,后现代史学已经在中国构筑了自己的历史空间。由于后现代史学的引进正值改革开放后过去那种"革命史叙事"和"现代化叙事"模式日益显现其在史学方法论上的穷困和捉襟见肘的时期,因此颇有几分吊诡的是,在西方主要是展现其破坏性的后现代史学,在东方语境下却更多地被赋予了建设性的意义。学术界应该实事求是看待后现代史学对历史学的挑战,后现代史学完全可以也应该和包括现代史学在内的其他各种取向并存而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