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社区的阶层化趋势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的转型中,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社会的巨大变迁作了深入研究,社区作为社会的缩影、基础和前沿,其变迁是社会变迁最有力的佐证。本文认为,随着社会转型的快速推进,社区必然走向阶层化。一、社区的界定、分类及其分化社区的界定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社会学家们往往根据自己对社会的观察和研究的侧重点,对社区作出相应的解释。本文所指的社区是指大城市社区内部具体的各种不同的住宅社区,类似于西方区位理论中的各种城市区位。社区的分类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出很多类型。在此主要根据以上对社区的界定及社区内居民的阶层组…     

行政协助分类研究初探

行政协助的分类研究是对行政协助制度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步骤,对建立完善的行政协助制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基于不同的标准,行政协助可以有多种分类方法.根据行政协助的本质特征,行政协助可以分为法定协助与自由协助、内部协助与外部协助、一般协助与紧急协助,这一分类具有更为典型的意义.     

分类引领与功能优化：新时期下党建引领社区自治、共治的逻辑与路径

党建引领社区自治、共治，是将党的领导融入社区治理实践的一种新探索，新时期下党建引领社区自治、共治，应该基于社区自治、共治的不同展开分类引领。通过“知识状态——价值共识程度”模型的分析，可以将社区公共问题分为简单问题和棘手问题。这两类问题的类型学划分，使得社区自治、共治的边界得以清晰地展现，从而使分类引领成为现实可能。针对社区公共问题的不同类型，分类引领表现为价值引领、共识凝聚、资源整合、复合引领等多种具体逻辑。新时期下优化党建引领社区自治、共治的功能，需要依托价值引领、共识凝聚、资源整合、复合引领等探索更多的可能路径。     

略论经济规律的几种分类

经济规律的分类,是研究经济规律体系的一个重要问题。过去,我们对经济规律分类的研究,偏重于划分某个社会形态的基本经济规律和非基本经济规律,共有规律和特殊规律,这当然很必要,且有待于进一步深入。但仅仅从这些方面研究经济规律的分类是不够的,还需要也可以从另外一些角度去研究经济规律的分类问题。本文想作些这方面的尝试。     

意义结构差异的文化原因

语义组成了人类的意义结构 ,意义结构是一个严密的系统。操不同语言的各民族意义结构也有所不同 ,这突出地表现在语义分类的疏密差异上。本文从文化角度分析了由语义分类细度所反映出来的意义结构差异。     

论社区概念及其演进中的价值诉求和伦理意蕴

社区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如何加强社区建设?通过对社区概念词源学意义上的分析和社区定义的共性分析,可以了解社区这一概念所具有的价值诉求和伦理意蕴,从社区社会化到社会社区化的历史变迁来看,人们正在经历对传统社区伦理的复归。因此,坚持和谐的价值理念,以社区的伦理构建作为社区建设的核心观点,对更好地推进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意义。     

从意向到意义 评格赖斯方案及其影响

格赖斯构造了一个从说话者的意向到话语意义,再由话语意义到语句意义这样一种非循环的关于语句意义的理论说明。塞尔对格赖斯的观点做了两点修正,其一是把格赖斯关于意义的说明中的效果限制为以言行事的效果;其二是强调规则和惯例在意义说明中的作用。作者认为,塞尔对格赖斯观点的第一条修正是不成立的,第二条修正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并从总体上对意义的交流意向论作了简要的评论。     

分类治理：中国社区双重属性及其实现机制研究——基于珠海市社区议事协商的案例分析

“强行政—弱自治”是当前社区治理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既有研究聚焦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的社区属性定位,试图从“去行政化”和激活社区活力两个角度入手解决社区自治不畅问题,但实践探索未达到预期效果。基于事务与运行机制相匹配的组织学理论,构建社区分类治理的分析框架,并以珠海市香洲区社区协商治理实践为例展开的个案研究发现：破解社区自治难题的关键在于区分社区双重事务,在社区建立行政与自治两种工作机制,以实现社区党委领导下双轮驱动的社区治理。其中,以规则为核心的可操作化自治机制是自治有效运转的关键。这一研究不仅对加强社区自治给出了具体路径建议,也是对中国社区双重属性及相关问题之争的某种厘清。     

论地方法制的意义世界

法治国家建设需以地方法制为基础,地方法制意义世界发端于国家法律制度与地方习俗规则共生的环境。既已发动的各种地方法制(或法治地方)建设,于匆忙之间未及兼顾其意义世界。地方法制的意义世界根植于特定地方的生产、生活实践,在融合地方俗约惯习中寻求趋于良治的规则平衡。地方法制意义世界有独特的知识形式,有国家赋予的规范性程序,并在实践中形成了具体的操作规则。从意义世界的视角切入进而完善地方法制的研究具有推进国家法治进程的方法论意义,有助于厘清央地权责关系、形成法治社会和形成法治文化。     

网络社区治理机制与治理方式探讨

作为网络交流的重要形式,网络社区是建立在社区成员彼此信任、相互交往基础上的,要实现网络社区良好的网上沟通功能,需要对网络社区进行科学合理的治理。网络社区是一种虚拟和现实结合的社会意义上的群落组织,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从治理途径与方式看,网络社区治理应当从以下四方面入手:技术治理方式;法规及行政治理方式;关系治理方式;文化治理方式。技术治理建立社区平台运行规则,法规与行政治理框定网民及网络相关主体行为的最大边界,这两种治理方式是网络社区健康发展的强制性保障。但是,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仍然可能存在很多低效率和非道德的行为,因此关系治理和文化治理也应当成为我国进行网络社区治理的关键方式。     

中国现代司法的乡村阐释及运作

中国语境下的司法正义,尤其是在乡土社会表现为一种人情正义和感官正义,乡村的司法也有其自己的规律与特点。法官的角色不是消极中立,而是积极参与;裁判的依据不只是法律,更多的是习惯与伦理;裁判的场域不是庄严肃穆的法庭,而是田间地头、炕上开庭;裁判过程不是严格遵守诉讼程序,而是追求实质的正义。在乡土社会,正式的法律被弱化,法律作为纠纷解决的方式在乡土社会得不到广泛的推行。单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法治不是社会治理的唯一方式,我们应追求多元的社会治理方式。     

社会正义何以可能

社会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那么,社会正义实现的现实条件又是什么呢?中西方有不同的社会传统。中国人特殊主义的正义观、漠视规则和重视人情的习惯,制约了社会正义共识的达成和“法治”秩序的构建,唯有从培育公民意识、强化程序正义观念、促进公民社会成长和增进社会资本入手,社会正义在中国的实现才有可能。     

论江泽民社会管理思想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强调和重视社会管理这个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主要是: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统一,双管齐下抓社会管理;强调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是社会管理必须处理好的重大关系;强调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管理的重要课题;提出了以加强社会治安工作为抓手推进社会管理的重大举措;提出了"三位一体"的社会建设和管理思想。研究江泽民社会管理思想,对当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论欧洲中世纪法治精神的形成——以法学教师职业群体的生成为视角

人类的法治制度实践在文艺复兴之后得以充分展开,但法治精神的种子却在中世纪欧洲即已深深植根。当罗马法规范体系的精致和深邃与经院主义研究方法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在欧洲中世纪的大学里相遇,共同促成了欧洲最早的法学教师群体的生成。法学教师们通过重构法治基本价值原则、指导法律规范完善和重塑法律共同体及民众法治信仰等方式,在法治客观价值确立和主体意识养成的双重意义上,为中世纪法治精神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及其法治化建设

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经历了一个从权力问责到制度问责．再由制度问责趋向于法治问责即问责法治化的过程。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法治化对推进法治国家建设、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加强公民权利保障和完善反腐倡廉机制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法治化的基本理念应该包括公众参与、规范统一、程序公正、权责一致、救济有力五个方面,其中公众参与理念是核心。     

论行政法治中的诚信价值

行政法治是一国行政法实施和实现的基本理性判断,而行政法治中的价值选择是促成行政法治的前提条件。诚信价值作为若干价值中的一个其对行政法治所能起到的作用是其他价值无法取代的,它具有促成行政法治权威、行政法治自证、行政公信力和行政法治正当期待的意义。目前行政法治中诚信价值可由行政基本秩序由法律设定、行政法规范保持稳定、行政设定义务具有可实现性、行政执法行为保持同等对待、行政承诺行为必须兑现等范畴构成。要确立行政法治中的诚信价值,制定行政诚信法、减少行政权法外运作频度、行政权的行使归属于行政系统等是必须选择的路径。     

试论社会治理背景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法规制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经济法规制的基于问题,如何正确看待政府与市场在经济生态系统内各自的功能及作用,是经济法规制的核心问题。因为这样的认识直接导致了经济立法的体系构建与内容规则。经济法规制是国家实施经济治理与尊重市场调节的基本依据,也是施行经济法治与社会治理的根本前提。所以,从社会治理的背景下来讨论经济法规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条件及制度生成条件,有利于真正建立和完善经济法规制的体系和内容,从而使得经济法治生态化地融入社会治理的结构体系内,达到优化社会制度以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     

德法兼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没有健全的法制,良好的社会道德秩序就不可能建立;而没有良好的公民道德素质,法制建设也会缺乏必要的道德基础。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要有社会主义法制作为保障,也离不开良好社会道德秩序的支撑。面对带有法治经济和道德经济双重属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需要用法治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实现宏观调控;另一方面,要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增强公民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美国刑法中精神病鉴别规则的研究

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构成犯罪和承担刑事责任所必须具备的刑法意义上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某些精神病人对白已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没有认识或无法控制,这种精神障碍导致无法时自己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精神病也就成了刑事辩护的重要事由。文章对美国精神病辩护理由中的鉴别规则：即姆纳坦规则、不能控制规则、德赫姆规则及模范刑法典规则进行探讨;希冀我国刑法吸纳其合理的经验,完善和健全我国精神规则。     

《国家赔偿法》违宪条款质疑

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和工具的法治,必须是善法之治。《国家赔偿法》作为我国现代社会法治进程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基本制度,必须符合法治原则、宪法精神及国际法准则。然而,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的有关条款之规定却不乏违宪之处。为了保障宪法效力的至高性和权威性,维护我国法制建设的统一和尊严,实现宪政宗旨,充分而全面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推动廉政建设,促进依法治国,《国家赔偿法》的违宪条款应予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