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爱国论

中国与忠君相联系的传统的爱国思想,在甲午战争前后,因救亡图存的刺激,以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戊戌维新运动为载体,以西方社会进化论为中介,最终实现了向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转换。梁启超作为维新运动的要角和敏锐的思想家,成为了实现三者融通和最早揭橥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旗帜的代表性人物,也是近代系统阐发爱国主义的第一人。他的爱国论与政治论浑然一体,相辅相成,不是抽象的说教,而是富有实践意义的思想指导,充满着激情、创意与启迪。不论事实上存在有多少失误,其论说在不同的阶段上总是虎虎有生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惟如是,他的许多隽永和富有哲理的观点至今仍不失现实的意义。     

试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认识误区

作者认为中国自１９８０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任务”以来，就拉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向现代化过渡的社会转型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对人们理解政治体制改革容易陷入的认识误区进行了分析指正。指出“民主政治先导论”是一种激进的政治浪漫主义观点，离开现阶段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发展需要谈民主政治的改革是脱离实际的；“政体改革决定论”将激进的政治体制改革视为解决中国面临的一切重大问题的前提条件因而陷入误区；“民主模式单一论”是一种简单、片面的民主观，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民主政体是现代民主政体唯一的、必然的绝对模式，这就忽视了各国民主政体的不同制度特色和发展的不同道路；“政经绝对区分论”把政治经济简单割裂开来，认为中国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忽视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早已悄悄地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了这一事实；“政治改革缓行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太难，风险大，应当缓行，忽视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合是不会取得成功的。     

人的现代性转型尝试——清末民初的军国民教育

近代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屡遇挫折后,意识到“国民”在建立近代独立国家中的重要意义,他们主张实施军国民教育以提高国民素质.大规模的军事教育培养了民众的现代国家意识、民族认同感,促进了西方现代体育运动、卫生知识输入,对于改变民众重文轻武的观念,转变国防理念发挥了重要作用.军国民教育开启了近代国民性改造之门,但单纯的军事教育不足以促使国民现代性的转变.     

论作为治体生成要素的民心：一个历史政治学的分析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实践者对于重大政权更替的变迁规律累积了敏锐而丰厚的洞见，自秦汉之际一直到清末民初，民心在其间被赋予了根本原理禀性，其得失决定了政权兴亡。基于天人合一的政教精神，天命政治被归结为民心政治。民心的根本是人之大群情性，推重大公中正，处于塑造民风民俗的根本地位，也是政治领导者的正当性来源。为了克服政治衰变中的民心失范，优良政治的出路在于构建起一个包括政治原则、制度方略和政治主体三要素的治体。立国思想家强调政治家相对于行政官僚、治民心（教化）相对于治民事、经制纪纲（礼治）相对于刑罚威权、更化相对于变法的一系列优先性。这代表了对于政治事务的一种规范性理解，它伴随历代立国实践不断得到检验与重构，形成中国政治文明的要义之一。在现代转型初期，民心政治及其治体论遭到现代西方民主政体论的挑战，其义理架构有被社会契约论消解替代的趋向。同时，在严复、梁启超、李大钊和钱穆的思想中，治体论仍作为深层思维资源发挥着牵引作用，显示出与民主政体论的某种融会和张力，民心在立国精神层面的构建价值仍需要充分领会。     

近代"地理环境论"对梁启超学术著述的影响

梁启超是近代"地理环境论"最早的介绍和宣传者。同时,他的学术著述也受到这一学说的影响,在他的史学思想、哲学研究、宗教学研究、学术史研究中都有体现。这种影响在梁启超20世纪初和20世纪20年代这两个阶段的学术著述中表现不同,体现了梁启超对"地理环境论"认识、吸纳和评价的不断深化,也揭示出近代西方学术思想"东渐"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如何结合中国传统学术的特点与时代发展的需要,来完成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     

梁启超的现代民主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作为近现代中国重要的政治思想家,梁启超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现代转型作出了突出贡献,其现代民主思想构成了中国现代民主理念的最初形态。梁启超承接并重新诠释了中国古代的民本主义传统,对西方政治思想亦有所吸收,明确反对专制政治,倡导民主主义。不过,梁启超的现代民主思想并非一成不变,其发展历程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梁启超根据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现实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民主观点,虽然在推崇与宣扬民主主义之后,一度对其表示谨慎和怀疑,但最终还是回归了这一立场。整体而言,梁启超为中国现代民主思想的展开贡献了思想财富,审视梁启超的现代民主思想将有助于我们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之路。     

梁启超对卢梭思想的容受与推演

卢梭思想传入中国后,在晚清中国思想变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梁启超亦深受影响。1903年前后梁启超的政治理念与期许发生了变化,但其西学思想的奠基性内核即自由理念与国家观念,仍有拭不去的卢梭烙印。卢梭学说无疑是推动梁启超思考"自由"内涵及其与"法律"关系的一大思想根源;梁启超将自由视作一种绝对权,强调个人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并将其视为与奴隶道德相对立的新道德,其思想理路的来源就是以卢梭为代表的欧陆唯理主义对于自由内涵的道德化转换。梁启超"国家进化论"三阶段说源于伯伦知理对"国家"形态发展历史的观察,他糅合了伯伦知理国权论思想以及自身对于中国历史变迁的理解,并将卢梭对"国家"源起的原理统摄其中,建构了以进化史观为历史演进阶梯的"国家进化论"体系。     

国会政治与民国早期的民主转型

民国国会在国会组织、选举法规制定方面,不仅颇有成效,而且立法运作能够与时俱进,不断修正与发展。国会政治中的腐败现象,在民主政治早期阶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国会政治最后的失败,更重要的原因来自政治权威性不足、政治环境不佳、第二次直奉战争结局的冲击等外部因素。对国会政治经验来说,政治妥协至关重要,特别是当时的中国实际上正处于从专制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型时期。民国早期政治文化在议会政治认知层面,一开始就出现了“民主完美论”的看法,在政治情感方面,则是经历了从“宪政万能论”到“完政无能论”的转变。     

梁启超地理史观述论

二十世纪初,梁启超颇有志于史学。1901年,他发表了《中国史叙论》,1902年又发表了《新史学》一文,从而揭橥了“史界革命”的旗帜。他认为,要激发民众的爱国精神和民族主义意识,团结其合群之力,使中国能自立于世界万国之林,必须创立能“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的新史学;新史学必须蕴含着哲学的理想,否则就不能成之为良史。为此,梁启超着意于“历史哲学”的研究。他大量涉猎西方的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著作,广撷博采,特别是汲取了西欧地理学派的一些观点,伸衍挥发,连续撰写了《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亚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等一系列的论文,集中表达了他的地理史观。本文拟就此作一些粗浅的探讨,以就正于同志们。     

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思想史的视角——基于梁启超的思想转变对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所做的审视

民族"历史"一旦承载太多的现实政治砝码,思想的民族史注定重新划分与书写。梁启超的思想转变与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流变具有内在学理一致性,二者都围绕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问题递嬗了如下轨迹:从狭隘的"普遍主义"的民族主义转向以西方现代性为依托的政治民族主义,再转向现代性反思基础上的文化民族主义。必须承认,梁启超的思想转变是西学与东学、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等多重交互的必然结果,如今以梁启超为切点考察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演进,不仅在学理上契合着国际学界近年来"文明转向"——通过厘定"轴心文明"和"现代性"的关系来澄明"多样现代性"之进路,而且在历史和现实上契合着中华民族"现代"追寻的思想节点和"国家"形象塑造的"民族"语法。新时代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必须以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建构为前提,以文明国家擘画为着力点,充分借助"自塑"与"他塑"双重力量,确保"外形"与"内神"同频共振。     

现代化过程中的“习惯”重建——以梁漱溟为个案的研究

作为一种自发的社会秩序 ,习惯是社会制度的基础。在 2 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界的宪政思潮中 ,梁漱溟是较早地从民众习惯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方面讨论中国政治制度改造的思想家。他认为 ,要将一个缺乏组织系统的文化中国转变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必须从基层的农村社区做起 ,通过乡村建设 ,建立团体组织 ,造成农民参与社会事务的空间 ,培养农民的新型政治习惯 ,以奠定国家现代化的基础。他的理论 ,就是在今天也仍有着方法论的启发意义     

参与型政治文化民主性质论析

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民主性质首先在先天性自主人格设计中得以体现。自主人格系由该政治文化载体的公民的政治身份及“法制人”的社会身份所限定，并由民主性质的公民心理、公民理论等蕴育而成。其次在民主价值取向中得以体现。就政治内容而言，它主要取向于“输入目标”和“作为能动参与者的自我”；就载体而言，它囊括了民主阶级、民主阶层以及利益群体；就生态环境而言，它与民主政治、市场经济、高科技息息相关。再次在民主政体中得以体现。参与型政治文化是隐形民主政体，它以法制精神、民主型政治道德、多元宣传与舆论形态指导并支配显形民主政体，决定民主政体的民主性质，其自身的民主性也在民主政体的整体运行中活化。     

1898-1905年梁启超对西方启蒙思想的批判与继承

梁启超在政治上的主张是多变的,但考察其政治思想发展的轨迹却可以发现,梁启超的每一次思想改变,都伴随着学术理论的改变,即他在思想上和理论上都始终保持着一致性.维新变法时期以及赴日初期,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自由主义是梁启超思想理论的主导,他力主破坏、革命与共和;1903年游美归来后,他开始反思共和政体并暂时进入理论的迷茫期;1903年在对卢梭思想进行扬弃的过程中,接受伯伦知理和波伦哈克的国家思想,形成了新的国家学说,直接导致他在政治方向上再次回归到改良阵营.     

1903:梁启超的国家学说和经济构想

1903年前后,梁启超30岁左右,思想相对成熟,创作欲也极其旺盛,发表了一系列颇有见地的论著,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和政治个性,成为清末中国政界和文坛的一颗璀璨的新星。全面论述这一时期梁启超自立的过程及其文化结构是很困难的,这里仅就梁兴趣较浓的国家学说和经济体制进行简要的历史评说。 一、国家学说 梁启超一向视国家学说为政治学的核心和政治文化的支柱。他的政治文化建树虽说是以欧美的资产阶级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为思想指导,但研究最具体而深入的是国家学说。在他看来,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反映了社会前进的步伐。他在《立宪法议》一文中指出:“抑今日之世界,实专制、立宪两政体新陈嬗代之时也。按之公理,凡两种反比例之事物相嬗代必有争,争则旧者必败,而新者必胜。故地球各国,必一切同归于立宪而后已,此理势所必至也。”①从这种历史演进的必胜的认识出发,梁启超刻苦研究并大力宣传西方的政治学理论和国家制度,1903年前后发表的有关的论文不下20篇。在梁启超的笔下,立宪政治反映了人类争自由、求发展的本质,是天赋人权论的具体体现。为构筑自由为体,智慧为用的政治文化,他从三个大的方面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     

世界国家与普世文明——梁启超的新天下主义

梁启超是最早致力于探索"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之理想的世界秩序原理的思想先知。他以世界历史进化的宏阔视界,将中国史概括为三个时代:上世史为"中国之中国",中世史为"亚洲之中国",近世史为"世界之中国"。而其将来史,则将由中西文明融合而成新的普世文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揭示了中华帝国由"天下"而"国家"的政治转型趋势。在他的国家进化论中,国家的进化趋势是由古代的帝国主义转变为现代的民族主义,进而发展为民族帝国主义,最终走向未来的大同主义。民族主义时代和民族帝国主义时代虽为现代国家发展的大势所趋,但未来世界将是万国大同主义时代。梁启超的民族主义仍保留了儒家"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欧战以后,晚年梁启超对国家主义的反思和对中国天下主义传统的阐扬,以及他寄予中华"世界国家"之普世文明理想的新天下主义,正是我们今日建构新世界秩序原理之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     

浅析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权思想

民权思想是戊戌时期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核心。梁启超的民权思想是西方民主政治理论与中国现实结合的产物。他的民权思想包含着对君权的尊重。梁启超认为,在中国,欲兴民权,必先兴绅权、重君权。他由此设计了在中国兴民权的具体方案。     

论梁启超史学思想的时代性

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开创于梁启超,这已为大多数史学界同志所公认。但是,梁启超史学体系的建立是经历了一个酝酿与发展过程。他最早阐述史学观点是在变法维新运动时期。那时,他的观点还不系统、不成熟,可以说是一个酝酿阶段。二十世纪初,《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反映了梁启超新的、比较系统的史学观点,标志着新史学——资产阶级史学的正式产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对史学的论述趋于成熟,但由于时代和阶级地位所局限,他的史学观点从进步趋于保守,甚至反映了主观唯心论,但不可忽视的是1918年后,梁启超对史学的探讨更为深入,就其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全面论述:对史料的搜集、分类、鉴别:对文体改革:对史学方法的论述等,包含着某些合理因素。我们有必要对其史学进行较全面地分析,并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本文拟从梁启超史学发展的几个阶段进行一些初步探讨。     

梁启超的城市观念初探——以《新大陆游记》为中心

梁启超在１９０３年游美期间对域外城市社会和城市文明形成了较为全面、深刻的认识。他敏锐地注意到西方的城市自治传统是建立近代民主国家的基础,而中国的自治传统是宗族自治,中西自治精神大相径庭。族制自治与市制自治成为中西社会发展的不同主线。梁启超的城市观念在近代中国人城市观的演进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受梁启超城市观念的影响,近代知识界自觉地将地方自治与城市紧密联系起来,把实现民主政治的愿望寄托在城市自治之上,争取从实现城市自治的途径寻求国家社会政治的改良     

中国现代民族观念初步确立的历史考察——以梁启超为中心的文本梳理

20世纪初年,梁启超等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民族主义的介绍和宣传,直接为中国现代民族观念的形成提供了思想资料,革命党人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追求则成为新的民族理念不可或缺的载体。理论探讨和政治实践的不期而遇,使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生根。“中华民族”符号的提出和认同,以及对现代民族国家理论的探讨和追求,是其最基本的思维路向和生成机制。     

梁启超的儒家仁政思想

身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梁启超,既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和总结,又对它做出了深刻的批判和反思,他关于儒家仁政思想的研究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梁启超分别从仁政与权力、仁政与民这两种关系阐述儒家仁政非宪政的思想,开启了从仁政走向宪政的探索。但是,梁启超并没有指明,在这一道路上是以西学为主、中学为辅,还是反之,因而他在这一方面的思考存在矛盾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