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群体分化与农民工市民化

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实质就是要完成农民从体现传统社会特性的“村民”角色向体现现代社会特性的“公民”角色的转型,即实现农民市民化。农民市民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因为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农民群体内部发生了分化,而且其不同群体市民化的难易程度也不同。我国的农民市民化必须结合实际,坚持由易到难的原则,积极、稳妥、有序地按步骤、分阶段推进,而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市民化的首要环节。     

农民的“终结”与新市民群体的角色“再造”——以上海郊区农民市民化为例

农民市民化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上海郊区在推进城市化、工业化、非农化和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出现了大量因土地被征用而产生的"新市民"群体.与既有的老市民相比,这些新市民群体目前还存在着许多特殊的困难和问题.如何对农民市民化以后的新市民群体的角色进行再造,将是未来各级城市政府面临的主要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市民的角色再造除了依赖于农民自身的因素外,更需要政府相关制度的创新和政策的重构.     

失地农民的"半市民化"——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八里桥村失地农民情况调查

关于农民市民化的研究,理论上可以概括为城市化与城市发展角度、人口迁移角度等。本文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八里桥村的失地农民为调研对象,尝试用"半市民化"来分析城市化过程中土地被征用的农民与城市社会的融合问题。"半市民化"是由农民角色向市民角色转变过程中的一种过渡现象。作为城市化建设中的城市新居民,失地农民在角色转变过程中以不同途径实现了"半市民化",但在经济、社会及心理层面尚未与社会整合、变迁并完全"嵌入"。     

一个农民市民化过程较为平顺的社区——H市Z社区的经验与问题

本文基于H市Z社区的个案研究,揭示在郊区城市化进程中如何才能较为平顺地解决农民市民化的问题。本文发现,Z社区农民市民化的基本经验包括:其一,长时段的角色过渡和转换,其二,与老市民充分的交往和互动。这对于其他众多城郊社区平顺地实现农民市民化具有参考价值,它表明:对于农民市民化过程必须保持相当的耐心,同时也要创造更多的机会、场景、途径让新老市民进行充分的交往和互动,从而保证农民市民化的平顺实现。     

构建从农民到市民的连续谱——关于农民市民化政策的观察与评论

"农民市民化"政策是一个公共产品。作为公共产品,农民市民化转型的所有风险应该由政府承担。然而,由于财政困境,地方政府被迫发展出了一套政府、集体经济、个人三方一体的风险分担机制。这种分担机制的一个重要支柱就是要保证有一个强大的、有持续收益的、不能亏损的集体经济的存在,结果,这个集体经济又不断强化并塑造出了一批既不同于传统农民、也不同于现代市民的"食租者"群体及城市社区类型。因此,新的公共政策的调整应转向以强调个人能力发展为核心。     

角色理论视角下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研究

城市的高速发展占用了郊区农民大量的土地,失去土地的城郊农民被迫开启市民化过程.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过程,实质是失地农民定位市民角色,内化市民角色规范,扮演好市民角色,最终融入城市社会的过程.失地农民对市民角色的扮演包括静态表现和动态表演两部分内容.失地农民市民化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面临着身份认同困境、角色距离过大及角色转换动力不足等角色困境,即失地农民没有完全进入市民角色.     

边缘化:近郊村民市民化面临的问题

村民市民化,即乡村农民转变为城镇市民,是中国近郊村落城镇化面临的核心问题。在当前中国城镇化实践中,近郊村民的市民化是一个极为特殊、非常复杂的社会转变过程,大致包含三方面内容:身份转换、权利同化、城镇认同。现阶段近郊村民的市民化呈现出不同程度、多样形式的边缘化状态。不仅介于农民与市民之间,而且在农民体系和市民体系中均不居核心地位,处于边际位置。当前中国近郊村落城镇化中的村民边缘化现象具有特殊性,主要是随着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安置、户籍改革、撤村建居等公共政策和政府行动的展开而逐渐地市民化,突出地表现为政府推动的"被市民化"过程。正是由于这些公共政策和政府行动的局限,导致了近郊村民的边缘化。     

小农的终结与居村市民的建构——城乡一体化框架下农民的一般进路

中国农民正徘徊在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和后现代文明的入口处,何去何从,存在诸多变数。在西方城市化理论中,小农与市民是分野的,生活在农村的小农必须经过市民化改造才能转变为城市市民。中国农民市民化有其特殊性,庞大的农村人口不能都涌入城市,采用就地市民化方式可能更切合实际、更卓有成效。在城乡一体化框架下讨论小农前行的进路和归宿可以看出:时下中国小农正趋向终结,将分化为城市市民和居村市民,其中居村市民主要包括居住在农村城镇、集中社区的市民和市民化农民或职业农民。国家的市民化政策不仅要安排好农民工和城郊农民的市民化,还要以城乡一体化为理念大力推进居村农民市民化,使居住在农村的农民也能过上与城市市民等值的社会生活。     

从分治到融合:近50年来我国劳动力移民制度的演变及其影响

建国以来我国实施的城乡分治的移民管制制度不仅人为地将同为国家公民的人口划分为不同身份和地位的“农民”和“市民”两大群体 ,而且也极大地阻碍了农民向城市的移民和农民市民化进程。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的这种城乡分治的制度开始逐步走向融合 ,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城市中出现了大量的劳动力移民 ,这些劳动力移民已经在社会意义上构成了城市的新移民群体 ,并将对整个城乡社会结构产生重大的影响。     

农民市民化:制约因素及突破思路分析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市民化 ,目前面临诸多因素的制约 ,要克服农民市民化中的种种制约 ,必须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城镇建设和发展、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层面、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建设及政府的管理和服务上求得全面突破 ,这样方能让更多的农民变为市民 ,加快实现农民市民化。     

新型城镇化中被征地农民社会政策建设研究——以江苏省太仓市为例

推进被征地农民市民化是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应有之义。受城乡二元社会政策体系的影响,被征地农民难以融入城市社会,无法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权利。因此,被征地农民市民化社会政策建设成为一个时期以来各界关注的焦点。在各地的探索中,江苏省太仓市自21世纪初以来以推进被征地农民市民化为目标、以实现被征地农民社会政策与城镇整合为方向、通过"土地换保障"等途径,推进被征地农民社会政策与城镇社会政策的并轨,取得了良好效果。目前,这一模式尚未完全定型,其主要问题在于对被征地农民的制度设计公平性不足。借鉴江苏省太仓市经验,我国推进被征地农民市民化社会政策建设,应在推动被征地农民就业、推动社会政策定型发展、提升公平性以及坚持政府主导几个方面着力。     

农民市民化:传统超越与社会资本转型

农民市民化是一个农民超越自身的传统性的过程。通过对定县(定州市)的再调查,我们发现,农民在接受现代市民素质、实现市民化的同时,自身的社会资本也在实现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向:农民的人际关系网络结构出现转变,自发性组织在增多,而且信任观也从传统的特殊主义信任开始走向现代市民性的普遍主义制度信任。在建构和完善促进农民市民化的制度体系时,这些都值得重视。     

新型城镇化中农民工新市民城市融入困境研究

"社会建构视角"的新型城镇化区别于"国家建构视角"的传统城镇化之根本就是将人的生存发展融入到现代化过程中。农民工新市民是城镇化的核心力量,他们处在农民向市民转变的过程中,为现代化建设贡献着自身的力量,但他们并没有真正融入到城市中,实现市民化身份。相反,农民工新市民却面临着户籍、社保、教育及就业体制障碍,经济及住房压力,城市市民的排斥和文化差异导致的心理适应性较弱等各种困境。如此艰难而尴尬的境地,也为我国实现高质量城镇化带来挑战。政府要为农民工新市民的融入解决体质障碍,疏通有利于他们学习和就业的渠道;社会团体和原住市民要积极接纳和关怀农民工新市民;农民工新市民自身要勤奋努力,调整心态,善于改变和革新,增强自身的适应性。此外,政府要积极建设小城镇,引导农民工"就地城镇化",这将更有利于提升城镇化质量,加快城镇化的步伐。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二律背反”现象及其应对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二律背反"现象是指农业转移人口群体市民化意愿强烈,渴望融入城市成为市民,但是由于市民化能力不足、落户城市困难而又不愿舍弃农村的特定社会现象。"二律背反"现象不仅延缓了我国的城镇化进程,还会诱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其主要根源在于以传统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消除这一现象,必须深化户籍和相关配套制度改革,构建合理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推进城市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增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     

市民化过程中的准市民群体价值观问题思考

城市化的发展必然带来人口在空间地理上的转移,城市中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在突破户籍等城乡二元结构制度性障碍后,转变为真正的市民仍需历经长期的复杂过程。通过对城市外来务工人员中具有代表性的部分农民工群体以及城中村村民、失地农民的研究发现,准市民群体的价值观既有重视经济价值的一面,也有重视政治权力和公共参与的一面;既有重视家族、宗族和道德伦理的一面,也有善于学习先进都市文化、崇尚教育的一面。如此多样化的思想观念对于其市民化过程既有积极作用,也有阻碍作用。只有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探索准市民群体新型价值观的塑造路径,才能使准市民以更好的思想状态融入城市社会并完成其市民化过程。     

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社会保障体系重构——基于上海市闵行区九星村的实证分析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了自己所熟悉的土地,实现着由农民向市民身份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失地农民遇到了许多的制度壁垒,社会保障制度则是最为突出的一个方面。应对农民失去土地后的社会保障安排,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从而难以实现城乡间的衔接与转换。虽然各地都出台了许多具有针对性的政策,但是依然存在许多突出的矛盾。本文旨在讨论对于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重新构建,论证发展集体经济对于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积极作用,提出"政府+集体经济"的社会保障模式,以特殊背景下的暂时性制度安排,来应对政府短期内对于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不足,为下一步的农民市民化目标实现打下基础,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     

从"虚城市化"到市民化:农民工城市化的现实路径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游离在城市的边缘,职业与社会身份的分离、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缺失均表明他们未能真正融入城市,而是呈现一种“虚城市化”现象。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农民工的“虚城市化”只是其市民化进程中所经历的阵痛。为尽快完成这一转变,一方面农民工应提高自身素质,积极主动地融入城市社会;另一方面应当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良好的社会氛围,努力增加制度供给,改善制度环境,并且积极转变政府管理方式,为农民工群体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我国农民市民化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对我国城市化进展有着深远影响,当今我国农民市民化的水平不仅低于世界水平,也低于我国的工业化水平。要推进我国城市化,必须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我国城市就业吸纳能力不足,现行土地制度和较高转化成本等制约了农民市民化,针对这些问题,根据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可以通过发展第三产业,提高城市就业吸纳能力,推动土地流转,降低农民市民化的门槛等途径解决。     

撤村建居过程中的群体分化问题

撤村建居正在引发一系列重要的社会变迁,这一变迁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第一层面是农村社区到城市社区的转变,第二层面是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在变迁过程中,出现了值得注意的群体分化现象,给市民化进程带来复杂的社会后果。本文综合分析农民市民化过程中新出现的群体分化现象、分化的机制以及对市民化的影响。     

农民“被市民化”问题及思考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大量农民转变为市民。然而,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广大城郊地区却出现了“被市民化”现象,即一种农民非自主选择的制度性市民化现象。农民失去土地是“被市民化”的根本途径,而户籍制度改革、职业变更、劳动力流动等因素在农民“被市民化”过程中具有间接辅助作用。文章对农民“被市民化”过程中存在的“暴富”后的困境、精神边缘人等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新市民的角色再造加以思考,以期为“被市民化”的相关研究及实践完善提供参考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