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西藏史研究·总论》

佐藤长的《古代西藏史研究》结合敦煌古藏文史料和吐蕃碑刻,以汉文记载为主,同时参考国外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吐蕃王朝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学术价值较高。文中某些提法,如吐蕃与中国并列等述说,只代表作者的观点,非本刊所赞同。本刊从本期开始将连载邓锐龄先生投寄的译文,以供研究者参考。     

《古代西藏史研究·总论》（三）

佐藤长的《古代西藏史研究》结合敦煌古藏文史料和吐蕃碑刻,以汉文记载为主,同时参考国外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吐蕃王朝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学术价值较高。文中某些提法,如吐蕃与中国并列等述说,只代表作者的观点,非本刊所赞同。本刊从第2期开始将连载邓锐龄先生投寄的译文,以供研究者参考。     

《古代西藏史研究·总论》(续)

佐藤长的《古代西藏史研究》结合敦煌古藏文史料和吐蕃碑刻,以汉文记载为主,同时参考国外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吐蕃王朝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学术价值较高。文中某些提法,如吐蕃与中国并列等述说,只代表作者的观点,非本刊所赞同。本刊从本期开始将连载邓锐龄先生投寄的译文,以供研究者参考。     

百年来的吐蕃音义及藏族族源研究

“吐蕃”音义的考述与藏族族源问题密切相关,国内学术界对“吐蕃”音义的考证和藏族族源的探讨颇多.本文拟就对百年来中国学者相关的重要成果予以考述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回顾、分析和总结,以资学界参考.     

曹（Tshar）─—吐蕃统治敦煌及西域的一级基层兵制

曹（Ｔｓｈａｒ）─—吐蕃统治敦煌及西域的一级基层兵制杨铭，何宁生公元８世纪中叶至９世纪中叶，兴起于今青藏高原的吐蕃，曾一度攻占和统治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东南缘达百年之久。本世纪初以来，在敦煌、若羌、和田等地出上的大量吐蕃文书，就反映了唐代吐蕃统治上述...     

对敦煌吐蕃文契约文书断代的思考

吐蕃占领敦煌期间,既有汉文契约,又有吐蕃文契约,研究者对其地支纪年多任意推定。本文以P.T.1297敦煌永寿寺文书为基础,论证了在公元832年吐蕃统治当局有过立契须用吐蕃文书写的命令,此后的契约都是吐蕃文契,以此为标尺,对已有的定年推断须要作出重新的审订。     

唐末吐蕃奴隶起义述略

本文介绍了唐末吐蕃奴隶起义的背景、过程及其社会意义,可供研究藏族史参考。     

吐蕃王朝早期的韦氏家族

韦氏家族是吐蕃王朝时期主要的贵族家族之一。以韦氏为代表的贵族集团在吐蕃王朝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也是复杂的。韦氏家族在王朝早期的活动集中表现在不同内容的盟誓和贵族家系间的关系上,显示出吐蕃贵族们的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吐蕃政治的发展。可以说,吐蕃政治是王室与贵族间妥协的产物,这一思路对于古代吐蕃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致礼)”与吐蕃对唐朝“宾服四方”的效仿

在《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中记载了很多其他民族遣使至吐蕃的历史,文书均书以“■”,现今译为“致礼”较为恰当。该词是吐蕃效仿唐朝宾礼的表现,反映了吐蕃随着地域扩大,建立“宾服四方”天下观的愿望,但由于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吐蕃对唐朝的效仿并不成功。唐朝高度发达的文明,始终对吐蕃具有强大吸引力,对唐朝宾礼的效仿本身也反映出吐蕃对唐朝的向心力,这种向心力为后来西藏纳入中央政府统一管辖奠定了基础。     

关于吐蕃王朝解体的几个问题

公元842年，吐蕃赞普朗达玛被杀以后，吐蕃王朝崩溃了，许多学术论文都持有这种观点。①而我认为对此问题需要做新的研究，特别是当新的史料可资使用的时候，更应对此问题做一番新的深入的探讨研究。下面本人试就这一历史过程的事实作一论述，并对其后果进行评价。有关吐蕃王朝     

“吐蕃乐舞”中的民间说唱及杂艺百技

藏族历史上的吐蕃乐舞,由于其独具特色的舞赋与音律以及门类齐全的综合性艺术体系,在藏族乐舞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吐蕃乐舞,不仅仅是歌、舞、乐的组合,其中也包含了民间说唱及杂艺百技,从而构成了其综合性艺术特点。民间说唱及杂艺百技在民间有着广泛的基础,其浓郁的本土文化色彩和通俗易懂的表现方式,不仅成为吐蕃乐舞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广大民众最为喜爱的艺术形式之一。本文从吐蕃乐舞综合性艺术特点的角度出发,对吐蕃乐舞的体系结构与艺术风格、说唱艺术和杂艺百技的艺术特点、说唱艺术和杂艺百技在吐蕃乐舞中的重要意义、说唱艺术和杂艺百技与吐蕃乐舞的构成关系,以及在吐蕃时期发展状况等展开探讨,以阐明吐蕃乐舞所具有的多类型、多品种、多形式的综合性艺术特点,使我们对历史上的吐蕃乐舞有一个清晰完整的认识。     

吐蕃占领西域期间的军事建制及其特征

吐蕃王朝占领西域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区后,以绿洲城邦为主要特征的自然地理条件及与之相应的当地社会生活方式,对驻扎吐蕃势力的军事建制产生了一定影响。历史典籍及西域、敦煌出土古藏文文献对吐蕃在西域的统治多有反映,从中可以看出,吐蕃在西域的军事建制是以吐蕃王朝建立之初的＂三勇部＂及军事部落联盟制度为基础,在军事扩张过程中逐步军事区域化、集团化的结果。吐蕃攻略西域的军区由四道节度（khrom）组成,与其河西、关陇、川康、西洱河等战区相平行。节度之下的基层军事建制,亦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西域绿洲地区传统意义上的以交通线路与城邦保障为主的管理模式,给养方式则出现分配土地、资财登记造册、军粮统一发放等形式,相应地引发职官体系及其职能的调整。     

浅谈藏族古代法律的伦理渊源

最早创建于公元7世纪初的藏族法律是由具有地方性军事奴隶制性质的吐蕃王朝政权所制定的法律。吐蕃法律初创之际,充分吸收了藏族先民的伦理文化。借助吐蕃伦理文化广泛的群众基础,吐蕃法律得以制定、实施而逐渐完善,反过来又不断强化着吐蕃的伦理文化,不难发现丰富的伦理文化底蕴是吐蕃法律的重要特点。     

吐蕃王朝占领区人口考

7至9世纪间,随着吐蕃王朝的强盛与扩张,其疆域迅速扩大,尤其是安史乱后到吐蕃王朝灭亡期间,在青藏高原周边地区形成了一些吐蕃王朝的占领区,当地居民遂成为吐蕃王朝所管辖的人口,同时,吐蕃还从唐境虏掠大批人口充实其占领区。这些因素使吐蕃王朝人口激增,成为藏族历史上占有人口最多的时期。保守估计,有唐一代仅吐蕃新占领区的人口峰值就接近300万。吐蕃所控人口的变化与分布,对当地的民族成分构成及分布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北宋向吐蕃征质及其原因探析

向吐蕃征取质子,是北宋王朝治理西北边疆的重要策略。宋在与吐蕃接壤的沿边各州建“纳质院”,办“蕃学”,羁押大量吐蕃将校子弟,以此来牵制松散难制的吐蕃部落。宋向吐蕃大量征质的原因：一是为适应吐蕃民族本身的特点而采取的一种驾驭控制手段;二是与宋和西夏对吐蕃的拉拢、争夺有密切关系。     

吐蕃与于阗佛教交流史事考述

有关于阗的藏文文献中揭示了两地佛教交往的历史传说,但双方真正意义上的佛教交往始自于8世纪上半叶,金城公主入藏时期一批于阗僧人来到吐蕃避难。吐蕃统治于阗时期,一些于阗僧人被征召到吐蕃本土,将部分于阗佛典与教法史翻译为藏文,并对吐蕃佛教产生了重要影响。于阗佛寺需要向吐蕃镇守军缴纳粮食,寺户需要到各个烽燧与吐蕃士兵一起戍守,客观上促进了基层的佛教交往。部分吐蕃僧人也到达于阗东部佛寺,并带来某些古藏文佛典。吐蕃王朝崩溃之后,于阗宫廷仍有吐蕃人存在,吐蕃佛教化的王权观念也为于阗所继承。     

唐朝佛教对吐蕃佛教的影响

公元7世纪初,随着唐蕃友好关系的建立,开始了以佛教为主的文化交流,在整个吐蕃王朝时期经吐蕃道去印度求法的唐朝僧人有十余人,来吐蕃传法译经的唐僧更多,他们为吐蕃佛教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顿渐辩论之前,唐朝佛教的影响远大于印度佛教,顿渐辩论后虽然印度系佛教取得了主导地位,但唐朝佛教的影响仍然存在,尤其是禅宗思想一直影响到后来形成的藏传佛教的一些派别。     

伊斯兰文化视野中的吐蕃人文社会——8-16世纪阿拉伯、波斯文献记载的吐蕃

本文分析了公元8-16世纪西方传教士进入吐蕃之前,阿拉伯、波斯文献关于吐蕃人文社会的各种记载。这一时期记载吐蕃的阿拉伯、波斯文献有十余种之多,这些文献的作者均有伊斯兰文化背景,但其中到过吐蕃的仅为少数。根据考证,这些文献关于吐蕃人文社会的描述大部分可信,但仍有部分误传或误记的地方,反映了伊斯兰文化与吐蕃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影响。     

吐蕃法律综述

吐蕃王朝是青藏高原上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政权,吐蕃王朝自诞生时起就着手建立法律制度,这也是吐蕃政权的一大特色。本文通过对吐蕃王朝法律的渊源、创制、发展、体系等方面的探讨,揭示吐蕃法律的主要特点,试图从这个政权内部的法律层面来认识其社会本质。     

吐蕃时期的禅宗传承

按藏史载,吐蕃汉印“法诤”后,汉地禅宗败北并被逐出吐蕃,但敦煌藏文禅宗文献表明,至少吐蕃后期,禅宗不仅在活动,还发展出一条藏人的禅宗传承———善知识传承。如何解释史料与史实间的矛盾?吐蕃时期禅宗传承是怎样一种发展样态?禅宗传承的活动区域在哪里?这些问题将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认为吐蕃禅宗传承活动的中心区域在藏语称作″玛域″(青海东部之黄河流域),即吐蕃时期称作″宗哥″(讼割)的地方,10世纪以后,该地遂成为后弘期下路弘法传承的策源地。吐蕃禅宗的传播与摩诃衍相关,其弟子虚空藏及再传弟子益西央是吐蕃禅宗系统建设中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