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击壤集》看邵雍的身体意识

《伊川击壤集》是北宋大儒邵雍的诗歌总集。诗集第一现场式地保留了邵雍大量的日常生活体验,呈现了在生、老、病、死等生存境遇下丰富多彩的身体样态,展现了易学大家邵雍鲜明的身体意识,以及面对生、老、病、死等人生问题时的真知灼见和旷达情怀。诗歌所描述,既有康泰身体的舒展自在,也有衰老身体的乐天顺化、病疼身体的超然达观。而面对死亡问题,邵雍继承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言说策略,借吟咏欢乐之生,表达了纵身大化、真生善死的乐天态度。《击壤集》中多姿的身体样态是邵雍与世界相照面时的具身化表现,体现了浓厚的身体意识和鲜明的生死观念,这对理解邵雍整个思想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邵雍“击壤三千首”考论

北宋著名学者邵雍自称其诗有三千首,而现存其诗集《伊川击壤集》不同版本均仅有一千五百多首,还应有一千五百首,但未见其中。明清时期的文集、笔记和目录记载了邵雍另一部不为学界所知的著作———《前定数》,书前共有两序,其一为邵雍之孙邵博所书。该书是以诗歌的形式表现易数内容,而我们在《永乐大典》中发现了保存完整的《前定数》,其诗共存一千四百九十三首。两者相加诗的数量不仅与邵雍所称相一致,而且《前定数》在内容和语言等方面与《伊川击壤集》和《皇极经世》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理学趣味与风月情怀——论邵雍的“邵康节体”诗及其诗史地位

邵雍既是北宋理学先驱,也是一位个性鲜明、风格独特的重要诗人。其邵康节体诗融理学趣味与风月情怀为一体,将道家超乎万物、委运任化的思想与儒家孔颜之乐、曾点气象结合起来,表现出一种深契于自然的审美意识与诗意化的生活态度、作风,在主题取向上具有逍遥快乐的特征,具有鲜明的文人诗的旨趣。邵康节体诗虽为诗家别调,但并非与宋诗主流无涉,无论是吟咏情性的创作旨趣,还是日常化的题材取向,以及议论化、散文化、口语化的表现方式等,都与宋代主流诗风相应。一定意义上,邵康节体对于宋诗特质的形成有着先导意义,不仅在当时,更在以后都产生了积极甚至深远的影响。     

观物吟诗与内圣外王:论作为宋韵载体的邵雍诗歌

数量庞大的宋代诗歌,承载着宋韵文雅风流的核心文化内涵。今存1 400多首邵雍诗作,集中反映了理学家的言理倾向,影响宋代诗坛的发展路径。诗集命名为“击壤”,传达生于太平盛世的幸运以及生活安乐闲适的自得,二者皆为太平社会的成立要素。诗集中塑造的安贫乐道的诗人形象,“乐天”的同时取法白居易诗学,书写自己的日常闲适生活。诗人身心清闲,坦诚面向万物,用诗发现物理人情,既写出天然秀句,也倾向言理说教,呈现“以意行文”的创作追求,这恰是宋诗好说理的整体艺术风貌。邵雍诗由表及里发掘日常生活的理性内涵,蕴含着“内圣外王”的现世追求,带动整个诗坛迈向较高境界。     

《风月梦》江淮方言词例释

《风月梦》一书中的方言词语较多,尤其是江淮方言词语很丰富。本文诠释了其中的部分意义难明或易生误解的方言词语,这些词语大多不为一些方言词典收录。     

《红楼梦》仿作:《风月鉴》论析

《风月鉴》成书于嘉庆二十三至二十五年间,属《红楼梦》早期仿作之一。小说书名出自“风月宝鉴”,继承了《红楼梦》“大旨谈情”的方向,在情节发展、人物性格塑造上与《红楼梦》相仿。所不同的是,仿作中主人公的遭遇,对情的参透,更多表现的则是一种“常人之家”的气息。《风月鉴》模仿的路数无疑已预示了之后大量狭邪类仿作的出现。     

从《红楼梦》中“风月宝鉴”看“白骨观”的影响与作用

《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故事已经深入人心，“风月宝鉴”就是借用了佛学白骨观的思想，它源自佛学思想，而作为佛学经典的《俱舍论》，则十分形象地传达了“风月宝鉴”里面蕴含的深刻的思想。《俱舍论》第六品详细介绍了“白骨观”(《俱舍论》用的是“骨锁观”)的修法和作用，专门用来对治各类贪欲的方法。今天，这种方法对我们依然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论帝尧歌“击壤”的现代民俗意味

帝尧时期广泛流传的《击壤歌》,已被历代学者借用为太平盛世的赞美之辞。“击壤”一词内涵丰富,不但描述了农民耕作的实景,而且象征了帝尧统治的圣明。史载尧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周边仍留存着丰富的击壤遗迹。今年暑期,笔者深入临汾市康庄和席村两地调查访谈,发现击壤遗风已经成为民众对地方历史的一种认同记忆。重读《击壤歌》,我们依然能从中受益,它对于和谐社会和低碳生活都有借鉴意义。文章结合文献记载和田野调查,探讨帝尧时代歌“击壤”的现代民俗意义。     

《风月鉴》作者生平及家世考

目前学界对于清代小说《风月鉴》的作者知之不多, 其姓名、籍贯等问题尚未有统一的说法。依据新发现的《固始吴氏秉义堂支谱》《光州吴氏家墨》等文献资料, 并结合《风月鉴跋》中关于作者的介绍, 可以确定《风月鉴》的作者为吴贻棠(1779—1829), 河南光州固始县张庄集(今河南淮滨县张庄乡)人, 出自清代河南著名的科举世家—固始吴氏家族。     

邵雍的知行观及其与二程的差异——兼论蒙培元先生关于理学知行问题的论述

邵雍的知行观一直是个被人忽略的问题,在关于邵雍本人思想的论述中很少被论及,在专门的知行问题的讨论中也少被提及。比如蒙培元先生《理学范畴系统》中的知行部分就是一个例子。邵雍对知行关系的认识不是很系统,而且主要以诗歌形式出现,这是被人忽略的主要原因。     

简论李邕书法对元代赵体书风的影响

唐代李邕书法对以赵孟頫为首的元代书坛影响甚大,促进了赵体书风的成熟并风靡天下,成为一代书法主流.元代人通过学习李邕书法,终至出唐入晋,复古为新.     

明传奇《怀香记》略论

＂韩寿偷香＂的典故自晋代以来广为传播,被历代文人化用在诗词戏曲小说中。明传奇《怀香记》以之为题材,以贾午韩寿二人的爱情故事贯串全剧,将国家大事作为剧情开展的时代背景,把简单的小说故事演绎成了一部长篇才子佳人传奇剧。     

从《阅微草堂笔记》看纪昀的伦理道德观

《阅微草堂笔记》作为纪昀社会思想的集中体现,也反映了他丰富复杂的伦理道德思想。纪昀一方面积极维护封建伦理道德;另一方面对其弊端又大胆质疑和否定。这充分反映了在社会危机面前一位深具人文关怀的封建士大夫的复杂思想。     

邵雍和白居易——兼论北宋中后期洛阳诗人群对白居易的接受

邵雍是宋明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同时又是一位热衷诗歌创作的诗人。他洛阳的日常闲居生活与白居易晚年的闲适如出一辙,具体表现为对“闲”的自得和对“乐”的倡扬,共同拥有在“中”的状态中求得知足的心态。与洛阳的这种闲乐状态相对应,邵雍诗中不仅反复表达“乐”的主题,而且还积极摹仿白诗平易流畅的美学风格、别具一格的诗歌手法、通俗化倾向等方面,与白居易的闲适诗尤其是归洛后的诗歌极为肖似。由于邵雍在北宋中后期洛阳诗人群中身份的特殊性,他这些接受白居易的表现也具有了某些特别的意味。     

试论《考工记》科技思想的人文关怀情结

《考工记》凝结着浓浓的科技人文关照情结。概而言之,即和谐是科技之本,实用是科技之经,生活是科技之源,艺术是科技之躯,生命是科技之脉,精确是科技之根,求真是科技之性,尚智是科技之脑等思想,其创新之处正在于他把自然、科学、文化、生命真正有机地贯通了起来,实现了科技生活的人文复归,避免了西方式的＂主客二分＂模式而造成人与自然的对立进而导致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的后果。     

《西游记》中的“七七”与“九九”

古代文学用“七”与“九”乃至“九九”作为章节、情节联系之数度的并不少见,但是用“七七”之数,特别是以“七七”、“九九”两循环之数错综交互为章节、情节的结构素,却是《西游记》的首创。由于儒释道思想的影响,《西游记》叙事并用“七七”、“九九”之数为度。两者交叉互补,形成《西游记》章回布置与情节结构的数理机制。这一做法虽然主要是古代佛道中人才容易感知寓意,但一经揭明数理,普通读者也不难理解其加强文本叙事层次性、整体性结构的作用。     

论“吴蔡体”

吴激、蔡松年二人的词作,在具体内涵、情感趋向、写作技法、词风等方面有同有异,而异又远远大于同。“吴蔡体”之称的合理性在于,在金代初期那种近乎荒漠化的文化背景中,二人的词作代表了词这种文学体裁在当时的最高成就,反映了一种文学样式的形态,成为一种标志、一种典范,而且与此后“国朝文派”的创作在格调上有所不同,因而就有了“体”的意义。但二人的词作从各方面来说,都是异大于同,故“吴蔡体”之称的合理性与科学性经不起推敲。至少,吴、蔡不是一个整体,二人的作品不是同一风格,似乎也难说是同一类型。     

论明清传奇对《琵琶记》结构范式的接受

《琵琶记》对明清戏曲的理论、创作和舞台表演等方面影响深远,有"曲祖"之誉。从脚色体制和音乐结构两方面分析明清传奇对《琵琶记》结构范式的接受途径,可以看出《琵琶记》在中国戏曲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