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村自治"到"乡自治"——乡村治理体制改革视野下的新农村建设

伴随我国乡村国情的变迁,现行的“乡政村治”的治理体制面临巨大挑战,“撤并乡镇”的治理体制改革模式也深陷困境。构建“县政乡治村派”的新型乡村治理体制,实现从“村自治”到“乡自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民主事业发展的新航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佳治理体制。     

乡政村治格局中乡村关系的矛盾冲突及原因

随着农村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之间的关系即乡村关系在原有深层体制矛盾的作用下其对抗性特征逐步显现,并通过乡村两个层面表现出来。究其原因主要有规范化的制度供给短缺、乡村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扰、国家农村发展战略及其矛盾、乡镇功能的特殊性、村委会双重角色的失衡以及乡政村治拥有资源的不对称性等六个方面。在原因明晰的情况下,如何调适乡村关系并实现其良性互动是当前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     

“乡政村治”格局下的乡村关系探析

"完善村民自治,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1]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础性工作.然而乡村关系处理得好坏直接决定着村民自治能否良性发展.本文通过分析"乡政村治"格局下的乡村关系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征和成因,提出了一些促进乡村关系协调发展的对策.     

“乡政村治”的新课题:良性对接

“乡政”与“村治”的良性对接 ,对于保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但实践中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不易解决的难题。依法治国是解决这一实践难题的基本对策     

协同治理型群众组织与“乡政村治”体制转轨

我国乡村治理中近年来出现的一种由政府积极培育和扶持广泛参与乡村治理事务并且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新型社会组织,对乡村治理体制产生了显著影响。本文以山东新泰平安协会和广东云浮自然村乡贤理事会为案例,分析这种新型社会组织对乡村治理体制的影响。通过对两个案例的归纳发现,二者具有职能上的治理性、组织上的群众性和运作上的协同性三个显著特征,并由此决定了它们既不同于准政府组织,也不同于非政府组织。本文用“协同治理型群众组织”来概括这种社会组织,并且分析认为协同治理型群众组织嵌入到当前乡村治理体制中,搭建了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平台,实现了自治与行政的合理分工与有效衔接,从而推动了“乡政村治”的体制性转轨。     

论"乡政村治"中乡村关系的两种极端走向及调适

“乡政村治”模式在实践中异化村民自治的性质,形成了乡村关系中的诸多复杂矛盾,并向两个极端方向发展:即“附属行政化”和“过度自治化”。据此对这两个极端的现实表现、形成原因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调适意见。     

乡村振兴视野下的村治立法探析

当前我国的村级治理是以"乡政村治"法律模式为基础的,实施村民自治。"乡政村治"立法既符合中国历史形成的村治传统,也切合我国的治理需求。然而,随着国家改革的深入及其社会的快速转型,农村治理出现了乡政介入疲软、农村基层组织涣散、乡村整体衰败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治理难题,国家不断通过人力资源输入、项目资源进村、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强干预等机制,努力推进农村各方面的振兴。这些探索性措施,很多已经发挥出制度引导的正功能,其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加以法律化;而有些可能与现行法律相冲突的,则需要立法加以完善和协调。而完善的路径主要有两条主线,一个是加强村治的党内法规建设,另一个就是完善村级治理的国家立法。     

乡政管理与村民自治衔接的现存问题及对策

现阶段,在村民自治的运作中,还存在着乡政管理与村民自治衔接不当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乡镇政府仍把村委会看成自己推行政令的下属机构;村委会不愿接受乡镇政府的指导。其原因是,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权力范围划分不明确,乡村干部人事制度不完善,国家与集体、个人的具体利益不完全一致。要有效地衔接,应该提高干部对村民自治的认识完善有关村民自治的制度,精减乡镇的机构和人员。     

“乡政”与“村治”的博弈过程及其关系调适

20世纪80年代,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政社合一、高度集权的人民公社解体,乡政村治成为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基本形式,即国家在乡镇设立基层政权,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但不直接具体管理基层社会事务;在乡镇以下的村设立村民自治组织即村民委员会,依法办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村内事务。乡政村治格局的形成,是乡村治理的一种新探索,二者应该形成一种优势互补,在各自管理职责之内,形成推动乡村治理不断前进的良性互动。然而,乡政和村治却形成了一种博弈,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每每产生不协调乃至冲突,阻碍了基层民主的发展和乡村的有效治理。通过分析乡政和村治争取控制和自治的动态过程,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理顺乡政与村治关系。     

论乡镇政府制度创新的理念与切入点

论证了“以人为本”是乡镇行政制度创新的理念,阐述了提高政府效能制度创新的切入点。     

对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作用的一种阐释

该文主要从产权制度出发,认为,中国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中最重要的贡献是培育非国有多元产权制度,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的市场化进程,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并有利于制度的个性激励,形成多样化的制度模式.     

农村城镇化的发展素质与制度创新

城镇化的发展有四个动力要素:基于信息化的城镇功能、基于社会分工的产业基础、基于人口流动的素质、基于二元结构的城镇管理体制,城镇化需要设立一种能为各种要素合理有效利用与耦合的制度,通过机制创新实现城镇化战略管理。中国农村城镇化发展尚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有针对性的制度创新对策。     

加快乡镇政权的组织制度创新巩固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果

农村税费改革取得了预期绩效。如何巩固和扩大改革的成果 ,更令人们关注。在分析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从乡镇政权现状出发 ,认为应从乡镇政权组织制度创新着手 ,才能从根本上确保跳出“黄宗羲定律”。既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简要评价 ,又分析了现行组织制度下乡镇政权的现状 ,最后提出了乡镇政权组织制度创新的政策选择基点。     

现阶段我国农村金融组织创新研究

创新是发展的灵魂。文章认为，当前我国农村金融的创新已经过渡到制度创新阶段。在制度创新体系中，组织创新较业务等其他创新层次更高。要进行组织创新，需要将合作金融机构做成农村金融的主体，加快民间金融的合法化进程，打通民间剩余资金的制度通道，强化监管创新，体现农村金融特色，通过制度建设保证不同监管部门的协调性。     

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从分析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动因入手，着重从三个方面讨论了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路径，即地方政府应履行自己的产权职能，以制度创新促进产权的多元化，并通过产权保护，解决微观主体的动力激励问题；以制度化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制度创新关系；退出市场职能领域，实现制度创新的范式转换。     

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创新

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改变西部民族地区贫穷落后状况的必要措施。西部民族地区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存在的问题也很多。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制度本身的不健全、政策执行不力和目标团体的不配合。强化政府职责并适度引入市场机制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应用信息技术促进政府管理创新

创新理念、人本主义理念、效率理念和服务理念是推动世界各国在政府公共管理中普遍应用信息技术的重要因素。应用信息技术促进政府管理创新,实现跨部门业务与服务的整合,再造行政业务流程,提高行政效能与政府服务质量,是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运动”中信息技术应用与行政改革一体化的集中表现。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家们对政府管理创新与信息技术应用之间的相互影响应进行重新思考,不仅要重视信息技术对于政府公共管理的影响,而且更要重视工业经济时代形成的行政观念、行政理论、行政官僚体制对于信息技术有效发挥作用的障碍。信息技术并不会自动地导致政府公共管理发生深刻的结构变化,信息技术只有在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新的行政理念的支配下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因此,深刻阐述应用信息技术促进政府管理创新的科学内涵、发展目标、应用原则与具体任务,并探究应用信息技术促进政府管理创新的对策建议,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创新的路径变迁

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治理形式，已经得到了普遍的推广，随着实践的发展各种各样的村民自治制度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在总结我国现存村民自治制度利弊、分析村民自治制度变迁的基础上，给出了一种村民自治制度比较的平台，为以后农村基层自治提供制度性的借鉴和参考。     

从外生性走向内生性：农村信贷供给制度的变迁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农村信贷供给制度的变迁历程,认为这一制度变迁完全是由政府推行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它与农村经济主体金融需求相悖,导致了严重的路径依赖;农村内生性金融制度变迁是一个农村经济主体自发选择过程,它能够更好地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因而,从外生性走向内生性是农村信贷供给制度变迁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