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雅"与"崇礼"精神

中国美学尚“雅” ,以“雅”为人格修养和文艺创作的最高境界。“雅”之境是人与自身心、性的构成 ,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在相互对待、相互造就中的构成。“雅”的开端 ,是“作人” ,就价值体系的差异而言 ,“雅”与“俗”的区别首先表现为主流文化与精英审美意识和大众审美意识之间的疏离与对抗 ;从人生美学来看 ,中国古代“尚雅”审美意识的确立 ,与中国文化中的“崇礼”意识分不开。雅俗之争 ,体现了中国人在究天人之际、于天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中 ,对如何确立人的地位 ,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理想、人格的确立、人性的美善、人的自我实现等一系列问题的探讨     

"三个代表"与国家统一及"一国两制"

“三个代表”思想与国家统一及“一国两制”有着必然的联系。“三个代表”思想把握了共产党立党执政的规律、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 ,正确处理治党与兴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关系 ,为实施“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国策提供了前提保障、理论基础和战略依据。     

孔丘论"学"过程初探

孔丘最早对“学”的过程进行了理论阐释，他认为“学”是一个流程，应该分为“博学”，“思”，“习”，“行”四个递进的阶段，这对我们研究教与学的理论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抓好"五个结合",推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三进"工作

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的工作 ,需要抓好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点与面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鼓励与引导相结合、学生学习与成才相结合 ,在校园营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学生头脑的良好氛围。     

"一捆矛盾"的双重解读——林语堂的"变"与"不变"

林语堂的一生经历了政治态度、宗教信仰、书写方式、研究领域等诸多方面的转变。而终生不变的是对自由主义的追求和启蒙精神的坚持、一脉相承的科学精神和矢志不移的审美情怀、人文主义的固守和中国智慧的传播以及殷殷的爱国之心和拳拳的报国之情。“变”与“不变”的交错与互动，正是导致林语堂“一捆矛盾”的根本原因。     

"三个代表"思想的哲学方法论及其"三进"

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宣传与教育中做好“三个代表”思想的“三进”工作 ,首先应当面对和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宣传与教育中本身存在的“三进”问题 ,“三个代表”思想的“三进”为解决问题提供了契机。“三个代表”思想的“三进”:一是要深入挖掘“三个代表”思想所蕴含的哲学方法论 ,解决过去没有真正凸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问题 ;二是要讲清、写清、使学生想清“三个代表”思想的哲学方法论 ,解决过去“进”的不力的问题。研究“三个代表”思想的哲学方法论及其“三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老子以"道"为本的言意观

老子以“道”为本的言意观是道家言意观的基础。他以“道”不可说论为生发的基点,显示了语言不可能与世界亲密无间的倾向。老子认为,意可通于“道”,但言与“道”隔,不得已而用时只能“强为之名”。老子提出“行不言之教”并不是否定言之功用,而是要求运用合道之言,即“希言”、“贵言”和“言有宗”,其实质是“其中有信”。而对形式上的要求则是要运用“善言”,要“无瑕谪”,从而达至用言的最高境界。     

本是同根生:透视"民工潮"与"民工荒"

“民工潮”和“民工荒”是近年来使用频率较高的两个概念。这两种经济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允许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自由流动,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延续下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尚未被消除但某些功能正在弱化。农民工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必然产物。只要城乡二元结构还没有被消除,以及与此相联系,只要农民工还没有被转化为市民,“民工潮”与“民工荒”将长期存在下去。有农民工就必然有“民工湖”与“民工荒”。     

马赫的"感觉要素一元论"与广松涉"意义的所识"

广松涉通过批判地析取马赫哲学“复合感觉要素一元论” ,提出了主体与对象整体性、函数性功能关联的“场”及人们关于物体的概念符号是“共同主观性的意义形象”———“意义的所识”之命题。但马赫哲学在骨子里是主观唯心主义 ,然而它表现出来的却是“什么也是”、“什么也不是”的折衷主义 ,而其所谓关于“物”的“思想的缩约符号”(广松涉称其为与人的知觉及“对象的所与”相联系的“意义的所识”) ,因其失去了由实践到认识、由感性形象认识到抽象思维和理性认识的说明 ,也就难以得到科学的理解与把握。其实 ,这些关于对象世界的概念性称谓 ,只不过是人们在实践及感性认识的基础上通过反复实践、反复认识而形成的人们关于对象世界的一种理性把握的思维形式或观念符号     

本体的追问:从"是者"到"是"

对本体的追问是“人”与生俱来的。从“人”对“天”、“上帝”、“诸神”的膜拜,到对“始基”、“逻各斯”、“理念”、“道”、“理”等的探求,再到对“存在（是）”的贞认,标志着“人”对本体的认识的进步。“人”对本体的认识是由对“是者”的探求而深入到对“是”的贞认的,这也是“人”自科学意识苏醒之后哲学意识的苏醒。“是”显现于“是者”,对“是”的把握是“总有一天会死”的“人”。在持守“思”与“是”同一的境域中,“人”能通过“思”实现对“是”的把握。     

试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辨证关系

法律和道德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两种最主要的手段,法律是外在强制性的约束机制,道德是内在自律性的约束机制,二者相辅相成.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安定团结,必须法治与德治双管齐下.注意防止和纠正对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辨证关系的误解和曲解.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依法治国价值理念的内在统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世纪党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两者宏观上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大业之中.就相互关系而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依法治国价值定位的精神本原和理论基础,依法治国的价值取向始终为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供了动力支持和现实保障,两者的良性互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     

准确把握以德治国方略

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治国方略的两个方面 ,它们之间互为基础 ,功能互补 ,相得益彰。因此 ,要充分发挥德治功能。贯彻以德治国方略 ,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 ,加强道德教育和制度建设 ,突出官德建设 ,努力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试论"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的提出背景和重要意义

江总书记“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 ,是站在新世纪的高度 ,对传统治国理论的扬弃和现实社会的紧密结合而得出的真理性命题。“以德治国”思想是对中外历史治国经验的科学总结 ,符合中国民族特殊心理的国情而提出来的 ,并与传统和外国德治有本质区别 ;“以德治国”思想既是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必然论断 ,也是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求 ,是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要的客观需要。     

文明可以兴邦——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德刑并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当前我国的治国方略,应当坚持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德治的紧密结合.道德建设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社会成员,在治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的德治是完全新型的社会主义德治,既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又继承和发扬了我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优良传统.实施"以德治国"不会影响"依法治国",也不会导向"人治".     

以德治国与思想政治工作

把“以德治国”作为治国方略 ,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撑 ;而坚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又是顺利实现以德治国的极其重要载体 ;在以德治国中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必将为克服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固有缺陷做出积极贡献     

国民党“以党治国”实践失败的原因分析

孙中山主张在训政时期实行"以党治国"。1928年,中国国民党开始做"以党治国"方面的工作。国民党在大陆的"以党治国"实践是失败的,它没有使中国经过党治走上宪治之路。国民党"以党治国"实践的失败,既有军政时期的任务没有完成的客观原因,也有国民党政权制度化水平低、国民党本身和孙中山"以党治国"理论预设方面的主观原因。     

关于依法治国几个问题的思考

法治和民主总是联为一体的,就如专制与人治不可分割一样。我们实行依法治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民主,更好地实现“民治”。依法治国,即是变人治为法治,必须重在管权、重在治官。实行依法治国,关键在于执政党建设。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的执政方式要适时转变。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过程,即是由人治向法治转变的过程。     

试论近代以来中国"法治"思想的历史沿革

近代以来中国“法治”思想经历了由传统“法治”向现代“法治”的转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正式宣布告别人治的历史，今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家国”已成为全党全民的共识。     

关于“以德治国”的若干思考

当前对“以德治国”的理解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错误。“以德治国”根本不同于传统儒家的“德治”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结合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 ,“以德治国”的落实主要在于制度道德的建设 ,而不仅仅限于公民个体道德的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