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私有制的历史地位及其发展诸阶段

在探讨东北古代各族社会陛质中,为区别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我们经常遇到一个争论难解的问题。即当时主要生产者的身份地位问题,及它所反映的所有制的性质问题。在这问题上引起争论的,并非各人使用史料的差异,而是大家在理论认识上的不一致。例如在讨论高句丽社会性质时,引起争论最大的,是当时所谓“民”或“下户”的问题。对于“民”或“下户”占当时人口多数,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意见比较一致,但对他     

试析大对卢的产生及其终结

大对卢作为高句丽政权最高官职的设立是在南北朝末期 ,此前的最高官职是相加 (国相 ) ,① 此后为莫离支。了解大对卢设置的背景和原因及其沿革发展 ,对于研究高句丽晚期政治、经济、军事具有重要意义。在大对卢出现之前 ,高句丽政权曾有过对卢一职 ,是次于相加的一级官吏 ,对卢一职最早出现在《三国志》和《后汉书》中。《三国志·东夷·高句丽传》记载“其国有王 ,其官有相加、对卢、沛者、古雏加、主簿……尊卑各有等级”。《后汉书·东夷·高句丽传》有“其置官有相加、对卢、沛者、古雏大加……”。可见对卢一职此时还不是最高官职。《…     

《后汉书》、《三国志》中《高句丽传》的比较研究

在中国官方正史中第一个为高句丽作传的是陈寿的《三国志》，它是我们研究高句丽前期历史不可替代的文献。《后汉书·高句骊传》（以下骊简作丽）基本上是在《三国志·高句丽传》基础上，结合《后汉书》记史范围，稍加增减而写成的。　将《后汉书·高句丽传》与《三国志·高句丽传》进行认真对比研究后，笔者发现《后汉书·高句丽传》增减之处多有不当。笔者认为找出问题之所在，并对其进行整理分析，这对于高句丽史的研究工作肯定是有益的。由于笔者才疏学浅，不妥之处在所难免，仅以此文求正于专家。一、后汉时高句丽都于何处 《三国志·…     

东夷史前纺织业简论

<正> 周秦汉时期,山东是一个纺织业极为发达的地区,这种发达不是偶然的,它是建立在齐鲁立国之前东夷人的原始纺织业基础上的。本文即就东夷史前纺织业作一简论。(一) 东夷人的原始纺织手工业当从原始人长期穿树叶、树皮、兽皮的漫长实践过程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而逐渐发明产生的。原始的纺织业最早当从最原始的编织业逐步发展而来。     

高句丽太祖王宫考

结合《三国志》所载的宫与伯固的记述 ,和《三国史记》等其它史书的记载进行比较分析 ,认为太祖王宫是遂成之父 ,而不是遂成之兄 ;太祖王之称 ,不是起因于新王朝的建立 ,而是表明高句丽内新王系的开始     

古齐风尚简论

<正> 风尚属于较深的文化层次。主要成因于种族(或人群)为适应环境而采用的生产、生活方式。齐人的祖先是东夷族人,史前期就生息在海岱淮一带。他们身躯高大,面部较宽;尚武好战,喜饮酒歌舞,好蹲踞,尚鸟,以鸟为图腾。公元前十一世纪周灭商,封功臣昆弟,分别在泰山南北建立了鲁齐两个殖民据点式的国     

从“别种”看高句丽族源

“别种”一词的含义,最初是指从原部族中分出后独立发展的子孙后代,称“别种”的部族与基本种之间族源相同。最早使用“别种”一词的正史是《三国志》,称高句丽是夫余别种,证明高句丽从族源上讲当出自夫余。但高句丽族在南下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复杂的民族融合过程,已成为不同于夫余人的新的民族。     

彷徨者的哀痛与归途--评《沧浪之水》

长篇小说<沧浪之水>表现了当代知识分子在转型时期的传统的社会角色转换过程.小说描绘出在市场经济历史语境中,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根基被解构,精神空间被排挤,虚无主义盛行的现实,以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内心挣扎和痛苦.小说以话题的现实和尖锐性,拓展了当代知识分子题材作品的精神深度.     

高句丽之新大王和故国川王考

根据《三国志》、《后汉书》和《三国史记》的相关记载 ,可见新大王伯固是次大王遂成的弟弟 ,在位时间为 1 5年 ;高句丽确实存在过故国川王 ,伊夷谟不是故国川王男武 ,而是山上王延优     

《金瓶梅》成书三阶段说——兼谈《金瓶梅》的作者问题

<正> 《金瓶梅》的成书过程是怎样的?这一问题如同《金瓶梅》的作者是谁一样,至今仍是个谜.这里,我提出《金瓶梅》成书三阶段说,同时谈谈我对《金瓶梅》作者问题的看法,请《金瓶梅》研究专家们和读者们指正.一、《金瓶梅》原是评话,创作者是评书艺人许多持《金瓶梅》创自"大名士"、"大手笔"、"大文人"之手的学者们,大多低估了我国评话艺人在几部优秀长篇小说中的作用.没有众多的有关梁山英雄好汉们的评话,也就不会有《水浒传》;没有《三国志平话》和其它有关三国人物的评话,也就不会有《三国志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