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理学”视域下的“实验主义”——以胡适为中心

随着新文学的发生,自晚明诞生的“反理学”思潮再一次受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关注。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钱穆等近现代思想家都对“反理学”做了诸多评述。作为新文学的领军人物,胡适一生深受“实验主义”思想的影响。其师杜威的言传身教自不必谈,源于晚明的“反理学”思潮,也为胡适的“实验主义”注入了更为深远的能量。胡适认为,晚明“反理学”所提倡的“实用主义”与杜威的“实验主义”颇为相通,除却共有的“实”之思想外,二者都对“终极真理”予以彻底否定。“实用”的主张与“实验”方法相交汇,构成了属于胡适的“实验主义”新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生长的阶段,胡适的“实验主义”具有全新的哲学意味,其“及物性”所指涉的对象,与“反理学”密切相关;而“古——今”“中——西”的“实验主义”渊源,也从侧面昭示了胡适的新文学思想。     

胡适手书溯源与书写定位

胡适写字的启蒙老师是父亲胡传,不仅胡适最初的写字是胡传教的,而且其手写的《学为人诗》《原学》是胡适的启蒙教材。胡适的写字,除了受父亲以及学校的习字课训练影响以外,还受欧阳询和薛稷影响较深,少年时曾临习过《化度寺碑》《信行禅师碑》二帖。胡适在书写上严格地遵循传统知识分子习字的方式训练,具有“童子功”。胡适的字不属于“碑派”,而是“二王”脉络,属于明清知识分子追求的“趣味”风格,典雅、趣味、个性张扬,逾规,“法度”不严。胡适无意书法和书家,但他的书写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胡适称得上是书法家,只是他不是那种充分学习前人而博采众长的书法家,也不是那种书体丰富多样,多变的书法家。胡适的手书以正字为主,但日记和草稿中很多字很潦草,属于自创“草书”。     

有关毛泽东同志早期思想的两个问题

<正> 一九一九年七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右翼代表胡适抛出臭名昭著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以下简称《问题》)一文,公开向马克思主义宣战。八月,共产主义者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给胡适以迎头痛击,开始了一场“问题与主义”的著名论战。这年九月一日,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一个“问题研究会”,并拟定和散发了二份《问题研究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章程》究竟站在哪一方面的立场上?有的同志认为,“问题研究会”是在胡适“影响下”发起成立的,“《章程》的主旨,同胡适的口号完全吻合”;《章程》所列一百四十多个问题,有的“本来就是胡适提出的”,有的与胡适的提法是“一回事”,有的比胡适提得“更具体了”;《章程》提出的“问题之研究     

关于胡适先生的长春之行

近年来胡适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关于胡适先生 192 6年为了庚子赔款事宜去英国 ,途经长春并作短暂停留一事 ,有关胡适的论著及胡适传记、年谱等 ,均未涉及此事。朱文华先生在《“胡适研究”所涉及的学术课题———试为“胡适学”初拟内容框架》一文中特别指出 :“整个‘庚款’问题值得作为一个专门课题作研究 ,胡适在 (192 6～ 192 7年 )这一时期活动所留下的传记资料极少 ,……这方面的资料发掘整理工作也应加强。”①胡适先生晚年回忆“192 6年我以‘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国方面三位委员之一的身份去欧洲公干。那时英国决定退还一部…     

胡适何时投靠国民党政府?——与耿云志先生商榷

胡适何时投靠国民党政府?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耿云志先生在其《胡适研究论稿》中认为“九·一八”事变后到1933年胡适投靠了国民党政府,这个观点很值得商榷。我认为,胡适是在1946年伪“国民大会”后,才投靠国民党政府的.     

胡适其人及胡适研究述评

胡适作为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与陈独秀齐名,时人称之为“陈胡”,是这个运动最有名的代表人物。而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胡适的一生又是相当复杂的。自由主义者在中国的生存境遇颇为艰困,既不容于守成主义,也不容于激进主义。胡适一生便是在这种艰困的境遇中奋斗与挣扎,直到晚年公开拥蒋反共,成为人民中国的反对者,却又并不见容于逃踞台湾一岛的蒋介石独裁政权,最后在海峡两岸的“批判”与“围剿”中完结他悲剧的人生历程。然而,作为致力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学者,胡适可以称得上终生勤奋,著作等身。特别是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文学革命中,胡适更是开路的先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中国文化革命之父”。对胡适的研究,走了一条由学术上“论胡”到政治上“批胡”而重返学术“研胡”的曲折之路。     

“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与“现代化”——胡适“全盘西化”之真义

胡适不是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使用“全盘西化”一词的 ,他的“全盘西化”在理论上不能成立 ;胡适提出“全盘西化”口号的真正意图是“取法乎上 ,仅得其中”的改造中国旧文化的策略 ,他的目的是要创建一个中国本位的“新文化” ;不论是“全盘西化” ,还是“全力现代化”、“充分世界化” ,其内涵都是科学化、技术化、民主化 ,这实际上是胡适朦胧的现代化思想     

论胡适的“文学革命八事”以南社为背景

论胡适的“文学革命八事”以南社为背景沈永宝胡适曾反复强调，他所提出的“文学革命八事”全从中国方面着想，是“就当时文艺状况而言的”。读《胡适留学日记》和《文学改良刍议》，查核《南社丛刻》，不难发现胡适的自白乃由衷之言，而所谓“当时文艺状况”主要指南社的...     

读《闲话胡适》

引言《闲话胡适》,石原皋著。刘海粟给他作序说;“最近在《艺谭》上陆续读到了《闲话胡适》一文,观点正确,叙说朴实简炼,从不同的侧面,再现了胡适的风貌,它引起读书界的重视并非偶然。胡适的亲友健在者无多,能写出这本书的人更是寥若晨星。”此书说“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去研究和分析问题”,“有助于人们认识胡适的真面目。”此书得到好评,发生了广泛的影响。     

胡氏家族与胡开文

徽墨胡开文，是胡适故里上庄的响亮“品牌”，今人谈起徽墨，就会自觉想起胡开文。胡开文纪念馆与胡适故居，是上庄村的两颗“明珠”。胡开文与胡适，同宗共族，血缘一脉。     

论胡适柔弱不争的自由思想

柔弱不争是胡适自由思想的重要因子。胡适深受老子“弱之胜强,弱之胜刚”的思想影响,并缘此而接受了基督教及当时一些人道主义的不抵抗思想。胡适运用柔弱不争的自由思想观察中日关系,在“二十一条”危机和“九一八”事变前期主张对日示弱,反对与日本作战,要以不争为争。胡适柔弱不争的自由思想在现实中的表现是处处示人以柔弱不争,藏起全部锋芒,广交朋友,各式朋友遍天下。胡适形成这种柔弱不争的自由思想,还是特殊的家庭教养的结果。     

余英时论胡适

余英时是当代著名文化思想史家,胡适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中心人物,通过研究余英时对于胡适的评论,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反映余英时的学术思想.余英时在胡适研究中不仅延续了其一贯的“内在理路”分析法,还运用了多元文化史观分析“五四运动”,运用反证法给胡适的博士学位疑案做了“最终判决”,表现出其史学研究方法和文化观的多元性.     

“导师”意识与胡适的文学思想——一个社会学视角的阐释

“导师”意识的萌发直接影响了胡适的自我角色定位,并且造成了胡适文学思想的复杂性,使其文学观悖论性地呈现出“两面”性。一方面,从“导师”的视角出发,他强调文学的“明白清楚”,突出功利性而忽略文学的审美与蕴藉;另一方面,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学者,胡适对于语言问题的敏感使其文学思想具有了自己的个性特征,从而不自觉地完成了现代文学本体的建构。工具自觉与语言实验,构成了胡适文学思想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胡适研究的新探索——读黄书光的《胡适教育思想研究》

近年来,“重新发现胡适”成为胡适研究的一个明显趋势。胡适在哲学、文学、历史研究领域的开风气之功已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可,但对胡适的教育思想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尚不多见。黄书光同志的《胡适教育思想研究》,是胡适研究领域的新探索,值得重视。 摈弃“大批判时代”割裂历史的做法,注重从时代与个人的互动中展开深入论述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在评判胡适多彩的教育实践活动时,作者不只是简单地笼统罗列,而是对胡适教育实践进行时代分期,让历史本身来回答胡适是一个怎样的教育家。阐述胡适任教北京大学的业绩,就十分注重他对当时北大改革贡献的分析,指出:“虽然他们(指蔡元培与胡适)并非毫无意见分歧,如:预科废止问题;但在教育     

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历史观

“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历史观”一文,从胡适实用主义的世界观、庸俗进化论等方面揭露了胡适派唯心论历史观的本质。     

论胡适对中国新文学文体建设的贡献

胡适认为“中国文学有生气的时代多是勇于试验新体裁和新风格的时代”,由此,胡适以西方文学名著为范本在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诸方面提出了中国新文学的文体建设理论体系。胡适文体建设理论的指导思想和批评原则可以用“解放”和“创造”概括。胡适既是中国新文学文体建设的理论倡导者,又是中国新文学文体建设的积极实验者,其对中国新文学文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从文学改良到阵前叛变——剖视“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

一胡适在一九三五年,为了给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十年(一九一七——一九二七年)“作一总审查”,他编了新文学大系的《建设理论集》,在这个《建设理论集》里,共收了五十篇文章,而胡适自己的占了十九篇,这意思就是说:在“五四”文学革命的“理论建设”方面,胡适个人的功绩占了总成绩的五分之二。而且,在这论集的卷首,以胡适自己的自傅“四十自述”中的一章——“逼上梁山”作为文学革命的“历史的引子”,竭力企图使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只是胡适傅记中的一个部分,离开了胡适,就不可能产生文学革命运动。他在“导论”里更用了很大的力量来说服人们相信:胡适的自傅“逼上梁山”一章,“忠实的记载了这个文学革命运动怎样偶然在国外发难的历史”,它用“一些史料来记载一个思想产生的历史”,“这个思想……是许多个别的,个人的傅记所独有的原因合拢来烘逼出来的”。他所以竭尽一切方法来渲染他个人对交学革命运动所起的作用,无非是要使人承认:胡适在这个运动中的“友难”和领导的地位;同时也就是要人承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伟大的革命运动     

胡适儒学观述评

在儒学问题上,胡适的思想具有一种表面反差。一方面,胡适对教化的儒家意识形态作了严厉的批判,并坚决反对任何以儒文化为基石的现代形式的“中体西用”论;另一方面,在一些重要场合特别是在国际论坛上,胡适又多次衷心地赞扬孔子和儒学,认真指出其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真诚希望儒学的自由精神能在人类的将来发扬光大。由于这种反差明显而又强烈,导致当代学者对胡适文化观念的认识大相径庭,出现了结论相反的判断。如林毓生认为,胡适一贯坚持全面反孔的态度,表明他是一位“全面性的反传统主义者”,他在某些场合所表示的对孔子、孟子和朱熹的尊崇,“只不过是东拼西凑的狡辩而已,是为了缓和他早期学说所受的压力”而“作出的修正”。而唐德刚认为,胡适对孔门儒学的肯定,表明他“骨子里是一位理学家”,是“儒家现代期”的“最后一人”。更多的人则倾向于认为胡适是一位“反孔非儒”的文化自由主义人士。 本文认为,胡适思想的表面反差,其实是对既定的思想文化观念变革的复杂性的反映,就其实质而言,它除了表明胡适对儒学的辩证分析的态度外,几乎没有别的意思。为了全面而又准确地认识胡适的儒学观,继而通过儒学观去把握他的中西文化观念,就应当通过其思想言论去寻找贯穿其中的基本线索。正如胡适自己所言:“思想是     

从对宋代文化的研究看胡适的传统文化观

胡适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学者 ,长期以来 ,胡适一直被视为“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 ,而胡适本人 ,则喜欢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来概括自己所从事的活动。那么 ,胡适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呢 ?他所指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含义又是什么 ?对这些问题的解答 ,使我们有必要关注胡适对宋代文化的研究 ,这不但能使我们了解胡适对传统文化的看法 ,而且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加深对胡适思想的理解。1　　与对先秦、清代的研究相比 ,胡适对宋代文化的研究不是很多 ,但他对宋代文化在中国历史上…     

胡适与中国传统文化

运用精神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胡适思想中，始终存在着一种“中国文化情结”。这种中国文化情结不仅与其少年时期接受的传统教育有关，而且为他后来“反叛”传统、走上“全盘西化”道路提供了“内驱力”。但胡适的这种“全盘西化”只是一种学术主张甚至于意识形态，并不代表其具体的学术实践。终其一生，胡适的学术思想与其说是“全盘西化”，毋宁说是“西方学术的本土化”更为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