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小说中人与异类的婚恋遇合及其文化折射

唐代小说中的人与异类的性爱主动角色的变化,反映了唐代男子对性欲的自觉追求,也就是男人好色的明显表现.同时,人与异类的婚恋遇合有着更多的世俗化的倾向,折射出唐代文人的婚恋观念,间接反映了文人与妓女的性恋现象.     

人与异类婚恋故事的情节结构分析——兼谈人仙恋与人妖恋情节之异同

中国古代小说和民间故事中,经常出现人与异类婚恋,特别是凡间男子与异类女子婚恋的故事情节。所谓异类,乃是相对于人类而言的,在现实视野中指动物、植物等,在神话视野中则指神仙鬼怪等观念性对象。论文在结构分析的基础上,把人与异类婚恋分为人仙恋和人妖恋两种,并探讨二者的异同。     

《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异类婚恋作品

异类婚恋指人和禽兽神鬼之间的婚恋,从题材上可以分为人神婚恋、人鬼婚恋、人妖婚恋三类,从主题上可以分为艳遇类和惩戒类两类。《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异类婚恋故事大部分是人妖婚恋题材,主题绝大部分是惩戒类。因为《聊斋志异》中的异类婚恋故事绝大部分是艳遇类,纪昀对此深感不满,所以创作《阅微草堂笔记》以反其道而行之。     

魏晋南北朝志怪中的超现实婚恋遇合的表现形态及其意蕴

人与异类超现实婚恋遇合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与先秦诗赋里的人神恋相比,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超现实婚恋遇合的表现形态发生了根本变化,异类形象直接显现,并与人间男子(或女子)发生性爱纠葛,异类女性具有美丽的外形,在性爱上表现出积极主动。这种表现形态的变化折射出世俗社会男人的好色和性幻想。     

异类姻缘寻常世相——宋代志怪传奇异类姻缘故事的文化解读

描写人与异类之间的婚恋,在宋代志怪传奇中颇为常见。作为一种特异的婚恋现象,这些异类姻缘故事较为强烈地折射出两宋时期人们的世俗婚恋样态和理想,以及女性悲剧、文士游狎等寻常人生世相,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蕴涵。     

汉代思妇诗与汉代社会的互现

汉代思妇诗是汉代社会的反映,它与汉代力役、兵役、游学、游宦制度、汉代女性的婚恋与守节,以及汉代文人尤其是东汉文人的婚恋思想密切相关,呈现出丰厚深挚文化的特质。     

从唐传奇看唐代女性婚恋观

唐传奇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多层次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存状态、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尤其真实再现了唐代社会女性的婚恋情况。与开放的社会风气相适应,唐代女性的婚恋观亦显示出强烈的时代特色而呈现出独特的魅力     

唐代商业城市与文学商业化——以白居易、温庭筠参与文学商业化为例

从唐代城市商业的发展与繁荣出发,分析了唐代文学商业化现象。唐代城市的商业性主要体现在"坊—市"经营空间的打破、商业经营时间的突破两个方面;文学商业化反映在唐代文人逐渐融入市民阶层,作品内容渐渐贴近俗下,文学审美趣味开始朝着满足市民需求方向转变等方面。以白居易和温庭筠为研究个案,论述了文人主动进行文学商业化的探索与实践。提出唐代城市商业的发展推进文学商业化、白居易等文人引领了这一文学发展潮流的观点。     

论六朝志怪小说婚恋故事的分离原则

六朝志怪小说婚恋故事的一个情节要素就是“分离原则”,即人与异类之间的婚恋关系大多以分离告终。这种情节模式的产生有一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心理原因,从发生学角度可以联想到上古高裸祭典的仪式性限制,从社会心理角度体现了乱世中人理想幻梦的破灭。此外,分离原则也与个体本能的安全需要以及神话传说中的禁忌母题有关。     

《太平广记》所见唐代妇女的婚恋生活

《太平广记》记载有大量反映唐代妇女生活状况的史料,对认识和探讨唐代妇女婚恋、家庭生活及社会活动、社会地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唐代妇女具有“择偶的自由”、“妇女不重贞操”、“男嫁女娶与妒妇惧内”等特点,充分反映出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确实有较大幅度提高。     

古代狐狸描写的婚恋文化意义

中国古代的狐狸描写受到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伴随着文人强烈婚恋幻想意识的注入,狐狸描写中展现出鲜明的婚恋文化意义,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婚恋描写的重要内容。一是婚恋理想的梦幻实现方式,是文人生命价值与社会伦理道德矛盾的产物,是心理学中快乐原则指导下的创作。二是婚恋丑行的教化惩戒作用,是文人对婚恋梦幻实现的恐惧和伦理道德说教的产物,是心理学中现实原则指导下的创作。     

干谒与唐代诗人心态

荐举是唐代相对于科举人仕的另一条求仕之道，唐代文人要想通过荐举之路走上仕途必然要行干谒之事，文章旨在通过列举大量的实例，引证一些历史资料，对有用世热情的唐代文人在行干谒之事的种种心态作出分析。     

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和唐代的诗人们——阿倍仲麻吕和王维

阿倍仲麻吕是唐朝时期的日本遣唐留学生,是中日古代文化交流中的一个特殊人物;王维是中国唐代的著名诗人与官僚。从有关的诗文可以考察到其两人交往的史实与友谊。阿倍仲麻吕与王维的交往是其与唐代文人交流的一个重要部分和证明,反映了唐朝时期中国文化向外输出的多种形式及其意义。     

唐代文人旅游研究

旅游作为唐代文人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是与唐代科举取士、自由开放思想、经济繁荣的政治经济环境及唐代文人积极上进的入世情怀密切相关的.唐代文人不论是壮游、隐游还是宦游,都充分展示着他们心系社稷、自由豪放、蔑视权贵、傲岸不羁、讴歌自然、以游抒志的强烈的时代特征.同时唐代文人在旅游活动中对后世旅游资源开发、传承民族文化、促进旅游业发展等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     

翩然走来的精灵——从“异类”解读《聊斋志异》的生态意识

《聊斋志异》对于"异类"内在价值的尊重与欣赏,是作者蒲松龄天然的生态意识的流露。倘以现代生态主义理论论之,其生态意识体现在三个方面:体现了生物的多样性;反映了人与异类和谐正常的关系;肯定了异类的自在价值。     

唐传奇的言情模式与唐代士人的婚恋观念

唐传奇言情模式主要有两种：一为士人与身份微贱的女子的恋爱，一为士人与神女的艳遇。它反映唐代士人面对两性关系渴望浪漫爱情时，普遍存有一种冶游心态，而婚姻观念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门阎意识的影响。这种复杂婚恋心态的形成根源主要有两个：一是美感意识、世俗欲望在唐代的全面复苏；二是魏晋六朝社会制度和等级观念的持续影响。     

唐代文人的入仕途径

唐代科举制度的形成具有打破贵族世袭，任用贤才，唯德是用的观念，成为文人入仕的重要途径。科举制度给唐代整个文人阶层参与政治的方式、程度及其对文人自身命运带来的影响都是十分重大的。唐代文人入仕的其他途径还有荐举、征辟、入幕等，当然，也有门荫入仕的文人。     

论干谒之风与唐代文学的新变

唐代文学的新变与当时盛行的文人干谒风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唐代文学昂扬进取的情感基调、文人群体的壮大和文学素养的提升、文体的全面繁荣，以及一代文学内部的文体文风变革、文学创作风格和审美趣味的变化等等，无一不与唐代文人所依赖和热衷的干谒活动发生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唐代文人的“言谏”与“诗谏”

“言谏”和“诗谏”是代表知识阶层的唐代文人群体参与政治的两种形式。唐代文人或出于职司言责、或仅凭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而直言极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唐代政治的清明和社会的进步，并直接促成了唐代帝王在某些历史阶段“从谏如流”局面的形成。唐诗具有针砭时弊、抨击社会阴暗面的强烈政治色彩，因此，唐诗也就具备了诗谏的特色。文人是诗谏队伍的主体，诗谏的内容涉及唐代政治、经济、军事等有关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诗谏这种形式也与唐代相始终。     

唐代民歌“竹枝”与文人竹枝词

文人竹枝词源于民歌“竹枝”。唐代是民歌“竹枝”的盛行时期，从唐代诗人的诗歌中可以窥见其大致风貌。在民歌“竹枝”的启发影响下，唐代文人竹枝词得以兴起，且无论在题材内容还是形式风格上，都体现出浓郁的民歌特色。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融进了文人诗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