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之"比、兴"与春秋"赋诗、引诗"关系考察

作为<诗经>艺术表现手法的"比、兴"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作诗方面的"比、兴",一是用诗方面的"比、兴".该文着重研究的是<诗经>用诗方面的"比、兴"与古代典籍中"赋诗"、"引诗"之间有何逻辑关系.古代的"赋诗"、"引诗",虽不少是断章取义,但其基本意思不能完全脱离<诗经>本义.这些"赋诗"、"引诗"的传统不但可以证实当时人们多么重视<诗经>,而且从联想、想象的立场来看,"赋诗"、"引诗"本身就反映了"比、兴"之特性.由此而论,"赋诗"、"引诗"可以说是先秦对<诗经>之"比、兴"研究的一种引申和发展.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就可以理解春秋时代的人们早已借以"赋诗、引诗"的形式广泛地运用了<诗经>.     

从《水浒传》到《金瓶梅》--试论西门庆形象的衍变

本文通过<水浒传>、<金瓶梅>的西门庆形象比较,认为在<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形象体现了作者对时代生活的深刻认识以及对人类生命欲望的关注、思考.西门庆形象的衍变代表着一种新的认识角度,扩大了传统小说的表现内涵.     

鲁迅的创作心态与

<野草>是鲁迅作品世界中最具魅力最难解读的作品.<野草>是鲁迅写自己的,也是写给自己看的书,它忠实地记录了中国人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痛苦的灵魂挣扎.<野草>是客观情势的变化在作者内心的反映,它是作者创作心态大的变化期的独特的艺术结晶.它的产生昭示了一种超越文体学的文学现象,它代表着一种新的美学精神;它是新的艺术形式对新的心理经验和审美空间的召唤,是世界从艺术上对人类新的融化.     

论中国古代人情小说的发展流变

<金瓶梅>出现之后,中国的人情小说在向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直接受<金瓶梅>影响而产生的一批"淫书",另一个方向是作为<金瓶梅>及其末流的反动而出现的才子佳人小说.而<红楼梦>则是在批判二者的基础上述到的更高层次的综合.从主题、人物设置与描写到结构,<红楼梦>是经过才子佳人小说冲刷过的<金瓶梅>.而且兴起于勾栏瓦舍中的小说从此才与空灵妙悟的高雅诗文传统合流.     

《金瓶梅》作者考证的重要线索与途径--二十年来《金瓶梅》作者考证之检讨

本文认真全面地总结了二十年来<金瓶梅>作者考证的经验教训,提出了<金瓶梅>作者考证的重要线索、途径和应注意的问题,并主张在中青年学者的学术研究中倡导一下"汉学精神.     

唐宋词"第一调"中"第一人"--论苏轼《浣溪沙》的创作成就

<浣溪沙>是唐宋词坛上使用频率最高的"第一调",苏轼则是<浣溪沙>创作数量最多的"第一人".在<浣溪沙>的创作中,苏轼不仅突破了传统的"艳科"格局,拓展了题材内容的表现范围,提升了词体文学抒情言志的艺术品格,而且在形式体制的运用、人物形象的刻画、语言艺术的表现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创新.透过<浣溪沙>这一词调的创作,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苏轼对宋词的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论《金瓶梅词话》的趋向动饲

近代是趋向动词的发展时期,现代汉语的趋向动词,就是对以<金瓶梅词话>等为代表的近代汉语趋向动词的继承和发展;<金瓶梅词话>的双音节趋向动词,其与宾语搭配的多样性,突出地显示了它的时代特点和与现代汉语的传承关系.     

《诗经》意象论

<诗经>意象在观念内容上可以划分为原始兴象、比德意象和审美意象.这三种意象既代表了<诗经>意象在观念内容上的历时发展,也构成了<诗经>意象在观念内容方面的共时结构.<诗经>意象在艺术表现上可以划分为描述型、比喻型和象征型三大类.这三类意象鼎足而立,各自具有艺术表现的功能和特色,又密切配合,相辅相成地建构出一篇篇富于艺术表现力的诗作.     

从传奇到写实--《金瓶梅》小说观念的历史性突破

<金瓶梅>的出现,标志着古代小说的发展已从传奇走向写实.作品把现实丑引进小说世界,在对丑的审美过程中将生活丑升华为艺术美;运用情境化和情理化描写,促使性格形态由传奇化典型向生活化典型迈进;采用"家庭-社会"型叙事模式和纵横组合叙事笔法,拓展小说描绘空间,这些艺术创新,引发了小说观念的深刻变革.     

别具深意的痛史《金瓶梅》

<金瓶梅>问世后,先有沈德符等对它大加抨击,说它明惩暗劝,实为淫书;淫书说寿终正寝,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劝世、戒世之作的观点却颇为流行.其实<金瓶梅>是一部哀书或痛史,它展现的是那极端黑暗、腐朽时代的人物的扭曲史,正如何满子所说,书中人物的离奇言行更多应看作是人物找不到正常出路的变态的发泄,使人们品味出更多更深刻的悲剧内涵.     

《续金瓶梅》的人物塑造艺术

作为《金瓶梅》主要续书的《续金瓶梅》 ,其价值不能用“狗尾续貂”一笔抹杀 ,在思想和艺术上 ,续书都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对于其思想价值 ,前人已有论述。在艺术上 ,它同样有其独到之处。表现在人物塑造上 ,《续金瓶梅》在借鉴《金瓶梅》手法的同时又有自己的加工创造。这都是我们在研究续书时应该注意的。     

《金瓶梅》早期抄本流传与陶望龄

在《金瓶梅》作者“徐渭说”中,陶望龄是个关键人物,但陶望龄和《金瓶梅》之间的直接资料几乎没有,只有通过研究《金瓶梅》抄本收藏者和陶望龄的交往,才能找到陶望龄和《金瓶梅》早期传抄的关系。文章在潘承玉《金瓶梅新证》的基础上,通过追寻陶望龄和徐阶、王肯堂、文在兹的关系,探讨陶望龄作为《金瓶梅》早期抄本流传中作为非作者总源头的可能性。     

《金瓶梅词话》中可以破解出来的明代历史人物

《金瓶梅词话》借宋写明 ,重点当然是明。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和艺术的需要 ,作者除使用80多个明代真实历史人物外 ,还以独特的艺术手法将明代正德、嘉靖时期约 2 0 0个左右的真实历史人物稍加变化 ,隐含到作品中去 ,以表明作者的创作意图。这样的人物是可以破解出来的。     

脂批“深得《金瓶》壶奥”条辨析

脂批中“深得《金瓶》壹奥”条，甲戌本作“写个个皆知”和庚辰本作“写个个皆到”的差异，是脂砚斋和畸笏叟在不同的认知和思考下形成的：“写个个皆知”是脂砚斋对曹雪芹删去的“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一节的响应；而“写个个皆到”则是畸笏叟主导《红楼梦》批点之后，按照自己的理解和喜好，对原有脂批作出的调整和修改。脂批所认为的“《金瓶》壹奥”是指“全无安逸之笔”而言，是对世情小说的叙事手法细腻性特点的体察。     

以现代意识激活古代经典文本—有感于第六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而发

源远流长的中国朴学考据传统与西方理性主义实证哲学衍生之科学研究方法论相嫁接,导致了近现代及当下《金瓶梅》研究领域自始至终贯穿着“做学问”的执拗和韧性,研究者们在作者、本事、版本、器物等实体的考证上下了极大的工夫,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当然是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应有之义,其“根基”地位无以撼动。不过当其一旦成为“金学”畛域的主流形态和基本范式,则客观上于无形中忽略或挤压了《金瓶梅》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更为重要的另一维度或空间—围绕作品展开文本的、艺术的、审美的阐释与开掘—乃至最终遂成作品先在之意义建构与价值追问!鉴于这一审美勘探及价值追索的长期失语,目前《金瓶梅》研究似已走入了“该说的话行将道尽,给人难乎为继的感觉”之“瓶颈”。然而倘能以现代意识激活古代经典文本,审美及价值“现场重建”,透显作品意义旨归,那么《金瓶梅》研究则有望洞天别开,展现一个崭新天地。     

《金瓶梅》中的人物之死与“性”——兼及小说的定性问题

以西门庆为主角的《金瓶梅》,书中用百分之七八十的篇幅写了他与众多人的鬼混;又写到了近三十个人物的死亡,而占死掉总数百分之九十的人物的死因,也与性事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这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样一部以"性"为其主体内容和题材特征之小说的定性问题。《金瓶梅》到底是一部什么性质的小说?这本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而往往,基础性的问题却并不是简单和易于解答的问题。     

绣像本与词话本《金瓶梅》回目名称比较谈

绣像本与词话本《金瓶梅》文本有着不尽相同的情节设置与思想内涵,这种不同直观地反映在两大版本各不相类的回目之中,其回目所体现的小说人物形象、小说叙事角度及作者的叙事观点与审美旨趣皆大相径庭。这一问题值得深入探究。此外,借助数字为回目做标记的方法对这些回目的异同频度进行数理分析,也可以使读者更便宜地体察其相异情况和原因,从而在对《金瓶梅》的两大版本进行分析的时候,作出更为明晰的判断。     

人生永恒的真诀——《禅真逸史》

《禅真逸史》作为《金瓶梅》之后诞生的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其性质归类虽多有歧异,但其核心主旨却在借南北朝后期至隋唐之际的社会背景,以虚拟化的手法,曲折反映作者对理想人生的独特见解。主角人物林时茂由儒及佛、由佛及道、再由道而儒、儒而佛道,其经历的人生四个历程,恰构成中国传统封建知识分子一个完整的生命追求历程和心灵演变史。书中对杜伏威、薛举、张善相三个历史人物的改塑,既是服务于作者这一思想理念,更与作者有意融合《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大奇书为一体的创作风格密切相关。其世情描摹的生动真切,更使其书在艺术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将《金瓶梅》研究推向新的层面——第七届（清河）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闭幕词

将《金瓶梅》研究推向新的层面,应当成为全体金学同仁的首要议题。要扩大与加强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工作人员队伍。要吸引更多的青年学者参加到金学队伍中来。要培育新的研究视角,熔锻新的研究方法,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要大力发展《金瓶梅》文化与传播的研究和宣传。     

崇祯本《金瓶梅》的评改者为汤显祖考论

崇祯本《金瓶梅》的评改者当下主要有李渔和冯梦龙两说,然“李渔说”明显不合理,“冯梦龙说”又没有提出证据,故在学界响应极少,反对的意见却很多。笔者最近从明代关于“汤显祖赏《金瓶梅词话》”、汤显祖与《金瓶梅》的关系以及崇祯本评语中的“情”与汤显祖的“至情”说相当接近等几个方面发现,崇祯本的评改者极可能为汤显祖。并认为崇祯本《金瓶梅》底本是万历本的抄本而非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