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精神与美学追求的和谐统一——论“九叶”诗人的艺术创造

一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中期,在西方文学艺术养分和中国古代诗歌艺术传统的双重影响下,以戴望舒为代表的新诗现代主义艺术潮流,既迎来了一个丰收的季节,同时也走过了由极盛的颠峰到衰微的历程。但是,三十年代新诗现代主义潮流的衰微,并不等于新诗现代艺术方法的消逝。到了四十年代,曾一度衰微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又由于时代精神与美学追求的逐步和谐统一,终于产生了由个别诗人的探求,发展为群体崛起的景观。这就是从冯至的《十四行集》到“九叶”诗派为代表的新现代主义诗歌的诞生和创造。1947至1948年前后,一批有影响的青年诗人围绕、聚集在上海的《诗创造》和《中国新诗》杂志周围。这支队伍包括西南联大的学院诗人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以及先后     

论诗人苏金伞的艺术道路

苏金伞的艺术道路是两头高,中间洼。他二十年代开始写诗,三十年代日臻成熟,四十年代出现第一个高峰。五十、六十、七十年代的三十年时间,作品大多是对生活的客观摹写,出现了艺术的衰退期。到了八十年代,尤其是一九八一年,老诗人的作品感情力量虽然不及四十年代,但在艺术上有了新的突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苏金伞的创作和中国新诗思潮的节奏相一致,因此,我们认识苏金伞的艺术道路对于深入认识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以及新诗在艺术上的发展方向都有意义。     

后新诗潮和怀疑主义

后新诗潮是相对于新诗潮而言的一个称谓。新诗潮包括“朦胧诗”及其外围写作。后新诗潮分成８０年代中后期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和９０年代的个人化写作两个阶段。从新诗潮到９０年代的后新诗潮,贯穿有一条怀疑主义的脉络。随着怀疑主义的启动和逻辑发展,由于写作者在不...     

歌词对当代新诗的启示与救赎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与歌词越来越走向分离。此后,虽然新诗在80年代获得了一定的繁荣,但从90年代开始逐渐无人问津。相反,歌词却乘着音乐的翅膀翱翔,并与时代一同前进。因此,当代新诗要走出困境,必须在歌词的时代性、民族性、音乐性、意象性等方面获取有益的启示。     

实现的与期待的

从１９４９年到现在,是中国新诗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新诗在这个特殊阶段里,已经有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发展。中国新诗从此经历了充满痛苦的、极其曲折而又极富戏剧性的进程。作为一个完整的阶段,中国新诗历史的后５０年,既是五四新诗传统的继续和延伸,又是具有巨大变异性的独特的阶段。正是由于它有过对于新诗传统的大面积的改写,因此,随之而来的匡正,却也为新诗历史打开了新的篇章。异变造成了贫乏,而挫折却酝酿着丰富。从５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末,中国新诗这长达半个世纪的艰难行进,谱写了这一阶段诗歌的既贫乏又丰富的历史。诞生…     

从外在参照到内生血肉——百年新诗视野中的歌谣资源

歌谣作为一种写作资源,在新诗百年发展史的不同阶段起到不同的作用.从早期新诗对歌谣的简单仿写,到1950年代中期新诗对歌谣的征用,再到当下诗歌写作对歌谣的内化处理,歌谣和新诗的关系得到不同角度的呈现.     

建国三十年新诗漫评

从“五四”算起,我国的新诗迄今已有六十年的历史。目前,许多同志看到了新诗的发展和革命形势不相适应的落后状态。林彪、“四人帮”这伙乱臣贼子,既破坏物质生产,又摧残精神生产,造成了多年来新诗作品的贫乏。建国三十年的诗歌战线,同我国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相联系,经历了艰苦曲折的道路。为了使新诗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进军中谱出雄壮的乐曲,唱出时代的最强音,有必要实事求是地总结近三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坚持向前看,坚持新诗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按照艺术规律办事相统一的原则,勇于攀登,立足创造。本文着重想在这方面作一些探讨与辨正。     

巴人的诗论

巴人在从事新诗创作的同时,也坚持从事新诗理论批评工作。二十年代后期,他刚开始从事理论批评,就写下了《新诗漫谈》;三十年代,他写下了带有新诗史略性质的长篇论文《新诗的踪迹与其出路》;五十年代后期,他写下了《也谈徐志摩的诗》、《争论之外》等参与当代诗坛争鸣的文章。综观巴人一生的诗歌理论批评文章,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对诗歌的本质、新诗的语言、形式、风格以及新诗史等理论问题,都发表了独特的见解。 巴人论诗,注重诗意与诗的意境的创造。他在《新诗漫谈》一文中曾批评二十年代中后期新月诗派注重新诗的格律而“把新诗的灵魂——诗意——撇开一边,把新诗的衣服拼命讲究。”与此同时,他称赞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云雀》“诗意丰富”。在更多的场合,巴人更注重诗歌意境的创造。1959年,在《争论之外》一文中,他指出:“做诗就得有‘诗的意境’”。可见,巴人是将创造意境视为诗歌创作的核心问题的。     

论1920年代新诗的国家主题

“国家主题”主要涉及文学主题、题材、意象等多方面内容,并可以以类型化、个性化、动态的视野把握文学与历史、文化、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从文学史的角度上说,1920年代新诗的国家主题由于新诗体制初创,经历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而更具典型意义.在充分联系时代语境的前提下,从郭沫若的创作及其“典型化”、“爱国诗”及其现代伦理意识、“五卅运动”的分界线与“国家主题”的发展、“革命诗歌”的“国家主题”四个主要方面研讨“国家主题”在这一时期新诗中的表现及内涵,可以在重绘1920年代新诗图谱的过程中,为中国新诗的国家主题研究提供参考个案.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的语言探析

语言问题一直是困扰新诗写作的一个症结。这一话题对于文化转型、纯文学普遍失势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的生存与发展尤显重要。在相继梳理有关20世纪90年代中国新诗语言问题的几方面内容之后,从世纪之交诗坛关于传统、语言资源等论争角度,涉及21世纪初诗歌的语言问题,不仅贯通了近20年来中国新诗的历史;同时,也使这一问题在跨世纪的过程中,完成了历史的延伸和自身的反思。     

论1940年代新诗的国家主题

“国家主题”主要涉及文学主题、题材、意象等多方面内容,并可以以类型化、个性化、动态的视野把握文学与历史、文化、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从文学史的角度上说,1940年代新诗的国家主题由于社会、政治、文化而具有自身的独特性.本文在充分联系时代语境的前提下,从五个主要方面研讨“国家主题”在这一时期新诗中的呈现,在重绘1940年代新诗图谱的过程中,为中国新诗的国家主题研究提供参考.     

论"新诗人"身份的合法化

“新诗人”的身份合法化问题是谈论早期新诗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认为,从《尝试集》到《女神》,从胡适到郭沫若,“新诗人”的文化身份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即从主要作为一个启蒙者的角色转变为主要作为一个创造者的角色。     

新诗的现代品格

“现代性”是个内涵复杂的西方概念,它首先是一种时间观念,其次成为一个价值观念。表现在文学上,就是文学品格上的现代性,即审美现代性,可以称为“现代品格”。中国新诗运动初期,主张同旧诗划清界限,体现了时间观念上的现代性标准。到20年代中期后,诗人们开始注意新诗的现代品格问题。新诗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时期是30年代前中期、40年代中后期和80年代。新诗的现代品格是个混合体,大体概括就是现代情绪(涉及新诗的内质)、现代思维(涉及新诗的技巧)和现代语言(涉及表达的工具)。     

选本与新诗历史发展关系研究之路径

新诗诞生不久,辑录新诗作品的选本就出现了,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不同类型的选本以自己的方式推进了新诗发展,参与了新诗历史的建构,但长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未受到重视。本文认为,选本与新诗发展关系研究的路径主要有三,一是统计研究不同时期的选本辑录诗人诗作的情况,二是分析不同选本引领新诗历史走向之特征,三是考察研究选本如何参与塑造经典诗人、诗作的情况。通过选本与新诗历史关系的研究,可以推进对新诗发展史的认识。     

歌谣性质讨论与新诗现代性追求的实践意义(1917-1937)

歌谣学研究伴随新诗同时起步,中国新诗的现代性追求是在文学化与社会化,欧化与民间化交替的过程中,逐步走向自我完善的.20年代,歌谣学运动本着建设新文学的目的,认为歌谣是诗,是新诗可资借鉴的民间资源.30年代,新诗大众化推动歌谣学运动再次兴起,促使业已取得了独立诗学地位的自由主义诗派不得不从诗歌本体角度捍卫新诗的价值.两次歌谣性质讨论也进一步促进了新诗的自我发展和完善,新诗实践也证明了新诗歌谣化之不可能.     

八十年代香港新诗述评

作为华文诗歌一种的香港新诗从20世纪50年代“反共复国”的滥情、呐喊,到60年代迈向内心探索,70年代本土意识确立,再到80年代本土诗意识进一步深化和高扬,后现代主义诗作开始出现,香港成了两岸甚至中西诗脉贯通的桥梁,以及“九七诗”体现的彷徨怀疑情绪,有更多的作者关心祖国和民族的命运,抒写中国的历史文化,为大时代的变化作见证,说明香港新诗道路越走越宽广,香港诗人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比以往更为重大。     

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重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古今维度

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中西维度长期受到推崇,古今维度则有所偏废。新时期以来,林毓生、李泽厚、陈平原等海内外学人明确倡导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研究,这是重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古今维度的必由之路。以百年来现代中国各体文学创作而言,小说和散文在创造性地转化中国文学传统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更高,而新诗因与古典诗词时相对抗而成就有所不足,话剧因与中国戏曲传统断裂而尚未真正地民族化。现代中国小说在第一个三十年里主要致力于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抒情传统或言志传统以及中国文言小说或文人小说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及至第二个三十年转而主要致力于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载道传统和中国古代白话通俗小说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而到了第三个三十年里,在回归言志传统的前提下,小说文体创化愈益复杂。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那么90年代以后则集中出现了转向明清文人世情写实长篇小说叙事传统的倾向,由此成就了贾平凹的沉郁型、莫言的狂放型、刘震云的拧巴型、王安忆的分析型等四种闲聊体叙事形态。现代中国白话散文在第一个三十年里偏重于对中国古代言志派"古文"传统的转化,而在第二个三十年里偏重于对中国古代载道派"辞赋"传统的吸纳,到了第三个三十年里出现了多元趋势:除了言志派美文和言志派杂文相继复兴之外,又涌现了言志派辞赋体"大散文"新形态。中国新诗在第一个三十年里主要是创造性地转化了中国古典诗词的言志传统、自由体传统和高雅文人传统,而在第二个三十年里转向了对中国古典诗词的载道传统、格律体传统和通俗民间传统的转化,及至第三个三十年里,中国新诗主潮又重新返回了言志传统、自由体传统和高雅文人传统,所谓"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两大诗潮其实貌离神合。     

徐青甫的物本币末论

三十和四十年代,徐青甫都提出了自己的货币理论。三十年代初,他提出了经济革命救国论,主张从改革金融币制入手,改革的具体设想是实行虚粮本位制。这方面的理论我已另文叙述。本文仅讨论他在四十年代提出的物本币末论。     

1990年代诗歌叙事诗学的"综合性"

转型时期的1990年代诗坛迫切需要寻求新的诗学话语,以抵抗新诗自身所依傍的以"朦胧诗"为代表的话语惰性,以及重新思索如何在边缘的立场之中重新建立新诗的自信.新诗在1990年代重新开启了叙事的探索,"叙事性"应运而生,它本质上倡导一种综合与包容的诗学,打破诗与非诗之间的"二元对立"逻辑惯性,寻求新的对话与关联.文章聚焦于1990年代诗歌叙事诗学所具有的"综合性"特征,围绕文体互渗及美学风格方面进行阐析,并探讨"叙事性"如何实现了诗歌从单一型向综合型诗学话语形态的展开.     

胡适在新诗发展中的贡献与局限性

胡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诗界革命领袖",具有开一代诗风之功。胡适又是从旧的传统文化里脱胎的,无论是他的新诗理论,还是创作实践都自然地折射出了中国新诗从诞生、发展到成熟过程中的种种复杂性和矛盾性。从诗的内容、语言和体裁等几个方面探讨胡适在新诗发展中的贡献及其历史局限性也就有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