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红学”:解读、反思与展望(上)

20世纪的“红学” ,与“莎学”、“浮学”一样 ,在世界美学史上具有独特地位与价值。从胡适“红学”范式开始 ,便延续着反 1 2 0回的《红楼梦》的基本思想。“红学”的真正意义 ,应以主题学为骨干 ,涵盖作者学与版本学。曹雪芹是 1 2 0回《红楼梦》的真正作者。高鹗续书说不能成立。王国维的“红学”范式 ,是新红学的创始模式。美学批评学、文艺心理学、史学索隐学、文学考证学等学问为“红学”的研究拓展了无限的空间 ,形成了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繁荣显学文化。《红楼梦》从“真事隐去”说 ,说是南京梦 ;从“假语村言”说 ,即是北京梦。 2 1世纪的红学 ,不是反对《红楼梦》 ,而是支持《红楼梦》的     

胡适的“科学方法论”刍议

诚如余英时先生所论:“胡适思想中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化约论〈reductionism〉的倾向,他把一切学术思想以至整个文化都化约为方法。”“他所重视的永远是一家或一派学术、思想背后的方法、态度和精神,而不是其实际内容。”[1]由此可见,方法论在胡适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胡适的“科学方法论”思想正是其方法论的集中体现。长     

“反理学”视域下的“实验主义”——以胡适为中心

随着新文学的发生,自晚明诞生的“反理学”思潮再一次受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关注。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钱穆等近现代思想家都对“反理学”做了诸多评述。作为新文学的领军人物,胡适一生深受“实验主义”思想的影响。其师杜威的言传身教自不必谈,源于晚明的“反理学”思潮,也为胡适的“实验主义”注入了更为深远的能量。胡适认为,晚明“反理学”所提倡的“实用主义”与杜威的“实验主义”颇为相通,除却共有的“实”之思想外,二者都对“终极真理”予以彻底否定。“实用”的主张与“实验”方法相交汇,构成了属于胡适的“实验主义”新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生长的阶段,胡适的“实验主义”具有全新的哲学意味,其“及物性”所指涉的对象,与“反理学”密切相关;而“古——今”“中——西”的“实验主义”渊源,也从侧面昭示了胡适的新文学思想。     

20世纪的“红学”:解读、反思与展望(下)

三、反思：红学为何反《红楼梦》？综述20世纪“红学”的历史分歧，可以看到一个特别令人寻味的现象，即“红学”就其总倾向而言，是反120回的《红楼梦》，而支持80回的《石头记》的。首先提出这一命题的是俞平伯。他写于1978—1979年间的《乐知儿语说红楼》一组文章中提出：“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俞平伯所指的“红学”，包括他本人的红学著作。他对于自己亲身参加这一场反对《红楼梦》的论争所取的立足点，深感悲愧与忏悔。早期的俞平伯继承胡适的观点，并为之发扬，他在《红楼梦研究》里曾经认定，后40回是高鹗的“狗尾续貂…     

试谈“红学”的迷误

“红学”——《红楼梦》研究之学,向以“显学”著称。进入20世纪80年代,“红学”更显赫了,出现了大兵团作战,千军万马上“红楼”的奇观。“红学”会接二连三地成立,“红学”书刊一本接一本地出版。然而,这种圈子内的热闹,却与广大读者对其的冷漠形成强烈的反差。“红学”书刊没人爱读,“红学”活动引不起人们的兴趣。这是令人深思的。 一     

索隐派红学的研究方法及其历史经验教训──评近半个世纪海内外索隐派红学

半个世纪以来,海内外索隐派红学的出现,从学术史上说是当年胡适、蔡元培新旧红学之争的继续,较突出的有潘重规的《红楼梦新解》,杜世杰的《红楼梦考释》,李知其的《红楼梦谜》,霍国玲、霍纪平、霍力君的《红楼解梦》等。这些书或继续钩沉索隐,寻觅《红楼梦》“反清复明”的寓意,或说曹雪芹是“抄写勤”的谐音,世无其人,或说研究《红楼梦》应当用“详梦”的方法,或耸人听闻,说《红楼梦》是写曹雪芹及其恋人“竺香玉”合谋“弑帝”,林黛玉“竟是谋害雍正皇帝的元凶”云云。以主观随意性为根本特征的红学索隐派的研究方法,无法克服其本身固有的非科学性质和倾向。科学考据和主观索隐二者性质不同,不应将索隐方法说成是科学方法,应将它们区别开来。     

“新国学”与“红学”——读王富仁《“新国学”论纲》札记

曹雪芹比王国维更卓越地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超越和升华,与章太炎一样具有独立不倚的主体精神;鲁迅和胡适的红学观表明,鲁迅更能触及《红楼梦》的精神本质,这在“语言”这一最根本的问题上得到了生动的证明;《红楼梦》比新儒学更能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红学的百年论争是反映学院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文化复杂纠缠的一个显例,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     

如何认识灿烂辉煌的“红学”

一、“红学”的内涵：也可说,什么叫“红学”。我们可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研究《红楼梦》的科学。也可以说：是用科学的发展观来研究《红楼梦》,才称其为“红学。”这是我个人的认识,也是我研究《红楼梦》几十年得出的结论。     

历史与文学互动中的《红楼梦》——以翦伯赞的《红楼梦》研究为中心

翦伯赞的《红楼梦》研究是以1954年对胡适思想的第二次批判和这一时期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为学术背景的,他运用唯物史观分析《红楼梦》的主题思想,由考察18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入手,着重强调小说中反映的资本主义萌芽下新的市民阶层的要求.他与他所批判的胡适的红学研究都是借助于历史学的观念和方法,但是不同于胡适的“考证”红学对小说主题做出的只是一部家史的概括,他认为《红楼梦》是18世纪上丰期中国历史的缩影;虽与李希凡、邓拓等为红学界同归入持“市民说”学者之列,然而不同于后者以《红楼梦》中的阶级批判性以及市民思想的体现为中心的有的放矢似的论述,翦伯赞把“阶级斗争”纳入到对社会形态的整体考察之中,相比较而言他在《红楼梦》研究中对于唯物史观的运用更为成熟.     

方法论上的中西会通——胡适方法论思想再探

在中国近代,胡适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人物,这一特点同样体现在方法论上。胡适曾以提倡新的思想方法而名重一时,其“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定理,几乎整整影响了数代人。从总体上看,胡适的方法论思想呈现出较复杂的形态,而其基本的框架,则表现为西方近代的实证主义原则及实验科学的方法与传统治学方法的沟通,它既使胡适的方法论思想该上了实证主义的印证,又使之获得了一种新的意蕴。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