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典型问题的讨论综述

近几年来,文艺界在一些文艺理論問題的討論中(例如現实主义問題、历史剧問題等),或在剖析文艺形象的爭論中(例如《阿Q正传》、《金沙洲》等),都涉及甚至归結到对典型問題的不同理解。为了进一步对典型问題作广泛深入的討論,現将近几年来关于典型問題的討論进展情况結合个人的認識作一概述,供大家参考。关于典型与共性典型的共性問題探討最多。原因在于資产阶級“人性論”在这个問題上提出挑战,需要給予反击。同时,典型的共性关系到形象內容和作品思想,关系到对整个作品的評价。批判“人性論”,肯定了典型的共性不是抽象的“人性”,而是阶級性。由此要解决的新問題是:每个形象都具阶級性,典型形象在阶級性上有否特殊規定? 有人認为,典型的共性是阶級性的最集中、充分的表現,典型是阶級的代表。这类意見需要排除的困难是:①最集中、充分地表現阶級性,是否就是典型的共性等于某个阶級的全部阶級性?如果等     

作者来信

編輯同志: 承蒙你們在第五期上刊登了拙作《談性格类型——典型共性中的初級本質》。但有一段文字需加以說明或更正。文章一开头有两个问句:“究竟有沒有超越于阶級性之上的‘共性’?这种‘共性’或‘普遍性’与阶級性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原稿在这二个问句之间还有一句:“如果說有这种現象,那么該作何解释?”而且指出这”正是当时(六○年)与人性論     

关于民族典型与阶級典型——与贾文昭同志商榷

《学术月刊》1960年第一期发表了賈文昭同志的《試談文艺理論中几个爭論的問題》,将近几年文艺界討論的主要問題,作了概括介紹,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有許多论点是正确的。不过,关于典型問題的某些論点,我們有不同的看法,特提出請教。 賈文昭同志說:“共性无論如何离不开阶級性,分析典型无論如何离不开阶級观点”。无疑,这話是完全正确的。但作者又論述了“需要解决典型的种类問題”,却这样說: 典型是否只有阶級、阶层的典型?有没有时代、民族的典型?不少同志一談到典型,总是只     

《哲学研究》载文评冯友兰的“普遍性形式”说

《哲学研究》今年第4期发表了方克立的《关于孔子“仁”的研究中的一个方法論问题》一文,評冯友兰的“普遍性形式”說。文章說:“馮友兰先生在分析孔子‘仁’的思想时,实际上貫彻了一种超历史超阶級的抽象方法”,例如任分析孔子所說的“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命題时,馮先生認为,“应当区分它們的‘字面意义’和‘具体內容’?幼置嬉庖蹇?这些命題是超历史超阶級的,孔子所說的‘人’和‘欲’都是沒有阶級性的;从具体內容看,这些命題是有阶級性的,孔子所要爱的还是剝削阶級的人。”     

有关极差地租的两个问题——与刘光杰同志商榷

《江汉学报》1961年第3期上,发表了刘光杰同志的一篇文章:《关于級差地租存在条件的初步認識》。在这篇文章中,刘光杰同志对我发表在《江汉学报》1961年第1期上的《对現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級差地租問題的初步探索》一文中的某些論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这些意见是十分宝貴的,它給了我許多启发和教益。不过,我認为,在这些意見中,还有一些問題是需要进一步討論的。特提出来,与刘光杰同志商榷。     

再論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級差地租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沒有級差地租?我在《論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级差地租》(《江汉学报》1961年第2期)一文中,曾經認为: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在集体所有制的农村人民公社中存在级差地租,而且在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場中也存在級差地租。现在关于級差地租問題的討論是进一步展开了。我对这一問題的認識也不断地得到了一些新的启发。現在感到,我在前一篇文章中对土地所有权与級差地租的关系以及商品价值規律与級差地租的关系問題的提法上,     

关于典型的共性问题

典型,是充分共性和鮮明独特个性的高度統一,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那充分共性只有通过鮮明独特的个性表現出来,才是典型。那么典型中的“共性”,包含什么內容呢?吳調公先生認为“典型的共性不等于阶級性”,阶級性仅仅是“共性的主要內容”?胰凑J为,在阶级社会里,典型的共性,就是它的阶級性。除了阶級性之外,绝没有什么純粹的个性,或超阶級的人性,或者民族同性或国民共性等等。周天先生在《典型——阶级性与个性之辯証统一》一文中,对共性即阶级性这一論点,作了較好的論述。并批評了超阶級的个性論。周天先生說:“在生活中,純粹的个性是沒有的……个性只是     

关于级差地租存在条件的初步认识——与邓翰维同志商榷

在今年第一期《江汉学报》上,发表了邓翰維同志《对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級差地租問題的初步探索》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不仅探討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級差地租”的形成及其分配問題,而且还涉及到馬克思主义地租理論的一个根本問題,卽:級差地租发生的原因,或者說,級差地租形成的經济条件問題。对这个問題,想談一点极不成熟的看法,井請教于邓翰維同志。     

关于人民公社性质的认识问题

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質的生产组织,看来似乎没有什么疑問,但是对目前人民公社的性質問題人們的看法却很不一致。有的认为它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和农业社沒有什么区別;有的認为它已经是共产主义性質或者至少已經共产主义化了。究竟对人民公社的性質問題应当怎样理解?本文試图談一点自己的認識。不当之处,请讀者批評。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性質,抑或共产主义性質?我認为不能脱离它借以产生的基础和历史条件去研究,否則就必然要产生主观主义的錯誤。大家知道,人民公社是在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的     

关于文艺作品的阶级性问题——与张启城同学商榷

張启城同学的“蔣孔阳的观点是否是修正主义?”一文,否認某些作品具有阶級性,我們認为只是一种“大胆”的假設,并无“精辟”的理論根据。我們是不能同意張启城同学的看法的。玆就下述几方面与張启城同学进行初步商榷。首先,張启城同学臆造文学艺术“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作品”,存在第三种的中立文学艺术:它純粹是“一般的离情别緒等及不包含任何阶級性的自然美”。究竟有沒有中     

就典型問題与賈文昭同志商榷

賈文昭同志的“试談文艺理論中的几个爭論問題”一文,就十年来文艺理論中几个主要問題的爭論情況作了簡要的叙述,并表示了自己对这些問題的看法。这些看法大部分是正确的,但对典型問題的理解,却是錯誤的。作者虽然在叙述中批判了修正主义的人性论观点,但是自己的認識仍然是人性論的,超阶級的。这主要表現在对典型形象的共性和所謂时代典型、民族典型的理解上。作者写道:典型是鮮明的个性与充分的共性的統一。所謂共性是什么呢?作者概括了三种說法:1.共性是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2.共性即一个阶級的阶級性;3.共性可     

文学艺术的风格和阶級性——与力揚同志商榷

文学艺术的风格是否有阶級性?力揚同志在“詩国土的百花齐放”一文中,对这个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說: “我們不能把艺术上的形式和风格问题同阶級立場問題等同起来,认为某一个阶級的作者必須而且只能采用某一种艺术的形式和风格,而另一个阶級的作者必須而且只能采用另外一种。……艺术上的每种形式和风格,不仅被社会各个阶級所利用,同时它們之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还会跨越若干种社会形态而存在。…………这些情况和事例,都說明艺术上的形式和风格,是不可能說它們有什么阶級性的。当我們在討論着艺术上的形式和风格的問題时,是不应該輕率地牵涉到阶級立場問题上去的,……”以上的引文已經可以說明問題了。那就是說,艺术上的形式和风格都是沒有阶級性     

关于美的阶級性——批判蔣孔阳的超阶級美学观点

一美有沒有阶级性?对这个問題,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有着根本不同的回答。馬克思主义認为在阶級社会里一切的美都是有阶级性的,超阶級的美是根本不存在的。但修正主义者却认为美是超阶级的,甚至認为美之所以被称为美,就在于它是超阶級的。在这里,修正主义是对馬克思主义的阶级論作了本质的修正,我認为蔣孔阳也正是对馬克思主义作了这样的修正。 蔣孔阳是从最近几年开始探討美学问题     

关于天朝田畝制度的实质问题——兼评郭毅生“略论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一文的若干论点

郭毅生同志在“教学与研究”一九五七年第二期发表的“略論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質”一文中,对天朝田亩制度的实質問題作了如下的論断: “天朝田亩制度实質上是一个彻底的反对封建地主所有制的农民資产阶級性的土地綱領,革命性和进步性是它的基本特征,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帶有任何反动的实質。”并从而得出結論: “既然我們按照革命的任务和内容来决定革命性質,那末,現在我們便不能不肯定太平天国革命是資产阶級性質的农民战爭了”。我們認为,这些論断是錯誤的。但是本文的内容不想全面地涉獵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質問題;只想就天朝田亩制度的实質,提出一些我們的看法。     

试论张鲁及其政权性质

年来我国史学界对于中国历史上农民战爭有关诸問題的討論中,不少同志引东汉末五斗米道教主張魯在汉中的活动来証明自己的論点。有的同志認为农民政权的主要类型有两种,張魯在汉中建立的政权,就是两种主要类型中的一种;有的同志認为“張鲁在汉中行五斗米道,打破封建等級的官僚統治”,“廢除了高高在上的封建等級制度,保証了人人有吃的有住的”;还有同志認为張鲁在汉中所行的“义舍”制度,是农民財产公有的空想的实际应     

上海学术界举行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座谈

本刊編輯部于四月八日及廿五日邀請上海学术界部分人士举行了基础与上层建筑問題座談会。 許多人同意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經典定义,即“基础是生产关系的总和”,不同意王子野一文(載“哲学研究”1957年第一期)把生产力放在基础这个概念里面;認为如果按照王子野的論点,就会有很多問題在理論上难以自圓其說。例如,基础是有阶級性的,生产力則是沒有阶級性的,若是把生产力放在基础里,則无法解釋基础的阶級性和繼承性,且还会导至生产力也能直接决定上层建筑性質的錯誤結論。 許多同志認为,王子野一文的某些論点具有启发性,值得重視和研究。但他全盤否定斯大林的論点,把基础、社会存在、社会物質生活条件混为一談,則是以新的簡單化来代替过去的簡單化,因为社会存在的涵义比基础的涵义要广泛得多。     

汉代租佃制度是个别的例外吗?——与金兆梓先生商榷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六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刊載了郭沫若先生的“汉代政权严重打击奴隶主——古代史分期爭論中的又一关鍵性問題”一文。郭先生在这篇文章里試图說明的是:“秦汉兩代的土地是封建所有制,有地主阶級和貧苦雇农的对立,地主阶級的土地已有大量的集中。秦汉的政权就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的。”在“学术月刊”一九五七年第五期上,又刊有金兆梓先生“試答郭沫若先生”的“汉代政权果曾严重打击奴隶主吗?”一文,对郭先生的文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金先生的意見是:“汉代租佃制的封建剝削还只有个别的例外,而一般的却还只使用奴隶于农业生产”,并認为汉代“正是奴隶制社会”。他的这种論断,我認为是不合乎历史的客观事实的,因此,似乎有把它提出来討論一下的必要。     

关于中国資本原始积累的几个問題——兼与孙江、紀新两位同志商榷

最近,在《学术月刊》1963年第11期上,讀了孙江、紀新两同志的一篇論文,題为《从中国資本原始积累的討論談起》。文中,提出了对中国資本原始积累研究的方法問題。的确,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問題。孙、紀两同志指出“研究和运用一个經济范畴,首先一定要从它所表現的生产关系,尤其是阶級关系去考查”,这和我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孙、紀两同志的某些具体論点,却还有些不同意見。現不揣浅陋,試将涉及有关中国資本原始     

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民战爭的动力作用問題

关于我国历史上的农民战爭在推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問題,也就是通常說的农民战争的动力作用問題,历史学界是有不同的看法的。有些同志認为:“农民战爭的动力作用,只有通过封建王朝的讓步政策才能表現出来”;“由于农民阶級是被統治阶級,不可能直接地对     

“清官”的实质和《海瑞罢官》的“現实意义”

当前所进行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討論,是思想战綫上的一场极其重要的論辯,它牵涉到一系列重大的原則問題。在本文中,我們拟就以下两个問題发表一些粗浅的意见。首先,是关于“清官”的历史作用問題。“清官”是封建統治阶級的一員,而且是比貪官有远见、因而也是更能維护本阶級的根本利益的人;关于这一点,連吳晗同志也不否认。然而,吳晗同志等认为:正因为“清官”能为本阶級的根本利益着想,所以他們能为人民做一些好事,在历史上有其积极作用。《海瑞罢官》的說明中很明确地說:“海瑞是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