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体识鉴录(三则)

史诗、诗史、咏史诗,指的都是诗歌,又都和历史搭界,貌看,同胎的三姐妹,然而,稍作深入探究,则不然,它们之间的差异大着呢。 先说咏史诗。我国古代的“咏史”诗,肇端于东汉的班固,他的《咏史》诗,咏赞了西汉少女缇萦进宫上书代父请罪、汉文帝为之感动而赦其父罪的历史故事。中国是一个诗国,又有悠久的历史,班固咏史诗的推出,等于是亮出了一个指示牌:这里也是诗歌题材的一个矿藏,一片沃土!于是,大家的眼睛骤然一亮,继而你来挖,他来垦,王粲、曹植、左思、鲍照,大多有“咏史”为题之诗作,到南朝梁肖统编选《文选》时,已专列“咏史”一门。由     

虚伪透顶的画皮——孝悌之道

《改良女儿经》为了广泛推销孔孟的黑货,不惜笔墨编造种种谎言,极力美化“孝悌”之道。“缇萦朝上书,愿婢赎女身”这则典故就是一例。它说的是东汉文帝时,临淄有个叫淳于意的人,他因犯了罪被解到京都长安处刑。他的小女儿缇萦知道后,非常难过,在“孝道”的感召下,跟父亲到了长安,并向皇帝上书,甘愿当官家的奴婢,替父亲赎罪。皇帝又为她的“孝道”感动,大发善心,下令废除淳于意的肉刑。看,在《改良女儿经》作者的笔     

“鸡鸣”古歌与班固《咏史》典故源流考

班固《咏史》诗通过叙写“缇萦救父”故事抒发自身感慨，并将缇萦的形象凝缩在“鸡鸣”古歌的典故中。借“鸡鸣”意象抒发情感源于《诗经》,其中郑风《女曰鸡鸣》以“鸡鸣”交代谈话时间，《风雨》通过风雨中的鸡鸣起兴，《齐风·鸡鸣》和《小雅·庭燎》则保存着周代“鸡人呼旦”的礼乐仪式信息。司时卫士模拟鸡鸣报时，曲调雄壮高亢，直到汉代军中和宫廷依然沿用，并配乐收入乐府，但也带来曲调和风格的分化。《史记·项羽本纪》的“四面楚歌”,或是军中“鸡鸣歌”的变调。楚调激昂凄婉，与缇萦的急切心情相契合。“鸡鸣”典故承载着班固的激情，也凸显出班诗内敛、含蓄的学者型诗风。将事象、文化背景融入一个名词性典故，是汉代文人诗叙事兼抒情的艺术特色，也是汉诗由实用性向审美性的过渡。钟嵘评价《咏史》“质木无文”,是基于南朝的审美观念，有失公允。     

刑事法制视野下的“缇萦上书”

在"缇萦上书"文本解读的基础上,探究了"缇萦上书"的法学价值,认为"缇萦上书"对当代律师刑事辩护的启示意义在于,律师应通过多种方式最大化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应通过个案发现和检讨现存社会法律问题,推动立法改革,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做出应有的贡献;而"缇萦上书"对刑罚执行制度的启示在于,可从传统"代刑"推演出"间断罚"等现代刑罚执行变通方式。     

汉文帝时期的汉匈关系与诸侯（上）——与贾谊、晁错献策相关联

《史记》和《汉书》记载,汉文帝在位期间,匈奴三次入侵汉朝边境烧杀抢掠。通过考证贾谊“三表五饵”策与晁错“守边备塞”策,进而认为汉文帝三年匈奴右贤王侵寇事件的起因与贾谊献策有关;汉文帝十四年冬,老上单于大规模入侵汉朝边境的原因与汉文帝采纳晁错建言移民屯戍有关。与汉文帝三年右贤王事件发生时济北王兴居趁机反叛如出一辙,汉文帝十四年老上单于入侵汉朝边境时也发生了一次大规模诸侯叛乱事件,贾谊之死与这次被司马迁和班固避而未谈的诸侯叛乱有关。     

司马迁、班固史学观的对比论

一、问题的提出研究《史记》和《汉书》的同志,一定会发现这样一个令人费解的历史现象:就其司马迁和班固本人而论:均是名噪千古的杰出史学家.在史学界一向并称为“班马”,在史学史上、文学史上均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就其《史记》和《汉书》两书而论:这两部均是光照千古的历史巨著,被史学界誉为《史汉》双壁.是《二十四史》中极重要的史书之一.就其两位史学家的家世而论:司马迁出身于史学世家,父亲司马谈任过“史官”修著过史书;班固亦生于史学世家,父亲班彪是一位有名的史学家,任过“史官”修著过史书.就其两位史学家的自身遭遇而论:司马迁因李陵事件,下狱后受到极残酷的“腐刑”,饮恨终生.班固因窦宪谋反事件受牵连下狱,在狱中自愤而死.     

赛过男儿的好女子

西汉时期,在山东临淄(zi),有个小姑娘名字叫缇萦(tiying),聪明伶俐,在家排行老五。她的父亲淳于意,是当地有名的医生,医术高明,慕名而来的病人很多。父亲一个人忙不过来,缇萦便常常想学点医术,好帮父亲的忙,但都被父亲拒绝。淳于意有五个女儿,却没有儿子。但是,中国古时无论谁家有什么绝活绝技,只能传男而不传女。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     

图像性的减弱： 汉代咏史诗的一种解读

 咏史诗从班固到建安诗人,表现出一种图像性减弱和个体情志增强的趋势。班固的咏史诗的特性从正面看是具有较强的图像性。从历史记载来看,缇萦故事很可能是班固经常见到的画像故事,他的诗歌当与之有较强对应关系。到了阮瑀与王粲的咏史诗中,情节的概述似乎不那么被看重,图像性减弱的同时,诗人的情志被凸显。这种倾向在曹植《三良》诗中有最充分的表现,显示出建安时期,咏史诗向抒情诗靠拢的倾向。     

论班固的史书编纂思想

班固不仅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也是著名的编辑学家,从他编著的图书中可以分析出他的编辑思想,即宣传儒家思想、关注民生、秉笔直书、既继承又创新.班固的编辑思想对后人编撰书籍、尤其是编撰正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并逐渐形成一种传统.     

汉儒的哲学思想体系与班固的审美观

班固是一位在历史上很有成就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但学术界长期以来的扬马抑班的倾向,使班固的研究一直很受冷落,而且存在着一些很不公正的评价。本文仅从汉儒哲学思想体系与班固审美观的关系出发,探讨班固审美观的主要特征及其内在矛     

《汉书艺文志》的学术价值

东汉时的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在他著的《汉书》里编写了“艺文”一志,虽是依据西汉时期刘向刘歆父子编的《七略》,但它却是我国现存最古的书籍目录。《七略》早佚失,所以,我们要研究《七略》离不开它,研究我国古代目录的结构离不开它,研究我国古代学术源流同样也离不开它。一千八     

论班固的道家思想

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东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史学家和辞赋大家，为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史学名著《汉书》，体例条理整齐，语言引人入胜，因而为时人所崇好，以至于得到汉廷的推广，“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后汉书·班固传》），后来注...     

班固诗经观新探

班固（公元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他是东汉著名的史学与辞赋家。作为史学家，班固与司马迁齐名；作为辞赋家，班固与司马相如。杨雄。张衡并列为两汉大赋四大名家。由于班固既具有史学家的博识卓见，又具有辞赋家的文学眼光，因而班固的诗学观点不仅在汉代《诗经》研究上具有独特的地位，而且在两千多年的《诗经》研究上也能占有一席之地，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但由于班固对司马迁与屈原的评价颇有微辞，有失公允，故长期以来学术界都确认班固为遵奉正统儒学的保守派，从而忽视了他对《诗经》研究的贡献。自80年代…     

陈子昂死事蠡测

问题的提出蜀中射洪陈子昂,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方回《瀛奎律髓》说:“陈拾遗子昂,唐之诗祖也。”这话只说了一半,他不仅是位诗人,而且是唐代古文运动的最早倡导者之一。一生写了许多诗文①,并具有自己的政治主张,曾向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武则天上书陈治国安邦之策。其友人卢藏用称他能言“王霸大略”,“才可兼济。”②故后世史学家和文学史家都很重视对他的研究,早已成果累累。但关于他的生卒年,后人却不甚明白,遂成研究者探     

《上书谏吴王》《上书重谏吴王》

枚乘的《上书谏吴王》写于新生的奴隶主复辟势力的代理人吴王刘濞阴谋篡权复辟的前夕,由于刘濞不听枚乘的劝告,枚乘忿然由吴至梁,做梁孝王刘武的文学侍从。梁王刘武是景帝的弟弟,汉文帝分封他在梁是为了作为维护中央政权的屏障。《上书重谏吴王》写于野心家刘濞正纠结七国叛军举兵作乱之时,枚乘仍晓以大义,婉言规劝,希望刘濞及时醒悟,勒马于悬岩。儒法两家对待“七国之乱”的态度是针锋相对,泾渭分明的。从这两封信可知具有     

让我走近你

此语出自《后汉书·班超传》。班超,是西汉著名史学家班彪的小儿子,《汉书》主编班固的兄弟。他从小胸怀大志,刻苦学习了各种书籍。     

略论《后汉书》人物传记的文学价值与特色

继《史记》、《汉书》、《三国志》之后,在南北朝时代又出了一部范晔编写的《后汉书》,它和前三部史书合称为“四史”,是我国古代正史中的名著。论及范晔的《后汉书》,前人一般认为它不及《史记》、《汉书》,而忽视了它自有的价值和特色。在范晔作《后汉书》之前,记叙东汉一代的史书,据清代著名史学家王先谦在《后汉书集解述略》中说到,已有班固、卢植、刘珍、谢承、薛莹、司马彪等     

貴在真实难在通变——从《史记·陈涉世家》所想到的

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在他那部不朽的名著《史记》里,把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领袖陈涉列入“世家”,又将“号为霸王”的项羽编入“本纪”,表现了其卓越的史识。可是历代史家,多不识太史(?)的苦心,他们纵然对《史记》不乏褒扬之论,但对司马迁这一有心的安排颇多微词。班固因《史记》撰《汉书》,武帝以前之事,多录《史记》原文,却把陈、项归进列传;刘知几撰《史通》,大兴问罪之师,怪《陈涉世家》其称不当,     

试论我国古代传记文学之功能

我国古代传记文学源远流长,遗产丰富。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始于《史记》的正史,以及杂史、地方志中的人物传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程度不等的文学性,应属于传记文学。散见于历代各家文集之传记文,数量亦多,至今无确切之统计。汉代以后每个朝代都有一批史学家和文学家撰写传记作品,有的甚至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等人,都是著名的史学家,亦是杰出的传记作家。文学史上一些著名的诗人、散文     

论汉朝与匈奴的和亲政策

对于汉王朝同匈奴奴隶制政权之间的“和亲”问题,从汉代一直到现代,两种不同意见争论了两千多年了。 汉代的史学家、《汉书》的作者班固曾记述道:“自汉兴,忠言嘉谋之臣,曷尝不运筹策相与争于庙堂之上乎?高祖时,则刘敬;昌后时,樊哙、季布;孝文时,贾谊、晁错;孝武时,王恢、韩安国、朱买臣、公孙弘、董仲舒;人持所见,各有同异,然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