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运航线战略对国家海洋建设的影响

从世界主要海权国家美国、日本、英国和俄罗斯的海运航线战略入手,分析各国海运航线战略的总体趋势,分别为坚持以海权建设为总领,更加关注海洋经济的重要性,积极关注海洋科技的关键环节和逐步强调前瞻性的新航线问题。分析国家海运航线战略对海洋建设的影响,包括助力海权建设、海洋经济建设和稳固海洋新格局地位。指出各国海运航线战略对中国海洋建设的启示为重视海运航线与海权建设的联系,强化海运航线与经济贸易的互动,将海运航线的科技因素作为关键,积极研究北极航线等相关新问题和将营造和谐海洋局面作为建设重点。     

论明代山东海防的特点与得失

海防问题是明代统治者关注的重大课题,作为国家海防全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海防具有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海防对象的多样性和阶段性,二是海防部署形成了体系和规模,三是以登、莱二府为海防重点,四是海防地位的非重心性。明代统治者在筹海问题上有得有失,受国家海防政策的影响,山东海防在维护海疆安全、促进海疆开发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存在一些失误,这些失误积重难返,从根本上制约了山东海防的持久、健康发展。     

明代登莱巡抚考论

登州、莱州地处山东海防的前沿,对明代海防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明代登莱巡抚的设立,是与明末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登、莱地区的海防战略地位密不可分的。明代登莱巡抚共有13任,有固定的驻所和辖区,负责地方军务,主要是抗击后金。明代登莱巡抚政绩良好,在明末辽东战局和维护山东海防安宁中作出了突出贡献。但由于各种原因,它并未能挽救明王朝的危亡。     

论大鹏所城的建筑文化价值与开发利用

大鹏所城作为我国古代东南沿海地区海防卫所城池的典型代表,选址随形就势,将儒家强调的礼制建筑巧妙地安排在城池建设之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层次的文化意义,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城池规划思想、古建筑文化和传统城市营建制度,表现出建筑与文化、政治、军事之间有机融合的特征.所城的海防军事防御作用虽不复存在,但是所城及其建筑作为地方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宝贵的文化资源则具有重要的建筑文化价值.保护是维系古城个性与特征的基础,基于大鹏所城的发展脉络,古城应作为历史文化保护区进行保护与利用,以军事防御工程体系为主线,通过规划整治,依托"山、海、古城"格局,开发建设具有观光、生态旅游、科普及爱国教育等多功能综合旅游区,把优秀的建筑文化元素融入到现代城市建设之中,以实现古城的可持续发展.     

明清海赋反映的海洋文化

海洋文化就是海洋与文化的结合,其本质和内涵至今还没有公认的界定。从明清海赋反映的明清海疆社会面貌、海洋生活和生产习俗、海洋信仰习俗等方面来探讨所折射出的明清时期海洋文化,既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海防危机、海军建设、海洋贸易发展状况与漕粮海运等方面情况,也反映了这一时期滨海民俗文化等方面情况,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明代浙东海防研究》简介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苏勇军副教授撰,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在沿海七省处于南北之中的浙江,其海上防务曾是明代的重点防御区域。明代浙东海防战略地位的突出,主要是由其特殊的自然环境、经济等因素促成的。恰如明人谢杰指出:"夫浙东地形突出海中,故为贼所必犯;浙西虽涉里海,而豪华财帛之府,尤为贼所垂涎。"该著依据明清时期保留下来的原始史料及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通过纵向梳理和横向比较,对明代浙东海防缘起、海防建设及其发展脉络、海防内在特质以及     

元代海运综述

海运是元代漕运的主要方式.通过对元代海运的成因、发展阶段、主要航线、运粮情况以及管理等方面进行论述,笔者认为,海运是元代经济史上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漕运史上的一大特色.     

论明成祖的海防政策在山东的实践

海防是关系明初政权稳固的大问题.针对海疆不靖的严峻形势,明成祖励精图治,积极筹防.从他在山东的海防作为来看,其海防政策有诸多特点,诸如"以陆固海"、"以海屏陆"、重视海防军政和"行海禁"等,其中重视陆海结合和行政建制是其亮点,并对山东海防有显著作用.但他仍然例行洪武时期的海禁并罢掉海运是其政策的败笔,这对其后中国明清政府一直没有致力于海洋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试论明代海防史籍与边塞史籍的关系——以《筹海图编》与《皇明九边考》的比较为例

“南倭北虏”是明代历史上的重要现象,与之相对应,同时期史部地理类著述中亦出现了大量的海防史籍与边塞史籍。郑若曾《筹海图编》是明代海防著述的典范之作。在明嘉靖以后至清鸦片战争之前,影响广泛,不少海防图籍以及日本相关之论著,皆不同程度的受其影响。魏焕《皇明九边考》则为明代边政志书中的集大成之作,是研究明代北部边疆与明蒙关系的一手史料。由《筹海图编》与《皇明九边考》的对比可以发现,两部史籍关注内容虽大相迥异,但在编撰体例、著述目的及思想内涵等方面却有相通之处。明代海防史籍的产生晚于边塞史籍,前者借鉴了后者的成例。     

明永乐时期环渤海地区的海防

明朝建国前后,倭寇大举入侵中国沿海,环渤海地区成为重灾区,直到永乐时期仍很严重。朱棣迁都北京后,环渤海地区海防地位凸显。为加强京畿海防,他采取各种措施,如敦促地方将士积极防御,派遣舟师巡海,命令海运将士剿倭等,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尤以望海埚一战影响最大。与此同时,他还在洪武海防建设的基础上,完善海防机构、设施,在渤海内部、地近京畿地区陆续添设了诸多卫所,并设置了海防营和备倭都司、备倭总兵官等,初步建立起区域协同作战体制,对后世海防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代辽东海防体系建制与军事聚落特征研究

通过对明代军事管理体制演化进程的分析,以及对明代辽东长城军事聚落与沿海军事聚落在防御对象、地理条件、建置沿革、规划布局、功能等方面的比较研究,揭示了明代辽东沿海军事聚落的形态特征,证明了明代辽东沿海军事聚落是一个立体化而高效率的防御空间;其体系化的规划布局和功能设计,使这一系统具备了层次化的纵深防御和独特的信息传递功能。     

明代前期潮州海防及其历史影响(上)

明代潮州的海防格局,是在洪武朝30多年间逐步建立起来的。文章主要通过明代地方文献的分析,描述明初潮州海防系统建立的缘由、过程和制度变迁,探讨沿海卫所布局所反映的潮州地方社会情形,从一个侧面反映明初中央王朝的政策在沿海边远地区推行的实况及地方社会的因应过程。文章也力图从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去理解海防体系建构过程的种种安排,并揭示这一过程对地方社会的长远影响。文章试图说明,就户籍和田土管理制度而言,明初潮州地方确实存在着行政和军事两大相互独立的系统,但与北方和西南沿边地区不同的是,东南沿海的“沿海卫所”和“内地卫所”可能并未因为这种管理体制的差别,而成为独立于府县之外的“地理单位”。相反地,潮州沿海的各个守御千户所都与周围的乡村有密切的联系,成为理解小范围地域社会发展脉络不可或阙的重要因素。明初潮州海防另一影响深远的举措,是南澳岛的弃守。洪武初年曾将粤闽交界洋面南澳岛的居民纳入版图,但洪武、永乐年间“弃而不守”。南澳岛因而成为各国商人和各种海上活动力量聚集之区,从而变成有明一代闽粤海防的心腹大患,其影响直至清初实施迁界政策之后。文章也对这一举措的历史影响进行了讨论。     

古今中西之争视域中的晚清海防战略嬗变

晚清海防战略嬗变是近代古今中西之争的产物。从中西之争看，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在师夷之“技”“学”“道”的过程中，海防战略经历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塞防与海防并重”“以精炼海军为第一要务”“海权论指引下重建海军”的嬗变历程。从古今之争看，与“师夷”相伴的是对中国传统价值系统的维护，既有改良派、洋务派及维新派在“器变道不变”“中体西用”“道器兼备”及“由器进道”的思维框架中吸纳西学以维护传统，也有顽固派通过抵制西学以维护传统。古今中西之争既促进了海防战略嬗变又制约其西化的彻底性，进而对晚清海防成败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大同镇新平路考述

明代大同镇为了加强和巩固军事防御体系,于嘉靖四十五年设立新平路,初步完善了镇、道、路、堡等各层次相统协的边防体系。尽管新平路驻兵规模较小,但它扼守宣大门户,不仅具有军事预警的功能,同时也是蒙汉经济贸易的通道,是民族文化交流和碰撞的场所,其历史地位不容忽视。     

明朝西番地区应急性防御与洮州卫堡寨的兴废

洪武年间,因西番十八族叛乱,明廷在邻西番地区设洮州卫;嘉靖年间,西海蒙古侵扰加剧,万历时设临洮总兵。因明初西番的袭扰具有偶然性,明廷在洮河北岸修筑堡寨和关隘以驻兵,属事发派兵的应急性防御。西海蒙古东侵后,洮州卫构筑起由洮河和边墙等设施组成的独立的闭环防御区。但此后洮州卫的堡寨废弃多于延续。明廷在洮州从卫到军镇的防御等级提升,并未改变其应急性防御特质。修建的堡寨数量虽多,但缺乏辐射力,这成为其延续性差的关键。     

明初浙江都司昌国卫的建置及变迁

昌国卫的创置是明朝初年洪武帝经营浙东海疆的重要措施,对明王朝加强浙东地区的统治有着重要的作用.倭患的兴起和舟山不利的交通状况引起了明王朝海防布局的调整,最终导致了昌国卫的内迁.昌国卫的创置和内移反映出明王朝在浙东海疆的海防政策变化,并对舟山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福清瑞云塔的建筑艺术特征与文化内涵探究

从塔身造型、塔体结构、塔檐样式、雕刻艺术以及塔心室构造等方面探析福清瑞云塔的建筑特征,指出其建筑造型上承福建唐、五代楼阁式石塔、受两宋、元以及明代早期楼阁式石塔影响较大,并对福建明末和清代楼阁式石塔具有深远的影响力,真实地反映了明代福建沿海地区古塔的建筑形制与石刻工艺水平,并具有多样化的文化内涵与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