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的另类杀人武器

1937年,太原沦陷后,日寇强迫河西地区的菜农在菜地都种罂粟,日伪还成立了一个专管收售鸦片的机构,美其名曰＂太原禁烟局＂,就设在大南门街路西,菜农所产鸦片全部被他们收走。他们不是倾销鸦片,而是把鸦片再加工制成一种叫＂料子（也叫料面）＂的毒品,形状似饼干,黄褐色,由大小料贩卖给中国人民吸食。     

“经纪人”的由来

古代,有一种专门从事说合买卖的人,他们以捕捉市场行情为职业,凭借手中掌握的信息,说合买卖双方达成交易,从中取得报酬。这种人,在秦、汉时期称＂驵侩＂;唐、宋时通称＂牙人＂,或称＂牙子＂、＂牙侩＂。     

“弛禁派”新议

史载,鸦片以药材纳税报关进口,约始于明万历年间。然其泛滥猖獗,实在清代后期。清廷为根除鸦片流毒,于1800年下诏停止进口鸦片,并累谕各地方官查拿鸦片走私、擅种罂粟及吸食鸦片者。但终因吏治败坏,颓风难挽,禁烟法令形同具文。1835年,外国鸦片向中国输入多达三万余箱。不少地区罂粟田连阡陌,而且开设烟馆和吸食鸦片者大都逍遥法外。在这种情况下,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对禁烟持不同意见的争论。有人要求变通解禁,放松限制;有人认为应     

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论议新探

鸦片战争前,鸦片论议中的例禁论不是严禁论。严禁论中存在着“重治吸食”和“严惩兴贩”的分歧。以“重治吸食”、罪以死论禁烟,不应受到肯定;“严惩兴贩”、罪以死论才是合理合情的主张。以封关绝市杜绝鸦片来源的思想和决策是不合时宜的;而弛种土烟与弛禁论则同是想发毒品财。禁鸦片的关键在于打击鸦片贩卖,而不在于断绝对外开放通商。相反,大力发展对外贸易通商才是杜漏银、裕国计的良策。     

神奇药丸专骗老人钱财

以买卖神奇的医治冠心病药丸为饵,6个＂骗老族＂精心上演的＂双簧计＂,卷走了数位老翁老太的养老钱,总额达51.58万元。近日,福建莆田市涵江区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     

也为“空手套”说说话

分文不出,单凭着闪转腾挪和运筹帷幄的工夫无中生有地迅速积聚巨额财富。我们通常称这样的行为＂空手套白狼＂,简称为＂空手套＂。这种无本万利的买卖自然是只能是人人羡慕的传奇,正如一位商界老前辈所言：＂人人都     

民众党及台湾人民的鸦片反对运动

日据台湾时期总督府的鸦片政策,是日本殖民榨取台湾最显著的特点之一。而台湾人民自鸦片政策实施开始,就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对运动。随着台湾民族民主运动性质的转变,出现了以民众党为中心,台湾各界的反对鸦片新吸食特许运动。此运动运用现代医学知识,并寻求国际联盟的支持,因此,对总督府鸦片政策的影响更加显著。     

晚清浙江鸦片流播问题述论

晚清时期,浙江鸦片问题凸显。台州、温州等地种植罂粟和售卖鸦片,宁波、杭州、嘉兴等地鸦片走私猖獗,外国鸦片和本地烟土在浙江境内蔓延。地方官员面对外国烟贩、外省烟贩、本省烟贩、吸食者和盗匪游民等利益群体,积极调整措施,虽未能彻底遏制烟毒蔓延,却也提供了难得的禁毒经验。     

湖南军阀与鸦片贸易

鸦片贸易曾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但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地军阀却将鸦片贸易合法化。此文着重阐述了湖南军阀贩卖鸦片、吸食鸦片、苛征烟税，以及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20世纪30年代前后罂粟种植与饥荒

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民国社会毒祸横流,植烟面积达8000万亩,鸦片产量为120万海关担,吸食各类毒品的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16.8％。由鸦片引发的饥荒在当时频频发生,以云南为例,“云南饥荒,系因种植鸦片过多。……今后若不自种粮食,则饥荒永不得免!”鸦片是怎样影响粮食生产进而引发饥荒的呢?     

晚清四川鸦片生产及其动因探析

四川引种罂粟,可能始于唐代。清道光以前,该省有24厅州县出产此物。晚清时期,四川成为全国最大的鸦片生产省,绝大多数地区皆种有罂粟,而川东一带特盛。清末,全省约有350多万亩土地被罂粟所侵,年均鸦片约12万两。究其动恩,是因为:四川具备种植罂粟的适宜自然条件和固有基础;中国政府受到西方殖民者的控制,实行寓禁于征的政策,或禁而不力;加以长江航道改善,高额利润诱惑。于是很多农民趁机习得罂粟种植、鸦片加工技术,从事毒品生产活动。当今开放时代,欲建设小康和谐社会,固亦须远离毒品之害。     

鸦片和轮船:晚清中国的物质、空间与历史叙述

鸦片与轮船,分属消费品与生产工具的不同领域,是直接导致近代中西冲突与社会变革的关键性物质。西方轮船载来鸦片,导致中西冲突,又由轮船打开晚清边界,引发洋务派以轮船为中心的"自强"运动,由此在文化想象上构建起鸦片与轮船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既是晚清政府解决一系列社会冲突之意识形态基础,也是直至今日中国近代历史叙述话语的主线。一百余年来的中国现代化、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与文化转型都把鸦片作为一种灾难性记忆,把轮船作为一种富强的象征,只有获得物质性"利器",中国才能改变积弱之形象,建立独立、富裕与强大的国家形象。因此,鸦片与轮船的复杂关系,既是我们切入中国近代社会演变的物质基础,也是反思近现代文化及其历史叙述的不可或缺的物质维度。     

1917年北京政府"收买存土"案研究

近代中国毒品泛滥成灾,危害严重,中国人民为抵制烟毒进行了不懈斗争.这一斗争到民国初年有了新的发展.1917年北京政府与西方"洋药公所"签订收买存土合同,消息传出之后国民大惊,社会各界群起反对,最终迫使政府在上海销毁全部存土.在收买存土案的解决过程中,人民群众始终是禁烟禁毒的主力,报纸等媒体舆论宣传和监督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北京政府收买存土案是我国近代禁烟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这一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影响对于研究中国近代禁毒运动具有重要意义.     

跨国企业实施国际税收筹划策略分析

跨国纳税人利用各国各地的税收政策及相互间的税制差异进行国际税收筹划。论述了跨国企业国际税收筹划产生的原因,分析了进行国际税收筹划需考虑的因素,提出了国际税收筹划的主要方法。     

优化我国税制结构的对策思考——基于调整直接税间接税的分析

通过直接税与间接税的配比,针对我国现行税制结构的不合理进行了分析,间接税方面：商品和劳务流转领域两税并存,导致了产业之间的税负不均衡;间接税过多,加重了消费者的税收负担;间接税偏高,容易引发大量的消费外移,不利于扩大内需。直接税方面：个人所得税小修小补,框架上没有根本突破,制度上没有实质的变革;个人房产持有环节缺失,加剧了财产贫富差距。并对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的思路、难点提出了对策建议：一是通过改革流转税,降低间接税;二是推进直接税建设,充分发挥税收调节分配的作用。     

“放管服”改革视阈下的税收风险管理

从税务系统来看,深化“放管服”改革是提升税收治理能力、推进税收现代化的重要实践手段。从“放管服”改革视阈对税收风险管理的相关问题进行思考,通过分析“放管服”对税收风险管理的机遇性和挑战性,提出“放管服”改革对税收风险管理的影响。对“放管服”改革下税收风险管理团队建设、数据支撑、管理层级、模型构建四个方面问题进行剖析,提出具体建议,旨在进一步完善税收风险管理体系。     

论清末山西禁烟的举措与成效

毒品的泛滥成灾,是近代山西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1905年至1906年,山西一省行销的土烟量即居全国第二。鸦片烟毒使山西经济凋敝,民众生活困苦不堪。但在清末禁烟时期,山西的鸦片之害一度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山西成为全国禁烟的典范。本文即从禁种、禁吸以及禁运三个角度来考察清末山西禁烟的措施及其效果,分析其中的利弊、得失,从而为当今的禁毒斗争提供经验与教训。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戒烟医院研究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年),中国各地创办了一系列戒烟医院。这些戒烟医院的兴办既是应对烟毒泛滥的产物,也与该时期政府及社会推动戒烟禁毒有着密切关联。它们分布各省,数量众多,既有官办、私立、官私合办,也有官方委托民间办理等形式。它们办理水平各异,但主要从事如下活动：强制收戒和免费戒治、开展禁烟戒烟宣传、化验和研制戒烟药物、探寻和采用适当的戒治方法等。此时期的戒烟医院对于推动戒烟禁毒以及清除毒品的危害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受特定社会历史环境限制,也存在着诸多不足。     

马克思论英中鸦片贸易

马克思对中国问题的论述可以说都是围绕鸦片贸易展开的。马克思对鸦片贸易、鸦片战争、不平等条约三者问的内在联系作了具体深刻阐述,他认为,鸦片贸易是相对于一般商品的"合法贸易"而言的,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鸦片贸易给中国带来了全方位的痛苦和灾难,给英国创造了高额利润,最终导致鸦片战争;英国为了将鸦片贸易置于安全、稳固和永久的基础上,战后迫使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无疑鸦片贸易对中、英两国的影响都是双重的。     

双重贫困——民国时期甘肃鸦片种植成因析论

民国时期，甘肃鸦片种植面积迅速扩大，达到了历史最高点，甘肃一度被称为“烟国”，对甘肃社会的正常行进影响至巨。追溯其根由，鸦片种植最切要的因素是政府经济来源匮乏，借征收烟亩罚款挹注财政；其次，农家生计维艰，种植贩卖鸦片换取些许货币维持简单生活；进而，地方社会交通建设滞后，农家剩余农产品销售市场狭窄，而鸦片质轻价高，便于运输；同时广大乡土社会医疗卫生条件落后，鸦片可充当治疗疾病的“药品”。总而言之，鸦片种植泛滥是政府和农家双重贫苦状态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