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互动对农村留守妇女婚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夫妻互动关系是农村留守妇女婚姻满意度的重要影响因素.湖南省农村留守妇女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夫妻之间的联系频率、丈夫联系时最关心的问题、遇到困难时丈夫的帮助程度等反映夫妻互动的变量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婚姻满意度有着显著的影响.丈夫外出务工期间的联系频率越高,丈夫在联系时最关心的问题是妻子的身体情况和夫妻感情,遇到困难时丈夫的帮助程度越大,农村留守妇女的婚姻满意度就越高;反之,会降低其婚姻满意度.要提高农村留守妇女的婚姻满意度,夫妻之间应当加强日常的沟通联系,增加共同生活的机会.     

留守妇女现象与农村社会性别关系的变迁

丈夫外出务工、妻子留守家乡的现象使得农村社会性别分工第一次脱离了地域限制,并由性别分工变化引起性别关系变化。以性别主义和家庭策略理论为分析视角,讨论“男工女耕”引起的农村社会性别关系变化,可以发现,在性别资源占有不平等基础上产生的丈夫流动、妻子留守的家庭策略,因地域割裂、妇女行动自主性、夫妻双方的主观评价等原因促进了妇女家庭决策权的提高,农村性别关系趋于平等,并且在日益撼动我国农村传统的性别规范。     

丈夫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心理影响分析

通过以社区为基础的微观社会学研究视角,可分析农村男性外出务工对留守妇女的心理影响及其原因。大多数农村留守妇女有较大的生活压力感;两地分居的婚姻状态也导致她们处于性压抑状态,且具有强烈的孤单感;她们的不良情绪如烦躁、压抑等在丈夫外出务工后明显加剧;不安全生活事件、性骚扰以及对丈夫的担心导致她们的安全感很低。这种丈夫流动、妻子留守的家庭策略使得农村婚姻和家庭的情感满足功能大大削弱。为了缓解留守妇女承受的负面心理影响,在外务工的丈夫应尽量为妻子提供情感支持和慰藉;农村社区应组织留守妇女互助小组,丰富社区文化生活,健全社区治安防范体系。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留守妻子”生存状态研究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和谐环境,而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排斥着农村夫妻共同迁居城市就业和生活,这导致了许多半流动农村家庭的出现。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在农村社区的不稳定性和欠和谐发展,给广大农村造成了各种经济的、社会的隐患,是新时期农村建设的不和谐因子。夫妻在外出与留守的抉择中,多数妻子无奈地选择了后者,承担起了本应双方共同承担的家庭责任。研究表明：虽然大多数“留守妻子”是由于子女的教育才留守在农村的,但她们却缺乏将子女教育成才的自信和能力;丈夫外出后,大多数农村“留守妻子”认为其安全感和幸福感降低了,部分认为更幸福的妇女主要是由于经济收入的增多或可以免除家庭暴力行为;“留守妻子”的选举投票自主权有所增强,但是她们参加干部竞选的积极性降低。     

中国农村留守妇女研究述评

农村留守妇女是指丈夫外出打工而留守在农村家中的已婚妇女。以农村留守妇女心理-社会发展为主线,对以往研究的相关结果进行系统回顾,并指出已有研究的“弱势群体”假设和“男性主义”视角所带来的不足。未来研究,要在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和“流动-留守”联结的框架下,考察既有家庭功能连续性暂时中断的条件下,不同类型留守妇女发展的历时轨迹,挖掘家庭生态系统的弹性机制,以期为留守妇女发展的家庭干预提供支持。     

丈夫外出时间对农村留守妇女主观感受的影响

采用丈夫外出时间为变量,考察丈夫外出3—6个月、6—9个月、9—12个月和12个月以上四种不同状况的农村留守妇女群体在社会地位、家庭地位、就业及工作环境、生理与心理健康、文化生活和经济地位六个维度上的满意感状况后发现：丈夫外出会对留守妇女的主观满意感造成影响;丈夫外出6—9个月是主观满意感明显下降的拐点;所有维度中,对农村留守妇女影响最大的是家庭地位和经济地位。     

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妻子生活状况调查研究——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西山镇A村为例

随着农村大量已婚男性外出打工,"留守妻子"群体随之产生。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西山镇A村为调查点,采用问卷调查、个人访谈法,对农村留守妻子的基本生活状况进行调查,指出现行户籍制度、家庭利益优化选择、自身技能局限是留守妻子产生的主要原因;同时阐述了家务活增多、农业生产担子重,两地分居欠缺情感交流,精神压力大,心理负担重的生活现状。提出打破城乡二元壁垒,建立健全以家庭为主体的农民工相关政策;因地制宜发展本地经济,实现劳动力就近就地转移;成立互助组织,建立留守妻子帮扶体系等措施来改善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妻子的生活状况。     

一对进城务工夫妻的婚姻悲剧

丈夫外出打工，留守在家的妻子感情出轨。觉得再也无脸生活在本村的丈夫，带着妻子和儿女进城安家。从此，夫妻二人分别在不同的单位打工。因为对妻子不放心，丈夫不但在家中安装了摄像头，还在妻子手机里偷偷安装卫星定位软件以监视妻子。虽然此后没有抓到妻子再次出轨的把柄，可是丈夫仍不放心，又给妻子设下“免费午餐”的陷阱。这对进城务工夫妻狼烟四起的婚姻，最终以丈夫入狱画下休止符……     

中国农村留守妇女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

留守妇女,也称留守妻子,指丈夫外出后单独或与其他家庭成员居住在户籍地的妇女。随着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人口的流动性不断提高。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由于外出劳动力的主体是男性,老人、妇女和孩子留在户籍地,于是农村出现了留守妇女群体。留守妇女是中国式留守的又一典型代表。鉴于留守妇女在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作者以2012年中国西部农村留守妇女幸福感调查为研究基础,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通过与西方女性的幸福感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经济条件、政府部门办事效率、是否乐观、夫妻关系、公婆关系等5个方面因素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而自由、工作满意度、婚姻状况及家庭生活的满意度、情绪以及年龄对西方女性幸福感影响较大。对比发现,情绪和夫妻关系是影响两类群体的相同因素,而在其他因素上则存在差异。     

社会投资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支持政策的反思与构建

“以儿童为中心”的社会投资战略已成为发达国家社会政策的新趋向。因城镇化巨大的虹吸效应,农村传统差序格局下以血缘、地缘为主的先赋性儿童照料资源日趋消解,农村留守家庭劳动力再生产能力不足,以“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体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政策进入公共政策领域。然而,从社会投资的视角来看,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政策尚缺乏“支持家庭”“多元共治”等理念,“事后补缺型”的制度设计难以满足农村留守儿童和家庭的发展性需求,可能会通过降低未来人力资本增加贫困代际传递的风险。要实现“社会救助”向“社会投资”的理念转变,应以提升农村留守儿童及其家庭发展能力为根本,从导致亲子分离的制度根源入手,利用服务供给、时间补偿等“支持家庭”手段,构建政府、家庭、社会等“多中心协同治理”的社会支持体系,为农村留守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普惠性的公共资源,以切断先赋性弱势与“留守事件”的链接机制。     

制度变迁与家庭策略:流动家庭的形成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32个农民工家庭进行了深度访谈,从制度和家庭两个层面探讨了流动家庭的形成。分析发现,制度变迁为农民外出流动提供了机会与可能,流动家庭是制度变迁的产物。面对机会与可能,农民家庭作出了让家庭成员外出流动的决策,流动家庭的形成是农民家庭的策略性选择。     

流动民工家庭跨域抚育策略研究

基于对34个流动民工家庭的质性研究,从制度、结构和家庭三个层面探讨了留守儿童的形成;并分析了流动民工家庭如何从经济方面、情感方面、心理方面、照顾安排方面能动地对留守儿童进行跨域抚育。研究发现,尽管面临与留守子女空间上的分隔,但外出父母仍能通过各种策略性安排进行跨域抚育。     

城市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问题及对策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迁移,因为生计而举家迁入城市的农民工越来越多,其子女的教育问题成为社会日益关注的话题,其中家庭教育问题更显突出。如果不妥善解决这一问题,那么关注“三农”、贯彻义务教育、建设和谐社会将是一句空话。文章以此为出发点,初步分析城市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并试图提出相应的对策。     

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的工作-家庭关系——对浙江省17位农民工的访谈研究

把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的工作和家庭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对浙江省17位农民工进行访谈获得的第一手材料进行内容分析,建构并初步验证了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的工作—家庭关系的概念构思。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的工作—家庭关系是一个多维的构思,包括:工作对家庭的冲突(WFC)、家庭对工作的冲突(FWC)、工作对家庭的促进(WFF)、家庭对工作的促进(FWF)四个维度,但本文发现在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的工作对家庭的促进(WFF)中没有Carlson(2006)所指出的情感促进和心理资本促进。     

南京市流动儿童家庭环境与学习状况研究

基于南京市4所学校的问卷调查数据,以本地学生为对照组,对流动儿童的家庭环境与学习状况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流动儿童家庭环境较差,74.6%租房居住,家长能提供的学习帮助和情感交流较少;流动儿童缴纳借读费/赞助费的比例及上学路途花费时间均显著高于本地学生;流动儿童对班级学习氛围和教师教学管理的评价较高,但自我学习成绩评价和未来学习预期较低。据此,从政府、社会、学校和家庭等不同层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自闭症家庭的需求与社会工作介入——来自深圳120个自闭症家庭的报告

文章从家庭的视角,通过对120个自闭症家庭的需求分析,运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得出当前自闭症家庭主要有心理与情绪需求、社会资源需求、知识与信息需求,而心理与情绪需求是当前最迫切的需求。这就决定了整合社会工作介入路径,应当从家庭的个案介入、社区社会工作倡导、家庭政策扶持等方面促进家庭功能恢复,从而促进自闭症者的康复及家庭成员的健康发展。     

Non-intact Families and Children’s Educational Outcomes: Comparing Native and Migrant Pupils

This study explores whether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living in a single-parent household and children’s educational outcomes differs by migration background through comparing natives with first- and second-generation migrant pupils from different areas of origin. While there is strong evidence of an educational gap between migrant and native pupils in Western countries—and particularly in Italy—the interaction with family structure has been under-investigated. We suggest that native children have more socioeconomic resources to lose as a consequence of parental breakups, and thus may experience more negative consequences from living in a single-parent household compared to migrant children, who tend to have poorer educational outcomes regardless of family disruptions. Moreover, for migrant children, family disruption could result from parents’ migratory project (transnationalism) rather than separation or divorce, thus not necessarily implying parental conflict and a deteriorating family environment. Empirical analyses of data from the ISTAT ‘Integration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survey (2015) show that native Italian pupils from single-parent households in lower secondary schools are more strongly penalised in terms of grades, and less likely to aspire to the most prestigious upper secondary tracks when compared to second- and, especially, first-generation children. Indeed, the latter have been found to experience virtually no negative consequences from parental absence. Contrary to expectations, we found no substantial differences in the non-intact penalty based on the reason for parental absence (transnationalism vs divorce), nor by migrants’ area of origin.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The online version contains supplementary material available at 10.1007/s10680-022-09638-z.     

青年农民工家庭教育现状调查与行动研究

在外来人口的重要聚集地——上海青浦区问卷调查的基础上,从青年农民工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情况等基本特征以及他们所持的成才观、教子观、儿童观和亲子观等重要家庭教育观念,进行了多维度的分析,探讨和总结了青年农民工家庭教育的特点和影响因素。通过对外来人口集中的学校进行入户访谈、教师访谈,确定了家庭教育指导常见且重要的问题,并开展行动研究,提出了旨在提升青年农民工家庭教育水平和能力的对策建议。     

试论现代家庭建设

家庭是以婚姻、血缘或收养关系为基础的一种社会生活组织形式。现代家庭建设是相对于传统家庭建设的一个新概念 ,其内容包括家庭物质文明建设与家庭精神文明建设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家庭关系模式是其主要内容之一。社会发展决定现代家庭建设 ,现代家庭建设影响社会发展 ,二是互相联系 ,有机统一     

独生子女家庭的资源稀缺性与婚姻形式

文章提出独生子女家庭是一种资源稀缺性的家庭类型,分析了资源稀缺性的体现及其根本原因,并提出在嫁娶婚、招赘婚和两家并一家这三类不同的婚姻形式下,家庭成员对稀缺资源的占有情况不同,婚姻成为独生子女家庭资源重新分配的一个重大事件,涉及到与另一个独生子女家庭之间的关系,并进而影响婚后两家间的关系以及代际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独生子女家庭间的婚姻是一种婚姻策略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