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发展研究

2007年8月,在亚洲开发银行召开的"以包容性增长促进社会和谐战略研讨会"上,"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被正式提出。之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先后四次在国际、国内场合下,支持与强调了这一理念。2011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在中国海南举行。此次年会把"包容性发展:共同议程与全新挑战"作为     

注重社会公平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关键

实现"包容性增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它是关系我国能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性因素。实现"包容性增长"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多个方面着手努力,其中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是关键。这是因为强调以机会均等为核心的前提公平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要义,注重分配公平能够激发社会活力为"包容性增长"提供强大引擎,保持合理适度的收入差距能为"包容性增长"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     

后改革时代中国践行包容性增长的政策取向

包容性增长是在对传统增长理论进行反思和批评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经历了由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数量,到强调经济增长的后果和质量,最后到"包容性增长"概念提出的演进过程。包容性增长是相对于非包容性增长而言的,是基于"后改革时代"的主题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包容性增长是可持续增长、是共享增长、是全面增长、广泛增长、是安全增长、是平等增长。包容性增长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取向是向谋求世界和谐转变,向均衡经济增长转变,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变,向资源节约型经济增长转变,向以人为本的经济增长转变。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包容性增长"问题探究

以科学发展观视野探究"包容性增长"的背景、内涵及"包容性增长"与"科学发展观"两者的辩证关系,同时论述了"包容性增长"提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包容性增长下的薪酬管理

<正>包容经济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它涉及平等与公平的问题,其关键词是希望和参与,使社会上尽可能广泛的人群拥有共同的愿望。当一些社会成员觉得他们永远也不可能指望得到那些富人所想得到的时候,排斥和不包容就产生了。在包容经济下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这个概念,是2007年由亚洲开发银     

集群共享性资源对中小企业包容性增长作用机制研究--以浙江中小企业为例

用问卷调查法对"集群共享性资源对中小企业包容性增长的作用机制"这一科学问题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集群共享性资源是影响中小企业包容性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集群制度环境和企业能力是影响集群共享性资源和中小企业包容性增长关系的重要因素。研究结论揭示了集群共享性资源对中小企业包容性增长的影响作用,同时剖析了企业能力和集群制度环境对中小企业包容性增长的作用机理。     

新疆南疆三地州包容性增长水平测度及评价

新疆南疆三地州作为少数民族聚居的贫困地区,无论经济发展还是民生发展都面临较多困难。包容性增长是南疆三地州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维护边疆稳定的必然选择。该文运用模糊隶属度综合评价法及综合评价模型从经济、社会、生态、文化4个方面对新疆南疆三地州2005—2015年包容性增长水平进行测度,并运用指数平滑法对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动态预测。研究发现:新疆南疆三地州包容性增长水平十年间呈低幅匀速上升趋势;2005—2010年南疆三地州包容性增长水平处于"不包容"阶段,2011—2015年包容性增长水平处于"勉强包容"阶段;从分类包容度指数走势角度分析,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南疆三地州包容性增长的核心动力,社会的普惠发展是南疆三地州包容性增长的有力支撑,文化的缓慢发展是南疆三地州包容性增长的制约因素;短期内南疆三地州包容性增长水平将保持不断上升的趋势,但增速仍旧迟缓,表明南疆三地州未来发展仍有较大阻力。     

差异性社会的伦理逻辑与包容性增长的实现

差异性社会理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及改造社会方法的创新特质。差异性社会理论是解读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分析语境,差异性社会应当是良性发展的和谐社会,其发展伦理在价值观念、效率伦理、公民伦理这些方面为包容性增长界定规范性维度。差异性社会的道德冲突化解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精神保障。     

包容性视角下的城市经济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比较研究

运用处理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与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对2006年—2014年"长三角"城市群与"中三角"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在包容性视角下的经济效率、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包容性TFP)进行了测度、比较与分析。结果表明:2006年—2014年,12个城市的总体经济效率为0.8344,说明这些城市在较高程度上实现了城市经济的包容性增长;"长三角"城市群与"中三角"城市群的经济效率均呈现出U型趋势,并且这两大城市群在2010年以前差距较为明显,但是从2010年以后二者之间的差距性在不断缩小;包容性TFP比传统TFP小得多,技术效率变化、技术进步亦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说明不考虑环境污染与收入差距大大高估了城市的TFP。最后,本研究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一些有益的政策启示与借鉴。     

当前国内政治包容性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内斗争思维的淡化,政治的包容性有了巨大提升,探讨政治的包容性问题也成为国内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目前,国内学界主要讨论了"包容性"的涵义,分析了我国政治包容性提升的三个主要原因:摆脱意识形态困境、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实现包容性崛起,总结了我国政治包容性曲折变化过程,归纳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和具体的制度建设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     

包容性发展视角下“准市民”收入增长模式的转变研究——以农民工为例

促进"准市民"包容性发展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基于人的包容性发展视角,构建"收入—地位"模型来论证收入增长模式的包容性内涵。结果表明,因收入结构优化程度低、职业转化能力低的双重制约,现阶段农民工的收入增长模式不具有包容性内涵。在"收入—地位"关系曲线的城乡二元性强化的背景下,农民工应转变收入增长模式,使收入增量达到地位维持或地位提升的收入要求,防止因市民化产生的"地位落差"。     

“包容性增长”的社会关注及其理论拓值

"包容性增长"的研究在我国已成燎原之势,在各界广泛认可和讨论中,逐渐形成自己的解释逻辑、建构路径和话语体系。为提升"包容性增长"研究的品质,推动研究向深度进展,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有必要重新审视"包容性增长"研究兴起的背景,概括学人关注的焦点分布,理顺研究思路的线性轨迹,归纳研究视域的平面铺陈,总结学术框架的立体构造,反思研究的问题与不足。     

"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学理澄明及其现实意义

作为经济发展理念具体形态的经济增长方式经历了从综合增长、全面增长、可持续增长再到包容性增长的历史演进过程."包容性增长"强调必要经济增长速度基础上的社会公平,公平与效率的"质"的统一,人民群众享有权利的实质性增长,社会建设的多维度展开,和平与发展、参与与共享的国际诉求,实现个人和社会在公平、正义、平等与效率基础上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包容性增长"是中国经济安全的战略需要,它有助于中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必然选择.     

“包容性增长”理念指导下乡村文化体制改革的路径

"包容性增长"理念是公平、均衡和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将"包容性增长"理念纳入乡村文化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包容性增长"理念指导下,乡村文化体制改革应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改革路径相结合,探索政府引导下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路径,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新型文化主体,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创新乡村文化投融资体制,从而推动乡村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后改革时代中国践行包容性增长的原则及路径转型

包容性增长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种新的价值判断,从这一价值判断出发,包容性增长作为一种全新的增长理念和增长模式,要坚持和谐统一,协调发展等原则,实现路径转型:通过发展战略的转型为包容性增长提供新的战略导向;通过新的改革共识的转型为包容性增长提供思想导向;通过经济增长伦理的转型为包容性增长提供价值判断;通过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为包容性增长提供社会环境;通过经济增长制度的转型为包容性增长提供新的激励;通过人的转型为包容性增长提供新的主体。     

论包容性增长理念下农民权益的经济法保护

"包容性增长"理念作为我国未来的执政理念,也为农民权益的经济法保护提供了全新视角。经济法应在"包容性增长"理念指导下,通过对经济法律制度的精心设计,突破农民利益产生与权益维护的双重困惑;通过科学立法与严格执法,实现利益共享与权利平等的目标追求,从而构建起更完备的农民权益经济法保护体系。     

“政府成本”视角下城市化与包容性发展的影响机理研究——基于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分析

从"政府成本"视角来看,政府在城市化对社会包容性发展推进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用政府支出规模和政府人员规模分别作为政府成本的衡量指标,以中国2000—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化对社会包容性发展起到明显的正向推动作用;城市化通过政府规模对社会包容性发展产生显著影响,政府规模在"城市化对社会包容性发展"关系中调节效应显著,并且政府支出规模的正向调节效应始终存在,但对政府人员规模而言,当政府人员规模小于2.754%时,存在正向调节效应,当政府人员规模大于2.754%时,则存在负向调节效应;城市化和政府规模二者是互动关系,形成了反馈机制,二者的互动影响共同决定了社会包容性发展的实现。     

包容性增长：中国经济从量变向质变切换

＂包容性增长＂概念的提出,正当其时。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中国经济、社会需要科学发展,需要＂包容性增长＂,这很容易成为共识。因此,就当下及未来一段时间而言,关键是如何将这一概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与实践中。笔者认为,倡导包容性增长需去经济增长的GDP化;践行包容性增长,必须优先开发人力资本;强化包容性增长需要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包容性增长需要着力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推进包容性增长需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包容性增长需要始终追求社会公平正义。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关系及影响机制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包容性增长蕴含的“增长”与“公平”要义紧密相关。文章选取2011-2020年中国27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综合运用双向固定效应、分位数回归和双重差分模型等多种方法，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包容性增长具有积极推动作用，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的提升均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具有正向推动效应，但数字排斥等现象的存在致使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并未对经济包容性增长产生影响。随着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提升，其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会因规模效应而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对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存在区域、城市规模和创新创业能力异质性。经济增长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渠道。     

“包容性社会”建设顶层制度分析:IAF模型的构建与运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等领域的改革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但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也存在诸多"社会不包容"的问题。基于对我国改革事业和包容性社会建设的关注,本文从当前我国社会运行中存在的社会结构差出发,分析了转型期我国社会运行现状、包容性社会建设顶层制度建设的迫切性。此外,本文建立了制度分析的IAF模型,从制度要素、行动者和行动场三者分析行动者策略的改变。最后,基于IAF模型,本文专门探讨了包容性发展理念下我国顶层制度设计的目标及当前顶层制度设计的重点领域,以期为我国包容性社会建设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