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后殖民主义与全球化

巴萨拉与派因森把西欧科学的传播描述为一种“文化帝国主义”.20世纪90年代后,在激进的后殖民主义的影响下,某些国家与地区出现了驱逐“科学”的后殖民运动.这些做法过于强调地方性维度,忽视了全球性维度,会造成不同知识之间的种族隔阂,陷入“地方性知识”海洋,走向文化相对主义.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后殖民技科学”倡导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参与到全球化的对话中,即使这种对话是不平等的,因为只有在这种对话中,我们才能实现现代化,才能在全球化过程中发出自己本土的声音,实现地方性知识与西方科学的相互共塑.     

科学编史学:从殖民主义到后殖民主义

如何理解16世纪以来的西方科学传播史?20世纪60年代,基于实证主义的科学观,美国科学史家巴萨拉提出了一个包括三个相继阶段的传播模型,这是一种线性的、单向的与同质化的殖民主义扩张模式.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科学实践文化”研究的兴起,田野科学进入了科学史家的视野,开始用“文化相遇模型”取代线性的“传播模式”,倡导后殖民主义的多元相互作用的历史,偏爱一种非线性的、多元视角的深描,研究历史中机遇性交流实践,重新解释非西方文化及其自然知识的遗产,关注科学实践的多维度的地方性情境,消除帝国主义在宏大科学叙事的历史舞台上的绝对中心地位,创造出一种西方与非西方的历史的相对平等的有效对话空间.     

科学实在论和社会建构论共同的形而上学根基

一直以来,科学实在论和社会建构论被认为是两种相互竞争的科学观,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两者的区别上,忽视了对两者的共同点的研究。实际上,科学实在论与社会建构论具有一些共同的形而上学根基:他们都源于对知识的有效性的追求,都认可意志自由的形而上学;都有某种预设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倾向;都从表象走向了实践,等等。     

论劳斯的"实践诠释学"科学观

劳斯是20世纪末西方兴起的"科学诠释学的现象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实践诠释学"科学观的产生,在哲学上,其原因可概括为对"理论优位"科学观的否定、将海德格尔和福柯哲学作为理解科学的哲学本体论,以及融合英美科学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努力等几个方面.劳斯"实践诠释学"科学观的特征是:实践对理论具有本体论上的先在性,科学具有权力,科学是地方性知识.劳斯在科学观上的创新,最突出地表现在:提出了理解科学的实践原则,批判和发展了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科学观,拓展了科学哲学的研究领域.     

《罗生门》与三种科学观

电影《罗生门》隐喻了一个被多重建构的事件。科学观或者说科学的社会形象,也是类似的建构产物。科学观是多样且变化的,其中有三种是深具代表性的,即传统的科学观、"还俗"的科学观,以及公众的混杂的和个人化的科学观。在高度科学技术化的现时代,科学的形象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而这三种科学观之间的张力,可以成为民主社会中的一种健康的力量,即在竞争性的解读中达到对科学的更加全面的理解。     

社会建构对科学哲学的挑战

社会建构主义以其激进的姿态向科学哲学提出了挑战,目的是要用社会实在论来取代自然实在论.这种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以对称性取代合理性、以发现的语境取代辩护的逻辑、以建构论取代实在论.这种挑战打开了科学知识广阔的社会与文化分析语境,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但却牺牲了科学赖以存在的自然基础.摆脱这种困境的出路在于走向科学的实践观.     

费耶阿本德的科学观

费耶阿本德提出了一种与传统看法截然对立的科学方法论论点———"怎么都行"。他在批判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科学观基础上,阐述了观察与理论的关系,提出了"不可通约性"来说明理论选择、评价及科学进步问题;他扩展了无政府主义含义来论述科学与其他知识、社会现象的关系。尽管其思想中包含着许多不合理性因素及神秘主义色彩,但它体现出的宽容、民主的科学精神及具有辩证法特征的能动的科学实践观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略论张君劢的科学观

张君劢以科学和哲学、知识和道德、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划界,批判科学主义对科学的泛化的理解;批判只强调科学实用价值的功利主义科学观,同时肯定科学的实用价值和内在精神价值;强调传统儒学和现代科学并不是矛盾的关系;强调以道德见长的儒学和以知识见长的西方文化是融合互补的关系。张君劢及他所代表的现代新儒学以人文主义的视角审视科学在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由于坚持儒家主位主义的立场,使张君劢及现代新儒学用德性之知笼罩见闻之知,没有真正赋予科学知识以独立的地位,从而使他们没有完全摆脱传统儒学的道德中心主义窠臼,也使他们最终没有正确解决科学与哲学、知识与道德、儒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     

方以智科学观解读

明末清初,中国古代科学开始向近代科学转型。方以智提出了与西方近代之初相类似而又与传统科学观念存在密切联系的科学观,对科学作了与其时代截然不同的理解。方以智第一次把＂质测＂之学即科学,从传统格物说中独立出来。大力提倡＂深求其故＂的怀疑精神,认为科学始于对已知结论的怀疑,而其怀疑是建立在其实证观基础之上的。他提出＂心物交格＂的认识机制,认为科学认识的目的是＂以知还物＂。方以智的科学观是中国传统科学精神和部分西方科学观念交合贯通的结果,为中国古代科学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注入了活力。然而,由于象数易学的根本制约,方以智的科学观未能真正地超越传统以完成中国古代科学向近代实验科学的转型。     

从“格致”到“科学”——近代国人科学观的演进

古代中国,尚没有形成正确的科学观,"格物致知"和"格物穷理"成为中国传统科学的指导思想.至近代,随着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传入,中国传统的科学观面临着冲击,随着思想认识上和语言使用上由"格致"向"科学"的演进,标志着近代国人科学观的正式确立.     

评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家的科学发现观

把科学理论的发现和证明分开,从而把科学发现仅仅看作是一种非逻辑的直觉天赋的创造性活动,把科学发现的研究完全交给心理学,这是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一个特点。本文分析了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家的科学发现观所包含的合理因素和存在的片面性。     

论西方主流心理学的实证科学观

科学观是科学发展的前提,在西方心理学史上一直存在着科学取向的心理观和人文取向的心理观。科学取向的心理学又称实证心理学,是西方的主流心理学,其实证科学观一直主导着心理学的发展,导致心理学出现"不统一"的困境,重建心理学的科学观是解决困境的唯一出路。新的科学观应是整合观,在这种科学观的指导下心理学的研究才能真正解决人的心理问题,心理学才能成为一门科学。     

“统一科学观”的实践哲学基础——对马克思关于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统一的再思考

马克思对西方传统哲学关于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相互分离的认识进行了实践批判,矛头直指其对自然科学“唯心主义方向”的抽象解释和人的科学的空洞化理论建构,并力图将二者融入社会历史实践。不仅如此,马克思认为西方传统哲学始终未能触及作为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共同基础的感性的实践活动,同样无法深入探讨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相互分离的“感性活动的异化”的根源,因此,马克思强调诉诸社会历史的感性的实践活动来扬弃现实的异化,消除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的二分现状。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建立未来“统一科学观”的可能性。     

古典目录学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建构

鲁迅据古典目录学建构《中国小说史略》,试图将古代小说纳入当时正统文化的范围内考察,致其探讨汉魏六朝小说时以《汉志》所载的小说观为主导,对唐及唐以降的小说的探讨则采用西方文艺理论视域下的小说观。鲁迅对《汉志》"街谈巷语"以"自生于民间"的解读,试图调和中西"小说"观之间的冲突,这种做法是其承继传统的知识体系与预先做出的理论设定相冲突的典型。而古典目录学与进化论的相互交织,是鲁迅在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与外来文化的艰难抉择中处于尴尬之态的反映,亦是其采取双重小说观的必然,致使体系建构多有相矛盾之处。     

柯瓦雷与库恩科学观的哲学反思

文章对开创了不同科学编史学传统的两位著名的科学史家柯瓦雷与库恩的科学观进行了哲学反思与比较。提示了两种科学观根本特征,分析他们的两种不同的西方哲学思想传统来源,论述了两种科学观之间的差异性所产生的理性与非理性、价值中立与非中立性等张力是后现代主义产生的根源。     

论梁启超科学观的文化价值

人文学者的特质和禀赋决定了梁启超对科学的阐扬毫无例外走的是文化路径,其意义广泛而深远。弘扬科学的"形而上学",促进了近代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为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植入了科学理性。坚持科学的实践理性,为近代中国文化成功转型提供了现实理性思考:崇尚科学但坚决反对科学主义,倡导西学但坚决反对西化,弘扬科学价值但又把它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站在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反思科学理性,为科学文化的健康发展开辟了新视域。     

从表征到操作：科学的社会建构困境及出路

科学知识社会学把社会结构、社会利益、人类技能等都视为科学的组成部分,分析了这些要素与科学之间极具建设性意义的结合和作用。它围绕单一的"社会利益"全方位地说明科学,最终的理论结果是用"社会实在论"取代了"自然实在论",落得个实在论"两极相通",走向了其自身理论批判的反面。表征主义的科学观是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的问题和困境产生的基础,摆脱困境的出路在于走向操作语言的科学实践观。     

逻各斯与努斯:西方科学文化的两个原点

西方科学文化有两个重要的根源:一是古希腊文化中蕴含的逻各斯;二是古罗马文化中蕴含的努斯。前者对科学文化的影响主要在形而上层面:它孕育了信奉自然世界理性秩序和规律的本体信念,肯定了人类凭借知识和智慧实现自我和超越自我的人生理想,为人类运用语言进行自由开放的思想交流做出了本体论的辩护,从而给科学文化以"仰望天空"的精神品格;后者对科学文化的影响主要在形而下层面:它肯定了知觉经验在人类心灵和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凸显了改造世界的实践理性,确立了理性合作的社会责任感和共同体意识,从而给科学文化以"脚踏实地"的精神品格。正是这两种精神品格的交融,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西方科学文化。逻各斯与努斯是理解西方科学文化的两个原点。     

论“哲学是哲学”的哲学观真相——从西方近代哲学与科学的关系说起

自然科学在学科上的分化,西方近代哲学隐含着一个哲学与全部科学之间的论题,它表现为哲学面对科学的自我思考,这种思考在近代之末使哲学成了"科学之科学".哲学不是科学,也不是"科学之科学",哲学只是哲学."无定性"的哲学使其关于自身的观点处于恒久的变化中,并与科学观有着根本的区别.哲学使命不在于使哲学站在科学面前为自己的当代生存权辩护,而在于通过对人以及与人有关的世界的反思,通过哲学与科学的对话"改造世界".     

社会建制与模式融合——巴伯的科学与宗教类比方法论研究

当代科学与宗教关系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方法论问题,巴伯最大的贡献正是在重新梳理传统科学与宗教关系的过程中引入了批判实在论方法论,并在此基础上把科学与宗教作为两种社会建制进行类比研究。批判实在论类比模式也是巴伯关于科学与宗教关系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四分说”(冲突、无关、对话、整合)的思想来源。巴伯对批判实在论的新突破在于尝试运用过程范畴思想对类比模式的融合进行新型本体论上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