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重的话语承载——论罗伯特·哈斯诗歌的“催眠”艺术

罗伯特·哈斯是集创作、翻译与文艺评论之大成的美国现代派诗人。哈斯用词语流开辟进入潜意识的通道,在创作中自觉地以诗的节奏完成了诗之"催眠"。诗人用催眠性的语言缔造梦一般的感受,同时又清醒而自知,常在结尾处唤醒梦境。从三个方面可对哈斯诗歌中的催眠艺术进行解读和阐释:第一,哈斯将词语流植入到诗中,借助由季语构成的词语流,打破时间与空间的界限,缔造诗之催眠与梦的营造;第二,在哈斯的诗中"光"有柔化现实、净化记忆、唤醒噩梦的功能。"光"多次在诗歌中将"我"从梦境或是回忆中唤醒;第三,诗中催眠术的实质是对于现实的柔化,将诗作为承载现实重量的容器,通过"诗"消解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关于“国民文学”的倡导——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诗”与“散文”观（二）

从创造社的内部差异可以看到,与法国19世纪诗歌传统相联系建立起＂诗＂的观念的,是创造社京都作家,这里有着郑伯奇与成仿吾文学批评观的深刻差异,由此出现1924年＂国民文学＂的倡导,以及翌年以穆木天为主在《语丝》上与钱玄同的论争,构成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次＂诗＂与＂散文＂观念的碰撞。从中可见,＂诗＂的观念,对＂诗＂与＂散文＂之不同的认识,在进入＂五四＂后的新文学独立发展中是艰难的。     

“语言的制作来自厨房……”——简论多多诗歌语言的流变

多多自创作伊始就非常注重对语言的思考,创作早期他关注语言的神性本质、自主性等本体问题。侨居国外期间,他把语言看作是一种心灵之＂光（＂aura）,积极地探索语言的无意识结构与诗与人与环境的关系。新世纪归国后多多则把对语言的思考与历史、生命、死亡、诗歌等多方面联系起来,对语言自身的内在力量有了更深的诗性体验。通过分析多多在不同时期对诗歌语言的思考和言说可探讨语言与诗人的关系及此关系对其创作的影响,并在诗人的思考中进行再思考。     

论晚清“新版”学人之诗

晚清"新版"学人之诗是指是晚清以来受海外异质文化影响的一批"新式"学人创作的诗歌,他们把西方的政治思想、历史文化、风土名物以及"新"事物、"新"现象引入诗歌创作之中,开创了中国诗歌新的局面。晚清"新版"学人之诗大致经历了生硬扯入新名词洋典故、驳杂掺入西学、有机融入西学等三个阶段。晚清"新版"学人之诗兴起的原因必须从中国古典诗歌发展衍变的内部因素,以及晚清社会政治和学术思潮等外部因素来考虑。     

论北岛诗歌中的悖论意象

洪子诚认为北岛诗歌的质地是坚硬的,诗人于坚也把北岛的诗归入硬性诗歌类,他本人则属于软性一流,洪子诚和于坚的此种见解是在阅读北岛诗歌的过程中形成的.北岛善于把悖论的意象组合在一起并进行概括,将理想世界的意象和现实世界的意象,公共、革命意象与私人意象,废墟意象与生机意象进行并置.这些具有异质性的相反意象互相冲撞、牵扯,在诗内部形成一股强大的张力,使其诗歌获得了坚实的力量.与此同时,悖论式的意象还可生成悖论漩涡,在悖论漩涡的挣扎中北岛实现了内心的平衡.     

论唐代离别诗的繁荣

离别诗是中国古代诗歌中非常重要的一类,在唐代达到了空前的繁荣,频繁的离别既丰富了离别诗的素材,又构成了唐代离别诗繁荣的基础;唐代用人制度的改革则是唐代离别诗兴盛的直接原因,科举制、军功授官制、荐引制的实行都促进了与之相关的离别诗的兴盛;唐代对诗歌的重视是离别诗繁荣的政治原因,统治阶级对诗歌的重视一方面提高了诗歌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则增强了诗歌的社会功能。     

“诗缘情而绮靡”说的历代接受与误读

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从诗歌的内质和形式两个方面强调了诗歌的个体抒情性和文体审美性,更准确地表述了诗歌的本质特征。这一诗说影响了六朝及以后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在历史的发展中,人们对这一诗说的接受与误读、欣赏与贬斥是并存的。但在明清两代,受时代语境所限,误读与贬斥之风犹为严重。然而,“诗缘情而绮靡”说作为中国古典诗学具有创意性的一个“新语”,其生命之树是长青的,陆机对中国诗学的贡献是任何人也无法磨灭的。     

诗,有声语言的艺术──论诗的朗诵

一、还诗以声予诗以美诗是美的。人们常用“诗情画意”来形容和描绘美好的环境、美好的事物。同时诗又是可以歌唱的，故称诗歌。诗歌是伴随着音乐而产生的。它是语言的艺术又具有音乐的节奏，还追求和谐悦耳的旋律，它不仅具有形象之美又蕴含声音之美。它给人以美的思想、美的意境、美的情操，美的教化。在文学的品类中，诗可以说是最精粹的。诗人艾青说：“存在于诗里的美，是通过诗人的情感所表达出来的人类向上精神的一种闪烁”。还说：“凡是能够促使人类向上发展的，都是美的，都是善的，也都是诗的。”又说：“诗给人类以朝向理想的勇…     

彷徨在圆周--诗歌的可能半径和不能达到的空间

以诗歌的抒情性和内在节奏、凝练和音乐美、含蓄和朦胧、意象和意境等一般形式构成因素为经,以诗歌与散文、小说、戏剧等其他文学体裁的异同之比较为纬,编织出诗歌在作者意识中的大致轮廓,并表达出这样一种感性体悟诗是美的,诗不是万能的,我们可以在诗的圆周上窥探生命的潮汐,寻求心灵的慰藉,但也仅此而已.诗就是诗.     

“诗界革命”文学地理考察

从诗人籍贯的地理分布看,晚清＂诗界革命＂是以广东为中心的东南滨海区域诗人发动的一场诗歌革新浪潮。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的产物,＂诗界革命＂的发生、发展,无不与东南滨海区域的地理位置、文化特质等因素息息相关。由于东南滨海在近代历史上的门户位置,它成为东西文明交流与冲突的最前沿,为新派诗人呼吸西方新思想、新观念,感受西方新事物提供了优厚的地理环境,加之滨海地域所秉具的开放、进取的文化特质,造就其颠覆传统、别创新局的精神气质。而一旦在空间上置身于西方异域世界,则以西方意境、欧洲语言入诗的＂诗界革命＂的爆发,即成不可遏抑之势。随着人类地理空间移动的频繁加剧,时间流逝所带来的观念的转换、审美范式的不断更迭,新派诗人的诗歌实践最终由特定时空之下的精彩走向了沉寂。     

宋代哲理诗小议

哲理诗是哲理性的诗,是以哲人之睛,作家之心,从司空见惯的一些事物和现象中,摄取闪光的宝石。它用哲理的火花,机智的语言,启迪读者联想、思考。诗最根本的特点是抒情性,“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文赋》),真情是诗的生命,诗的核心。而哲理诗除了一般诗歌的特征外,有其独特之处。哲理诗要把抽象的哲理     

中国当代“口语诗”的音乐性问题探视

不论从艺术起源,还是从诗歌的内在特质及读者接受等方面看,音乐特性始终是诗歌构成的重要元素之一。然而,在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口语诗中,音乐属性已经被破坏得体无完肤。口语诗中音乐性的"失却"使得当代诗歌创作已陷入空前的艺术困境。重新认识和探讨口语诗的音乐性问题,可以从诗歌的语言选择、音乐意境及诗歌的节奏、韵律等方面入手,以复原和提高诗歌本身的审美属性。     

“智慧之美”:卞之琳诗歌的“智性化”特征

卞之琳诗歌中的"智慧之美",是其自觉追求诗歌"智性化"的体现。从20世纪20年代穆木天提出"诗要有大的哲学",到20世纪40年代袁可嘉等人提出"现实·玄学·象征"的结合,中国现代诗人一直尝试将诗歌艺术审美与个人哲思结合起来,卞之琳是这个探索过程中极为重要且影响巨大的一环。思辨的特色贯穿了卞之琳一生的诗歌创作并成为其独具价值的艺术风格。他的思辨以"相对"观念为中心,其诗中"距离"、"对照"和"变易"三大主题都围绕"相对"观念展开。诗人在艺术上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非个人"化、"客观对应物"等手法,从最细微琐碎的事物里发现诗和哲理,将抽象的哲思变为具体意象,造成独特的艺术效果。他是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和艺术高峰,其在哲学与现实、智慧与情感的结合方面,以及在隽永与亲切间把握平衡的方面,取得了无人企及的高超成就。     

诗的历史与未来

真正的诗是令人起敬的。诗是一种带有神秘性的艺术。它的头上之所以有一层神圣的光环，是因为它真实地揭示了人类的心灵。我认为，与其说诗是生活的反映，不如说诗是人类精神的镜子。自古以来，没有哪一种艺术象诗这样与人的心灵靠得如此之近，并且它本身也无所不在地渗透于人类多姿多彩的心灵。甚至可以说，诗的历史是人类精神发展的历史，诗歌是人类的心路历程。从《荷马史诗》到波德莱尔，构成西方人心灵发展的历史。他们的思想、感情、心理、向往、理想、性格和人生信条都在这里生动地体现出来，诗歌简直就是西方人的精神发展的历史。外…     

英诗汉译的“情味”与“韵味”

诗歌形式是诗歌有机整体的一部分,但相形之下,诗味与诗魂在诗歌翻译中的传递应该优先于诗歌形式。本文试图从接受美学的视角,以一首英诗汉译为个例,探讨诗歌翻译中因源语、的语差异与不对称性而必然产生的矛盾,指出诗歌翻译贵在传情。     

“意”与“理”:宋诗的高致

所谓“意” ,主要是对人生的深刻体验。宋诗往往不是以一个特定的客观物境来寓托情感 ,而是以主体之“意”作为统摄 ,将一些并不联属的意象组合在一起。宋诗善于言理 ,但其佳作并非枯燥言理 ,而是以“趣”含“理”。诗中之理 ,也并非是抽象的哲理 ,而是诗人对事物的独特体认 ,又带着诗人的天才智性。意与理的审美化 ,构成了宋诗的突出特色     

《安娜贝尔·李》中的悖论意象:天使、星月、爱情

悖论就是表面上荒谬而实则是一种真实的陈述。新批评理论的核心人物克林斯·布鲁克斯曾指出,诗歌语言是悖论的语言。如果没有那些对立与冲突的语言存在也就不会有今天的这些好诗。通过解读爱伦·坡的名诗《安娜贝尔·李》,我们发现诗中天使、星月和爱情这三方面潜藏着悖论意象,这些悖论因素赋予该诗曲婉复杂的意蕴和丰富的联想空间,进而加深了其诗性美。     

悖论：生存的黑色图景——奔雷诗歌评析

诗歌存在于世俗和超越之间,它源于生活又指向宗教,它永远在圣与俗之间寻求平衡.这是诗歌存在的悖论.山西新锐诗人奔雷的诗通过对黄土地的书写反映了时代变迁给诗人造成的内心激荡.从写作内容,诗歌特色和诗风转变等各个不同层面反映了诗歌的这种悖论特质.     

论梁宗岱“纯诗”理论的现代性意识

"纯诗"理论作为梁宗岱诗学中最具特色的理论,也是现代诗学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多放在对其理论的阐发与评论上,很少言及"纯诗"理论产生的根源性以及其本身所蕴含的现代性意识。"纯诗"理论本身即是现代文学观念的产物,梁宗岱提倡"纯诗"是对诗歌中审美境界的回归。一者,其"纯诗"理论之意义并非要求诗歌必须纯之又纯,而是强调诗所以为诗的美学意义;二是梁宗岱平视中西、烛旧照新的诗学态度,对于凭借否定旧诗而发展起来的新诗具有补正纠偏的作用。现代性意识的体现是梁宗岱"纯诗"理论的积极意义所在。     

诗“境”溯源

中国古典诗歌意境与生存境况密切相关,诗中境界是对生存境界的摹写。和谐的静境是赏心悦目的画图,田园生活是诗歌意境的范本,桃花源是幻境中的安居之所,"邓林"是对美好生存境况最初的描绘,诗人赖以生存的家园就是古典诗歌意境的愿型。《诗·斯干》是一幅富有诗情画意的安居图,是远古时代人们居住环境的形象写照,原始人的山水居室就是一个充满着诗意的世界,是中国古典诗歌意境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