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瓦尔尼”事件的国际法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纳瓦尔尼”事件是近年来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禁止化学武器组织面临的重要难题。一旦禁化武组织认定俄罗斯对纳瓦尔尼使用了“诺维乔克”，那么俄罗斯就违反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的义务，俄罗斯政府也需承担相应的国际法律责任。“纳瓦尔尼”事件对中国有两方面的启示意义，一是要重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解释和适用问题；二是要灵活运用《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程序规则。     

《残疾人权利公约》在中国的适用研究——从“禁止导盲犬上地铁”说起

我国是《残疾人权利公约》的缔约国,并已批准了该《公约》。随着《公约》的实施,我国在残疾人人权保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存在问题。以"禁止导盲犬上地铁"为例,从宏观角度看,其有悖于国际公约、国际习惯法保护人权的精神;从比较法角度看,其亦与国际通行做法不相适应,特别是美国、英联邦、日本和我国港台地区的实践。虽然我国也有相关法律规范同意导盲犬进入公共场所,但是仍存在法律条款缺乏统一实施细则、公众对于有关法律尚缺乏全面认识,以及导盲犬的培训和管理制度有待完善等问题。     

论国际航空保安法制的新发展——评2010年《北京公约》及《北京议定书》

2010年国际保安公约外交大会最终通过产生了《制止与国际民用航空有关的非法行为的公约》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公约的补充议定书》。这两项文件从实体法和程序法方面加强完善了现有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体系,加大了打击恐怖行为的力度并增进了国际反恐合作。对于其中存在的管辖权冲突及修改年限等问题应当设立相应条款加以解决。     

《文化多样性公约》实施困境之法律分析

《文化多样性公约》制度的内在缺陷,成为其实施困境中的首要问题;文本的诸多制度设计与WTO框架及理念存在冲突,使其在当今以WTO为主导的自由贸易体制下的运行缺乏良好法律环境。为此,需推动《文化多样性公约》与WTO制度关联,平衡多方面利益,发挥非政府组织功能。就中国而言,一方面要加快"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国内立法,采取公约所允许的文化保护政策;另一方面要在解决国际争端中争取《文化多样性公约》的法律地位和话语权。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法律问题探析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是继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之后在合同法统一化方面所取得的又一项重大成果。通过分析《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性质、特点和适用等一些基本法律问题及其与“1980年公约”的关系可知,《通则》与“1980年公约”在法律性质和法律效力上是不同的,二者事实上属于一种并存而非对立的关系,《通则》在一定程度上对“1980年公约”起着补充和完善的作用。     

在线仲裁与《纽约公约》之调和

国际社会基于“技术中立”及“功能等同”原则就在线仲裁对《纽约公约》的扩大释义正逐渐形成统一的国际司法解释,各内国法也必定在博弈后与之相应调和,届时,《纽约公约》界定的诸条件将不会再对在线仲裁的承认与执行构成实质性障碍。这一过程的快慢与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程度及各国对仲裁的电子化、国际化需求程度息息相关。在线仲裁有效纳入《纽约公约》的运行体系是其存续、完善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外交报》与《伯尔尼公约》在中国的传播

《外交报》对《伯尔尼公约》的传播,远非只是1902年刊登了《伯尔尼公约》的最早中文译本,其1909年10月还刊登了另一个与最早译本内容相同,且更加简明、准确、白话的《伯尔尼公约》中译本;1909年8月,《外交报》刊登了《论万国会议保护著作权》一文,详细介绍了1908年德国柏林万国著作权大会对《伯尔尼公约》进行第一次修订的会议过程以及最终形成的决议,使《伯尔尼公约》在中国的传播,实现了从落后世界16年到与世界同步的飞跃,其意义不亚于《伯尔尼公约》最早中译本的出现。同时,《外交报》就中国当时是否应该加入"伯尔尼公约"刊登了多篇文章进行讨论,引起了朝野多方关注,极大地推进了《伯尔尼公约》在中国的传播。     

“烟灰缸奖”的警示

2008年,在南非德班举行的世界卫生组织（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上,中国得了一个尴尬的奖项——＂烟灰缸奖＂。此奖由与会的非政府组织代表评出,专门颁给控烟不积极的国家。中国“获奖”的原因是,“宁要漂亮的烟盒,不要公民的健康”。（见2008年11月27日中国新闻网）     

中国落实《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烟草广告条款情况分析

中国《烟草广告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对烟草企业开展烟草广告进行了明确规定,严格禁止在五大媒体和四类公共场所的发布烟草广告。各地也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地方性法规,限制烟草广告。中国对于烟草广告的监督管理,充分体现了"严格控制"的原则,即:严格控制发布范围、发布数量、发布内容、发布程序。与《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具体条款相对比,中国现有的烟草广告法律法规与《公约》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基本达到了《公约》要求,一些地方性法规甚至超过《公约》的规定,但是还是有许多不达标之处。因此,中国烟草广告的相关立法、执法可以做出适当调整,以此保持与《公约》的规定尽可能一致,但同时需兼顾中国的国情需要,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结构变化的平稳过渡和对烟草的逐步限制,达到双赢目的。     

论1952年《罗马公约》现代化

自从9·11事件发生以后，因恐怖袭击引起的航空器对地（水）面第三方的损害赔偿问题，也日益成为国际民航组织关注的重要议题。国际民航组织积极推动1952年《罗马公约》现代化的工作，先后召开了《罗马公约》现代化六次小组会议，并正式提出了补充赔偿机制。补充赔偿机制成为解决此类问题的发展方向，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改进。     

论2014年《蒙特利尔议定书》对1963年《东京公约》的修订

鉴于对航空器安全及机上人员财产安全的关切和对遏止机上非循规与扰乱行为的关注,经数年努力,修订1963年《东京公约》(即《关于在航空器上犯罪和犯有某些其他行为的公约》)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于2014年4月在国际民航组织主持召开的国际航空法外交会议上审议通过。该议定书在适用范围规则、刑事管辖权规则与飞行安保员规则等三方面对《东京公约》作出重要变更,其努力值得肯定。然而,对议定书与《东京公约》的对比分析和对议定书约文本身的详细考察均显示,议定书对《东京公约》的几项主要修订尚欠成熟,且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与缺陷,势必影响其目的的实现。《蒙特利尔议定书》对《东京公约》的修订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其生效前景也不容乐观。     

国际海洋立法新动向与中国应对——以《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域生物多样性国际协定》为视角

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需要坚实的法律依据,而现存的海洋立法,如《生物多样性公约》仅适用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内的生物多样性养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国际海底区域制度仅针对矿产资源的利用和保护。在此背景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域生物多样性国际协定》应运而生,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第三个执行协定备受国际关注,势必影响到今后国家管辖外海域的资源分配,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头人也应当在此局势中承担大国责任,在保护海洋生态及生物多样性的同时争取更多海洋权益。     

国际航空旅客运输中精神损害赔偿的比较法探讨

在重视消费者利益、保护人权的大趋势下,精神损害赔偿成为各国适用1929年《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公约》难以回避的理论难题。在大量的司法判例中,美国法院根据精神损害与身体损害的关系,逐步归纳出人身损害赔偿的若干类型,对纯精神损害也有所突破。这些判例被其他国家广泛借鉴,也势必会影响全新的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的适用。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风险转移模式探析

为了对<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规定的风险转移模式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围绕<公约>的条文及其立法背景,从基本概念入手,对三大风险转移模式,即涉及运输的风险转移模式、路货的风险转移模式、不涉及运输货物及目的地交货的风险转移模式的具体适用进行了阐释,对<公约>规定的风险转移时间、转移条件、转移地点等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以期维护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各方的合法权益.     

《专利法》第三次修订中的生物剽窃问题探析

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遗传资源显示出巨大的科学价值和经济价值,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严重的生物剽窃问题。各国纷纷加入《生物多样性公约》》《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国际湿地公约》等国际公约,同时积极进行国内立法活动。中国第三次修订《专利法》,对生物剽窃问题进行规定,在立法中首次明确提出遗传资源的来源披露制度,对遏止生物剽窃行为,保护中国遗传资源必将起到积极作用;但该法没有对遗传资源披露制度的基础即遗传资源国家主权原则进行确认,没有明确规定遗传资源披露制度的适用对象、审批机关、审查内容等基础性问题,也没有对遗传资源披露制度的目的惠宜分享制度进行规定。依照修订后的《专利法》条文仍然难以解决具体的生物剽窃问题。     

国际海洋法法庭若干法律问题的分析

国际海洋法法庭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其附件6增设的常设性国际司法机构。设立国际海洋法法庭是争端解决机制的一大创举,并且在争端解决机制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和重要的地位。比如,它确认了争端当事方资格,克服了海洋法本身的缺陷,实施了强制性的管辖权等。目前,国际海洋法法庭在实践中主要处理"船只和船员的迅速释放"和"临时措施"等案件。国际海洋法法庭对于中国也有重大的影响。     

国际民航不循规旅客管辖权问题研究

随着国际民用航空运输业的飞速发展,在航空器上不循规旅客案件数量也呈现激增趋势. 仅仅依照1963年《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东京公约》)已远远不能实现对该类案件的有效规制:因其在管辖权方面的规定过窄,导致很多案件出现"管辖空白"的情况. 国际民航组织2014年通过《关于修订〈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的议定书》(《蒙特利尔议定书》),作为《东京公约》现代化的最终成果,对管辖权方面做出了新规定,在原有的航空器登记国管辖权基础上增加了航空器降落地国和航空器经营人所在国的管辖权规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东京公约》管辖权规定的不足. 在系统梳理国际民航不循规旅客管辖权规则的历史演变的基础上,探讨现有规则的积极意义及不足之处,建议中国相关规定亦需要进行修改.     

国际电子合同的形式要求探析——兼评《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公约》第9条

《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公约》作为联合国贸法会第一部电子商务公约，对跨国电子合同的形式要求、要约邀请等进行了规范。从公约的条文入手，结合我国及他国电子商务方面的立法，分析了国际电子合同的形式要求。     

论空间资产的定义

空间的商业化利用推动了《移动设备国际权益公约和空间资产特定问题议定书》的起草。起草者对空间资产这一概念尚未达成一致意见。空间资产与《登记公约》下的空间物体有一定联系，但又有区别。为《议定书》起草之目的，确定空间资产的内涵和外延应充分考虑资产的结构和价值上的独立性、政治上避免牵涉敏感问题、实践中避免模糊定义、符合《议定书》的目的以及考虑人类探索空间的技术进步的需要，并与现有联合国外层空间条约体系相协调。     

论海上旅客运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

我国对旅客人身伤亡的赔偿规定存在不完善之处,而海上强制责任保险具有分散责任、保护受害人和改进行业发展的功能。从保护受害人利益出发,我国有必要借鉴国际公约议定书内容,对海上旅客运输进行强制责任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