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新疆地区农户的样本调查

我国人口众多、耕地资源不足问题比较突出,而农户是我国耕地保护的重要主体之一,其相关行为对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具有重要的影响.新疆自治区具有长期的垦殖历史,各种类型的耕地经营案例较多且相对集中,在对新疆地区农户样本调查数据进行回归相关分析后,我们得出经营规模、期限、农业劳动力数量等因素对农户耕地保护行为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经营规模和经营期限对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具有很强的交互作用的结论     

农户耕地保护行为激励因素分析——以郑州市1 034户微观调查数据为例

根据对1 034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在对农户耕地保护意愿模型验证的基础上,应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多群组分析,得出地力等级使得耕地保护的激励因素存在差异。通过在TPB模型中加入道德责任变量以期更准确地反映我国农户耕地保护行为意向的实际情况,结果表明,所有农户的道德责任变量为主要激励因子;其次优等地组受到了主观规范的影响,而中等地组受到了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的影响,劣等地组受到了行为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的影响。提出了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制定鼓励性政策、树立耕地保护榜样先锋、制定有关耕地保护风险地保障机制和赔偿措施、根据不同地力等级制定个性化、差异化的耕地保护激励机制等优化农户耕地保护行为的政策建议。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中政策认知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 ——基于湖南省衡阳市田野调查的研究

农户作为农业生态环境的主要受益人,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前我国实施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中,政府主导的农村环境治理得到了显著的效果,但要取得长期可持续治理效果,提高耕地质量保护的水平,农户的行为参与和实施程度至关重要。文章基于湖南省衡阳市254个试点与非试点区域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探索了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中政策认知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机理与效应。结果表明:农户面源污染治理政策认知是通过农户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间接正向影响农户的行为意愿,进而影响耕地质量保护行为,且试点区政策的推广对农户行为的影响效应较强。建议:政府应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相关的政策及措施宣传,同时致力营造积极的治理氛围,并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以巩固和提升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的效果。     

耕地保护主体行为分析及补偿激励机制构建

从耕地保护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户)行为目标出发,采用博弈分析方法,构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户行为的分析框架,并在此框架下分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户的耕地保护行为,对我国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构建和进一步保护农民主体的合法利益具有重大价值和意义。1.在当前的耕地保护制度安排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户对耕地保护存在着巨大的目标差异,再加上外部监督和相应激励机制的缺失,三者的耕地保护行为不一致,地方政府和农户更倾向于采取机会主义行为;2.实现耕地保护主体行为一致的关键是重新构建耕地保护激励机制,主要包括确定耕地保护补偿的主体和受偿主体、合理确定补偿标准、建立多渠道的耕地保护补偿资金筹集模式和建立多元化的补偿方式等方面。     

试析农户耕地保护的外部性

农户作为耕地的直接使用者,在耕地数量和质量保护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何充分发挥农户的耕地保护主动性和自觉性,是我国耕地保护战略目标实现的关键所在。然而,耕地作为一个典型的准公共物品,不仅给农户带来经济收益,而且为社会公众提供了大量的非生产性功能,表现出强烈的正外部性。正确认识农户耕地保护的外部性,进而采取相应的内部化措施,将有利于提高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对农户耕地保护外部性的内涵、表现进行论述,剖析农户耕地保护外部性的基本特征和产生的主要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外部性内化的途径,以期为调动农户耕地保护的积极性,推动耕地保护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参考。     

农户耕地经营权流转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对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带来束缚,造成耕地利用率低下、耕地资源错配、农业生产效益不足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推进农村耕地经营权流转是促进农业生产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策略。通过对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农户进行抽样调查,共收集了537份问卷,筛选出影响农户耕地经营权流转意愿的14个影响因素,运用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农户耕地经营权流转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样本地区耕地经营权流转意愿较高,农户家庭主体特征、地区耕地特征、地区政策经济特征三大类别的因素,对农户耕地经营权流转意愿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农村耕地经营权流转工作对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科学化有着重要作用,政府应当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农户认知水平,建立起规范化的市场机制,强化政策扶持力度,提升农户参与耕地经营权流转的积极性,推动耕地经营权流转工作。     

新一轮确权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来自广西的经验证据

耕地质量事关农业可持续发展,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818份调研问卷,探索并验证新一轮确权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新一轮确权能够有效激励农户采纳土壤肥力提升和养分平衡行为,激励农户更多采纳保护性耕作行为。具体表现为:确权颁证增加了农户施用有机肥、施测土配方肥和施石灰三类行为的概率,提升了农户采纳秸秆还田、免耕和深松三类技术的可能性。考虑到确权颁证的内生性和不同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相互之间可能的关联,分别使用PSM模型和Mvprob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依然支持上述发现。进一步分析表明,确权颁证的政策效应有滞后性,相对持有确权证期限较短的农户,持有确权证期限较长的农户更可能采纳上述各类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并且,农地确权对部分类型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受到土地调整经历的负向调节,二轮承包期间经历过土地调整会削弱新一轮确权对农户施有机肥、施石灰和采纳免耕技术三类保护性措施的激励作用。     

农业补贴政策对不同资源禀赋农户种粮决策行为影响机理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根据对江西省农户的调查,对当前农业补贴政策下不同资源禀赋农户种粮决策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农业补贴政策、交通资源禀赋、经营决策能力、家庭劳动力禀赋、粮食收入占比、耕地资源禀赋是影响农户是否种粮的主要因素;交通区位禀赋、经营决策能力、家庭劳动力禀赋、经济资源禀赋、社会资本禀赋和耕地资源禀赋是影响农户是否扩大种粮面积的主要因素;当前国家实施的农业补贴政策正向调节了耕地资源丰富且以粮食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农户的种粮决策行为,提高了其种粮积极性,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种粮面积的扩大;在现行的农业补贴政策中,农户获得的补贴资金数量和补贴方式是影响农户种粮决策行为的最主要因素。     

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户耕地保护行为的影响研究

针对现阶段我国的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四项农业补贴政策,在理论分析了农户耕地保护行为对农业补贴政策的响应,并运用"江西省农业补贴与农户耕地耕种变化"专题调研的390份问卷,实证研究了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户耕地保护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对农业机械化提高、低毒农药的使用、先进农业技术的运用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对劳动力投入天数、农田基础设施投入、种植绿肥面积和施用农家肥基本没有发挥作用;粮食直补对促进低毒农药的使用和农业先进技术的应用有显著的影响,但对兼业农户的低毒农药的使用影响远大于专业农户,对专业农户的先进农业技术的使用影响要大于兼业农户;良种补贴对专业农户和兼业农户的先进农业技术使用都有显著影响,对专业农户的激励作用要大于兼业农户;农机具购置补贴对专业农户和兼业农户的农业化水平提高都有显著影响,对专业农户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兼业农户。研究最后提出了完善农业补贴政策的几点建议:改变福利式的农业补贴形式,整合资金形成合力;针对农户耕地保护的具体行为表现,找准农业补贴政策的切入点;减少政策实施运行成本,增强政策的可操作性;健全公众参与机制,充分尊重农户的意见。     

耕地保护补偿区农民生活满意度分析

以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试行的典型区域为实例,运用定序 logit 模型进行评估研究耕地保护补偿区域农民的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如下：作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试点区域,成都市受访农户的总体生活水平较高农户的生活满意度指数随村庄经济水平的上升而增加;耕地保护补偿政策使农户的生活满意度明显提高;农户个体特征和区域位置对其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相关政府部门应通过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尤其是教育设施,多样化耕地保护补偿形式,提升农户的就业率以改善农户的生活质量,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     

农户资源禀赋对劳动力转移行为的影响分析——基于常熟市、如东县和铜山县农户调查的分析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本研究基于对常熟市、如东县和铜山县329个衣户调查数据．以家庭平均年龄、人力资本存量、人均经营耕地面积、社会网络、特殊经历等变量来衡量衣户资源禀赋并以其为解释变量，使用logistic模型和Tobit模型计量分析衣户劳动力转移的行为。研究结果表明，衣户劳动力转移决策的估计中。非衣就业经历和预期人均非衣就业收入是影响最为显著的2个因素，在非衣就业比例较低的地区尤甚。农户社会网络、非衣就业经历和预期人均非衣收入对衣户劳动力转移规模影响显著，但人力资本存量和村人均收入水平对估计结果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影响衣户劳动力转移既有正效应的资源禀赋，也有负效应的资源禀斌，对于减少衣户资源禀赋负效应的影响，提高资源禀赋量具有重要作用。     

农地确权、粮食作物与收入不平等

采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基于Kakwani相对剥夺指数测度农户层面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检验农地确权对农户粮食作物收入和农户间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农地确权后，农户收入提高了21.3%，农户间收入不平等程度缩小了0.041，并且这一结果具有稳健性。从机制来看，农地确权促进农户购置农机、提高农户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进而推动农户增收与共同富裕。基于此，应大力推行农地确权，明晰农地权属，并且通过农机补贴等措施鼓励农户实施机械化生产，切实提高农户粮食作物收入，助力农户摆脱收入不平等。     

农地流转市场化中的耕地抛荒

发展农地流转市场被认为是减少耕地抛荒的重要举措,但农地转入主体往往对细碎偏远地块缺乏兴趣,这是否会诱发新的耕地抛荒值得深入探讨。利用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大数据库数据,实证检验了农地流转对耕地抛荒的影响。结果显示,农地转出户更可能抛荒耕地,致使耕地闲置荒芜。当村庄存在农地规模经营主体,农地流转诱发的抛荒将进一步加剧,而村集体组织实施的流转则有助于缓解该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机服务发展增强了农地流转对抛荒的激励作用,粮食种植面积的扩大也使得耕地抛荒问题更为普遍,这是由细碎偏远地块的作业成本高造成的。随着农地流转的市场化,细碎偏远地块更容易被市场放弃,应重视公共干预在农地配置和高效利用中的积极作用。     

苍山县农地流转意愿特征及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

在对苍山县228户农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总结了当地农户的农地转入及转出意愿特征。结果发现：当地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不强,转入意愿明显高于转出意愿;愿意参与农地流转的户主多为40-59岁、知识水平相对较低但法律意识相对较强的农民;农户更愿意转入地块面积大、可长时间转入的农地,且外界环境对农户转入农地的意愿影响显著;农户愿意转出农地方式以私人出租为主,农户愿意转出农地面积占原耕种面积的比例较大;农地的社会保障作用依然较强。并提出了推进农地合理顺畅流转的简短建议。     

农户种粮意愿影响因素分析——来自陕西520户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

研究采用陕西农户的实际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对农户种粮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调查发现,种粮比较效益低是阻碍农户种粮的最主要原因。研究表明,农户年龄、种粮规模、种粮目的及家庭承包经营地安排与农户种粮意愿呈正相关关系;而农户受教育程度、外出务工状况及家庭是否种植经济作物却与农户种粮意愿呈负相关关系。因此,政府应该通过调整和制定政策来保护农户种粮积极性;通过稳定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进一步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来调动农户种粮的积极性;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制度,促进土地向规模大户集中。     

人力资本视角下的农业现代化与农民增收

采用我国1995—2011年相关数据,对我国提高单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农业现代化水平进行了动态测度,并对其与农户经营收入增加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逐年稳步上升,并对农户经营性收入的增加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以化学化和水利化为主。当前我国农户人力资本水平与以化学化和水利化为代表的农业现代化相适应,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显著地促进了化学化和水利化对农户经营性收入的增加;但却与机械化和电气化为代表的农业现代化高度矛盾,农户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抑制了机械化和电气化对农户经营性收入增加的促进作用。最后提出了提高农户人力资本水平的相关政策建议。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户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的影响

基于陕西、江西省林业经营农户的调查资料,对用材林、经济林和竹林三种不同林业经营类型农户的生计资本和林地利用效率进行了测算,实证分析生计资本总量及结构对农户林业经营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商品林经营类型农户的纯技术效率都普遍高于其规模效率,综合效率存在差异且差异明显;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不同商品林的林业生产效率都具有显著影响,但影响程度不一。此外,生计资本结构中,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数量、林地块数和林地面积、家庭固定资产、林权抵押贷款和能人数量指标对不同林地经营类型农户的经营效率起关键影响作用。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户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的影响

基于粮食主产区山东省538份微观农户调研数据,在测算农户家庭经济地位指数的基础上,以化肥和农药的减量施用为例代表农户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运用逐步回归和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中介作用检验方法,分析了农户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其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的影响,并考察了价值感知的中介作用及其在化肥和农药减量施用过程中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家庭经济地位对其化肥和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农户价值感知在化肥农药减量施用中具有正向的部分中介作用,且在两类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中存在差异;在农户化肥减量施用中,农户利己价值观、利他价值观和生态价值观均具有正向的中介作用;在农药减量施用行为中,农户利己价值观具有正向的中介作用,而利他价值观和生态价值观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     

基于食物安全层次性的耕地保护：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边界

确保口粮绝对安全与谷物基本自给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性质,中央政府应将优质、无污染的耕地划入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进行严格控制,划定时提高监督强度,划定后利用激励机制,使永久基本农田的生产力不断提升。在保证口粮绝对安全与谷物基本自给后,粮食安全具有准公共物品性质,在保护与粮食安全相对应的耕地时,可以适当利用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地方政府利用全国统一的市场进行农地发展权转移交易,同时通过经济激励、政治晋升激励与三重监督,实现占用耕地与补充耕地的质量和生态平衡。保障粮食安全后的食物安全是私人物品,市场可以在其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对将质量等级较差的边际耕地转换为其他农用地可以不加限制,转换为建设用地也应以市场配置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