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诱惑和自我控制模型的中国家庭债务增长的福利效应

采用诱惑和自我控制偏好贴现模型,构建了测度家庭债务增长的福利效应函数,并通过参数校准,考察了1996—2013年期间中国家庭债务变动对社会和异质性群体的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自我控制模型和诱惑模型中,家庭债务增长的总福利效应存在差异。在自我控制模型中,社会福利增加0.48%;而在诱惑模型中,社会福利受损0.16%。（2）家庭债务增长对不同劳动生产率消费者的福利效应不同。在自我控制模型中,最低劳动生产率消费者的福利增益最高;而在诱惑模型中,最高劳动生产率消费者的福利增益相对较高。（3）家庭债务增长对不同年龄结构消费者的福利效应大体呈“U”型,并且家庭债务增长对在职人员的总福利效应要低于退休人员的总福利效应。     

城市低保制度管理运行现状与提升路径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针对城市低收入家庭的一项基础性社会救助制度.本文基于“中国困难家庭调查”数据,分析我国城市低保制度当前管理运行的基本现状,指出了低保标准、家庭经济状况核查、补差水平、对象动态管理、福利叠加效应和政府财政支出责任几方面的问题,并提出改革和完善城市低保政策的建议.     

农户产权抵押借贷行为及对家庭福利效果影响分析

文章以我国西北地区产权抵押试点地区农户2013年的调查数据为样本,研究分析农户产权抵押融资借贷及其福利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农村产权抵押借款对于农户家庭的福利效应显著,农户借款促进了农户家庭收入的增长并带动了农户家庭生产支出的增加;目前我国西部地区形成的两种产权抵押融资模式对于农户福利水平的影响不同,农户自发、自下而上推动的抵押融资模式对农户家庭农业收入及年收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政府主导、自上而下引导的抵押融资模式对于农户非农收入具有显著拉动作用;此外,土地规模化经营模式能有效促进农民增收。     

城乡差异视角下医疗保险的隐性福利估值及机制研究——基于CGSS主观幸福感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社会科学综合调查(CGSS)2005年、2010年和2015年的三期截面数据,运用OLS及PSM方法研究医疗保险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首次运用LSA估值法测算了隐性福利的货币价值。研究发现,医疗保险显著地促进了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总体上隐性福利价值约为年收入的24.58%,农村隐性福利提高的幅度高于城镇;但进一步按收入从低到高分组,则发现农村低收入人群的隐性福利并没有得到显著提高,原因可能在于农村低收入人群就医时仍具有较高家庭负担。据此提出,提高农村低收入人群医疗保险的报销比例,或者降低其就医时的门槛,灵活设置低收入人群的医疗保险降低其就医负担,才能达到精准健康扶贫和提高其隐性福利的目标。     

家庭负债与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基于CHIP2013的经验证据

正确把握负债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有助于更加全面了解、认识新时期的农户家庭福利状况,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政策量化依据。本文借助CHIP2013年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了农户家庭负债对其不同类型消费支出和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家庭负债与家庭贫困脆弱性呈现出倒"U"型的曲线关系。即当家庭负债低于一定临界值时,家庭负债的增加,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逐渐提高;当家庭负债超过该临界值时,随着家庭负债的增加而贫困脆弱性有所改善。进一步引入家庭负债平方项,计算得到该"U"型曲线拐点对应的家庭负债收入比为2. 85。     

社会公平感、再分配偏好与福利态度——基于CGS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结合层级回归分析法,从社会价值观念的角度探究了社会公平感、再分配偏好对福利态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中国民众的社会公平感越强则越不倾向于将福利责任归之为政府,而其再分配偏好越强则越倾向于将福利责任归之为政府;第二,提高中国民众的社会公平感能部分通过降低其再分配偏好来削弱其对政府福利责任的诉求;第三,在女性群体中再分配偏好所发挥的中介效应更强,而在高等教育获得者群体中再分配偏好所发挥的中介效应更弱.     

区域法治水平、农户信贷可得性与福利变化

基于交易费用理论,利用《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和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探讨区域法治水平变化对农户信贷资本获取以及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显示,提升区域法治水平可以缓解农户信贷约束,提高信贷可得性。同时,区域法治水平提高能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来提高农户收入水平,且直接效应大于通过信贷渠道所发挥的间接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区域法治水平提高可以直接改善小农户福利水平,并通过信贷渠道间接改善大农户福利水平。对此,相关部门应重视完善农村法律体系建设,提高法律法规执行效率,培养农户法律意识,实现产权保护和金融发展的良性互动。     

农户信贷约束及其福利水平的分位数影响

采用2013年苏鲁两省农户调查数据,运用平均处理效应模型估计出了信贷约束对农户福利水平的平均处理效果,然后运用分位数处理效应模型估计出了信贷约束对处于不同分位数点的农户的福利水平的分位数影响。研究表明,信贷约束对农户福利水平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其绝对影响随着福利水平分位点的提高而增加,但其相对影响随着福利水平分位点的提高呈现出“倒U型”关系。     

论当代中国家庭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

家庭在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浪潮冲击下面临严峻挑战,表现为家庭功能弱化、家庭责任和风险增大等,亟待政府给予政策扶植和帮助。为此,家庭政策的价值取向必须作出调整和改变。家庭政策的价值取向是家庭政策的价值基础,它围绕国家与家庭、个人与家庭、男性与女性等方面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展开,在国家、市场、社会、家庭和个人之间达成均衡。从目前中国家庭状况及其需求分析,中国家庭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主要是注重政府责任与家庭责任并重,家庭福利与成员福利并重,女性权益与男性权益并重。     

居住模式、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关系研究

老年人居住模式与主观福利的关系是家庭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基于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以代际居住距离为切入点,考察“亲子同住”、“分而不离”以及“既分又离”等居住模式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差异,同时进行影响异质性及影响路径的讨论与检验。研究发现：代际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人抑郁程度呈正“U”型关系,与生活满意度呈倒“U”型关系,“分而不离”的居住模式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状况更具优势,尤其是女性、年龄相对较低和有一定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从影响途径看,“分而不离”的居住模式主要通过增加子女的经济支持、改善代际关系以及提高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参与水平,从而促进老年人的主观福利。其中,代际关系的改善是“分而不离”居住模式提升老年人主观福利水平的主要原因。     

学术广角

个人福利体系的组成部分刘继同、冯喜良在《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上撰文指出,欧美混合经济的福利体制和中国多元主义福利实践说明:发展个人福利理论体系的条件已经成熟。个人福利体系主要由社会环境、家庭、物质、社会服务和精神心理健康五大部分组成。个人福利体系反映了     

农村老年福利供给体系重构的精神健康效应

新世纪以来,由于国家社会政策建构与社会转型的双重作用,我国农村老年福利供给体系正在逐步从非正式福利供给为主,向正式福利与非正式福利供给并重转型。基于CHARLS2011年的数据,利用分层线性模型,本文对这一重构过程对农村老人精神健康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家庭经济福利供给对农村老人精神健康的作用转趋不明显,但家庭精神福利供给的作用弥显珍贵;社区活动场所建设与参加生产性劳动的作用显著;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构的作用明显,但社会医疗保险和国家转移收入的作用却并不显著。据此,本文提出了进一步优化农村老年福利供给结构的建议。     

个人福利体系的组成部分

刘继同、冯喜良在《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上撰文指出，欧美混合经济的福利体制和中国多元主义福利实践说明：发展个人福利理论体系的条件已经成熟。个人福利体系主要由社会环境、家庭、物质、社会服务和精神心理健康五大部分组成。     

我国家庭福利政策探究

在人口变迁与社会发展过程中,我国家庭规模逐渐缩小,传统的家庭功能已经受到严重冲击。因此,单纯地依靠家庭能力难以摆脱贫困、医疗、就业等困境。中国的家庭福利政策属于补缺型的家庭福利政策,应当尽快向普惠型和发展型转变：从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强事前预防,投资家庭成员,扩大政策受益对象等方面重构家庭福利体系。     

孩童抚育对我国城乡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年和2016年的数据,详细探察了孩童抚育对我国城乡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工具变量法的实证研究发现,孩童抚育将显著提升我国城乡家庭消费支出,且对农村家庭影响更显著。每多抚育一个未成年孩童,城镇家庭总支出将显著提升9.34%,而农村家庭增幅高达13.9%,其中抚育12~17岁中学学龄孩童对城乡家庭支出影响最大。进一步研究显示,抚育孩童对家庭教育支出影响最大,且将显著降低城乡家庭人均支出水平。     

商业保险与家庭储蓄行为CSSCI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和2017年两期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从微观层面研究了家庭参与商业保险对其储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购买商业保险对家庭储蓄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程度越深,抑制效应越强。进一步研究表明,商业人寿保险的边际效用大于总的商业保险,而商业健康保险对家庭储蓄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结果还显示,家庭幸福感在商业保险对家庭储蓄的抑制作用中发挥中介作用。异质性研究表明,商业保险对于家庭储蓄的抑制效应在东中部地区、农村地区、户主拥有中高等教育、偏好风险的家庭中作用更大。     

负债水平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

家庭经济脆弱性反映了居民家庭可能陷入财政危机的状态,在经济不确定性较高的当下,中国居民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家庭负债对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负债规模扩张显著提升了家庭经济的脆弱性,资产负债率每增加1个标准差,家庭经济危机发生的概率约增加0.91个百分点。居民健康状况、应急储蓄在负债与家庭经济的脆弱性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即家庭负债的增加,会导致户主健康状况恶化,降低家庭应急储蓄水平,从而加剧其经济脆弱性。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相对于城镇家庭,农村家庭更容易受到金融排斥,其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更差,家庭经济脆弱性更高;同时,领取政府补助和拥有多套住房的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更强,家庭经济脆弱性更低。因此,政府应当重视引导居民家庭合理负债,构建更加完善的健康服务体系,必要时提供适当的应急储蓄,以提升居民家庭的总体福利水平。     

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性行为调查和分析

性别失衡是男孩偏好的家庭和婚姻制度在人口结构中的最直接体现,同时由于“普婚制”和婚姻梯度模式的影响,性别失衡将通过婚姻挤压等方式对男女两性都产生不利影响。为了深入剖析性别失衡在个人层次的微观后果,利用安徽省JC区农村大龄男性的生殖健康和家庭生活调查数据,对性别失衡背景下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性行为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性福利受到损害,41％的人处于极度性匮乏状态,从未有过性生活;他们的平均性伴侣数量少,但类型多样,18％的人曾经为了发生性行为而付过钱,或得到过对方的钱;自慰是弥补大龄未婚男性性福利损害的一种重要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替代性伴侣的作用。最后指出了研究的局限性,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和策略提出了建议。     

现金转移支付政策与促进低收入农户走向共同富裕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而低收入群体持续增收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前提。目前,中国城乡收入不均衡问题依然存在,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呈现扩大趋势,凸显解决低收入农户快步增收问题的必要性与迫切性。立足全球减贫实践中存在的现金转移支付政策争议,尽管转移支付帮扶方案被普遍认为能够缓解收入不平等、提升受助群体福利,但国内外学者亦表达了对于此类福利政策负向劳动激励问题的担忧。本文对上述学术争论进行了解析,以中国脱贫攻坚延续至今的各类转移支付政策为案例,基于课题组大样本的调查数据,剖析了转移支付帮扶资金对于低收入农户家庭的现实作用,为“现金转移支付政策争议”提供了中国减贫转移支付政策的经验证据。基于上述分析结果,论文最后探讨了如何优化完善现金转移支付政策,从而有效促进低收入农户走向共同富裕。     

基于ELES的我国居民家庭消费结构比较研究

以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组织开展的CHIP(中国家庭收入调查)在2014年进行的入户调查数据为样本,在ELES(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基础上,分别比较分析了城镇、农村和流动人口三类家庭对八大类商品和服务的基本消费支出、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储蓄倾向,并针对实证研究结果进一步对优化流动人口家庭消费结构、改革最低工资标准等问题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