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困境:公共品供给的博弈分析

公共品的提供是不同利益主体对一部分社会资源配置的策略选择的结果,在选择过程中,由于公共品的特殊性质,不同主体的供给有可能陷入囚徒、智猪和斗鸡三种困境。本文运用博弈论来分析这些困境,并试图寻找一条走出困境之路。     

新农村建设中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创新

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直接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败.通过分析目前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和原因,提出增加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的关键是进行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创新.     

论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品的供给

由于我国农村公共品长期处于短缺状态,而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筹资渠道“变窄”,短缺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因此,应该进行制度创新,建立健全与农村税费改革相关联的一系列配套措施,在乡镇政府职能、财政体制、公共供给的决策机制、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公共品筹资渠道等方面作出科学的制度安排。     

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协整技术对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公共品供给短缺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但并不是所有的公共品供给对农民收入增长都具有同等效应,其中电力供应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农业科技投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同时农村基础教育等的供给增加在现阶段对农民收入增长并无显著影响.据此提出当前提高农民收入的关键在于加大对农村公共品的投入力度,其中重点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内生性机制分析

本文站在农村社区内部的视角,指出农村公共品的供需具有季节性、阶段性、临时性、和分散性的特点。文章认为国家在可见的将来很难有足够的财政能力包揽下所有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内生机制将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提升农村公共品的内生型供给能力和村社承接外来供给的能力。切合农村实际的行政组织建设和社会建设,能有效的增强农村社会的整合、动员、合作能力,这是提升农村公共品供给内生性机制、提高公共品供给效率、促进公共品供需均衡的必由之路。     

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制度设计困境与实践方向

农村公共品可以说是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基础,国家也通过转移支付资金、“一事一议”政策等来支持公共品供给,实际是农村的公共品供给仍然不足。笔者通过大量的调研发现．公共品供给困难主要是由于制度的规定性与当前农村社会基础的偏离所致。要解决公共品供给困难的问题就需要增强村集体组织的力量,以农民合作的方式实现公共品供给的目标。     

基于公共品供给理论的农业技术创新分析

实现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根本出路在于农业技术创新。传统意义上的农业技术创新受技术市场需求、资源配置倾向、农业科研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农业技术本身所具有的公共品特性,影响着农业技术创新的组织、进行、传播和使用的诸多环节。对具有公共品性质的农业技术实行以政府为主的多元化投资、分级组织、科学管理以及强化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市场化运作,是扩大公共品供给规模和提高供给效率的必然选择。     

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优化的规范分析

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是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质量提高，实现城乡二元社会一元化的重要基础。当前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存在供给主体有事无财、决策机制倒置、缺乏第三方参与和竞争激励、成本分担机制不合理以及乡村机构组织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低效性等问题，应从农村公共品的需求表达及集中、成本分摊、生产提供、运营管理和组织机构等方面进行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优化。     

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全面建设新农村小康社会

农村公共品的投入在整个农村经济发展中至关重要,这类产品提供的多寡和好坏会直接影响到农民的根本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农民提供有保障的、城乡统一的公共品是促进农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保持农村稳定,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手段.     

中国传统行政组织文化与公共权力制约困境

中国传统行政组织文化极强的穿透性与历史延续性的影响对现今公共权力制约造成一定的困境。本文阐述了中国传统行政组织文化对公权力制约困境的表现形式;基于行政人格二重性和中国传统行政组织文化的正负价值,分析中国传统行政组织文化对公权力制约困境产生的原因;并针对困境原因提出相应的对策。     

嵌入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乡村治理研究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是对乡村治理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一个崭新课题。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存在于乡村社会,其产生与发展必然使其成为新兴的、重要的治理主体,逐步嵌入到乡村治理中,形成新的乡村治理模式,改变着乡村治理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章基于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视角,从这一崭新课题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的基本目标、主要内容和方法等方面,来探讨嵌入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乡村治理理论与实践问题。     

乡村社区公共品供给模式变迁:历史断裂与接合——基于乡村秩序演进的理论视角

乡村秩序与乡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密切相关.在乡村秩序形态的演进中形成了不同的村社公共品供给模式,在传统乡村社会,内生秩序占主导的乡村社会形态形成了村社自足的公共品供给模式.而新中国建立后至税费改革前,外生秩序占主导的乡村社会形态形成了国家统合的公共品供给模式.时至当下后税费时代,乡村社会外生、内生秩序出现了双向并弱的态势,造成了公共品供给的困境.由此,必须重塑乡村社会秩序,并通过国家与村社的有效接合.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针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供给不足、供给不公平、供给失衡等现实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消除体制障碍,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构筑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新机制;规范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的划分,明确其主体作用;构建多方面、多渠道资金供给机制等一系列解决对策。     

城乡统筹发展视角下农村公共品效供给的财税政策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公共品供给短缺的问题成为新农村建设的瓶颈。因此,如何增加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已经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关注的重要实践和理论问题。本文以安徽省为例,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短缺的财政原因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并就建立健全以增加农村公共品为目标取向的分税制财政体制、通过财政资金的有效整合提高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效率、把握财政投入的重点优先保证农村急需的公共品供给以及如何充分发挥税收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思考。     

广西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差异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差异是制约广西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因素。目前,广西城乡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各异,供给水平不同,审批程序不一致,以及公民享有权的非均等化等问题相对突出。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二元＂的城乡体制决定论,＂乏力＂的财政供给体制,＂隐性＂的公共产品供给方式,＂悬殊＂的城乡收入差距等。为此,缩小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差异应该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转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建立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完善财政支农惠农政策,规范财政资金管理,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乡村振兴视域下政党组织社会的机制与运行空间——基于S省J镇党建创新实践的考察

基于S省J镇的党建创新实践,以"政党组织社会"为分析框架,探讨了乡村振兴视域下基层党组织与乡村社会的关系问题。一般农业型村庄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着组织性缺失与艰巨性发展任务之间的矛盾。基层党组织的首要目标是如何通过加强自身组织能力建设,以凝聚各方面资源、激发振兴动力。J镇通过区域化党建推动公共服务下沉、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及党员联户等实践形式,不仅有效提高了基层党组织自身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而且形成了对乡村振兴强有力的引领能力。当前,应以基层党组织的组织能力建设为着力点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基层党组织对集体经济的统筹能力和再分配能力,充分调动普通党员走群众路线,以重塑乡村社会的组织性。可尝试通过区域化党建的做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从人民公社时期开始直到取消农业税之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形式虽略有变迁,但在本质上都是以农民为主体。新时期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日趋合理,但仍有不少问题,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宗旨不完全吻合。文章基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深刻蕴涵并以其精神实质为导向,从决策机制、供给体制及其法制化方面提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发展的构想。     

农村嵌入与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基于广西和贵州1611份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

在总结当前有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与回流研究聚焦城市推拉力量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探寻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与回流背后深层次动机时不能抽离劳动力长期嵌入的农村情境的观点.分别从经济、制度、社会和符号四个维度入手构建了相应的结构模型,收集广西和贵州两省区1611份实地调查问卷数据,通过相关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和Logistics逐步回归分析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与修正.结论显示:虽然农村经济落后依然是推动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最重要因素,但农村制度因素同样不可忽视,而且它还成为束缚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最重要阻碍力量.农村社会因素和符号因素对西部地区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回流产生了显著影响,农村嵌入度对劳动力回流存在正向的调节作用,但它对劳动力的转移就业的调节作用则不显著.     

农民工共享城市公共资源问题研究——基于苏州市相城区的考察

针对如何让农民工共享城市资源这一社会管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采用问卷调查法对苏州市相城区农民工享有城市公共资源状况进行实地考察。调查发现,实践中存在着农民工对城市公共资源利用不足、城市公共资源惠及农民工不足的问题,其影响因素主要有政府政策偏好、城市资源状况、市民态度以及农民工组织化程度等。据此,提出了改革户籍制度、将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以及对农民工实行公共资源分层供给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