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诗歌20年：想象力方式的转换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先锋诗歌已走过了20余年的路程。新生代诗歌的想象力模式是＂生命经验—口语＂模式和＂灵魂超越—隐喻＂模式;90年代出现的知识分子写作的想象力模式是＂历史想象力—异质混成＂模式,而90年代末至今,先锋诗歌进入了＂用具体超越具体＂的＂日常经验—口语小型叙述＂模式。＂历史想象力—异质混成＂模式,是中国先锋诗歌的广阔前景或自新之路。     

《活塞》:形式与内容的双重先锋

在中国当代诗歌民刊阵营中,《活塞》可能在形式与内容上最具先锋精神和极端意识。以《活塞》为发表载体的这批诗人群落,他们不仅有着文本上的前卫性,在美学、观念与行动上也极富叛逆精神。由此,《活塞》成为新世纪以来中国先锋诗歌民刊的一根标杆。一些具有相似诗歌风格与观念的诗人,以超现实主义、异端理论和"大诗"创作,引领了某种实验性诗歌写作的风潮。     

探知先锋求索踪迹的有效窗口——论当代诗歌民刊的诗学意义

民间诗歌刊物是当代诗人进行形式探索和艺术创新的试验地,许多具有先锋气质和探索精神的诗歌都是由诗歌民刊首先刊载,经过一段时间的读者接受和诗坛检测,才最终取得审美合法性的。民刊是探知当代诗歌先锋求索踪迹的有效窗口,借助这一窗口,我们可以全方位了解当代诗歌的写作群落、探索风向和人文特征,既能及时获知成名诗人当下的诗歌创作情态,也能迅速发现正在出现、不断茁壮的文学新苗,并对中国新诗的未来走势做出准确的预测和判断。     

论中国当代先锋诗歌中的死亡意识

中国当代先锋诗歌对死亡这一特殊的生命现象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死亡意识在先锋诗歌中主要表现为三种具体的形态一是通过死亡来反思、确证人的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对草菅人命的"文革"进行否定与批判;二是将个体死亡与国家、民族命运融为一体,死亡成为民族重获新生的一种神话;三是将死亡作为一种艺术,诗歌成为一种潜在的或实际的自杀行为艺术.     

从传播过程分析先锋诗歌的传播困境

20世纪90年代的先锋诗歌的＂反懂性＂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诗歌的传播困境,但仅从文本角度的＂反懂性＂分析传播困境并不全面。从传播过程的主要要素或环节细致分析先锋诗歌传播困境的形成有以下因素：诗人高扬＂个人写作＂,从主体上无意识地拒绝了诗歌传播;＂反懂性＂的诗歌写作和阅读追求,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诗歌的传播困境;对读者和反馈信息的立场和态度,使诗人从主体上有意识地拒绝了诗歌传播。     

新世纪诗歌的及物写作

诗歌的及物写作概念主要是概括20世纪90年代先锋诗歌的文本特征：＂拒斥宽泛的抒情和宏观叙事,将视点投向以往被视为‘素材’的日常琐屑的经验,在形而下的物象和表象中挖掘被遮蔽的诗意＂,它使诗歌走向客观化境域,提高和拓宽诗歌介入现实和历史的能力。但其偏狭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观照日常性事物时表现出私密化和狭窄化的特点,诗人更多地沉湎于自我在面对＂事物＂时的＂个人化＂的体验,一定程度地拒绝了诗歌写作的＂伦理＂存在,回避了社会良心和人类的理想,无法完成＂对当代噬心主题的介入和揭示＂。进入新世纪以后,先锋诗歌在保持诗歌的独立性、自足性的同时,使诗歌视域拓宽,既保持了与社会的平等对话,又延伸了＂世俗批判＂意识,让诗人的＂个人意识＂承担起价值关怀。     

虔诚地站在诗意这边——关于罗振亚及其诗学理论与批评

罗振亚的诗学理论研究和诗学批评,尤其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流变、对20世纪中国先锋诗潮的内在模式和流变规律,以及中国新诗发展的历史走向,做出了全面的梳理和总结,并深入探讨了中外诗歌艺术传统的复杂关联,发现并把握中国先锋诗学的重要问题。其研究、批评文字中蕴含深邃的诗学价值,充满对现代诗歌坚韧的、满怀敬畏的道德力量,体现出一位学者的诗人情怀和深邃气度。     

我想写下光明的诗篇

如果说"先锋意识"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有一个对应物,对应着传统意识形态及其所养育和庇护的诗歌观念,那么今天,这种意识不再意味着"反叛",而是意味着"权威",意味着一种富有生机的东西已经沦落为新的文学意识形态.假若把"先锋诗歌"或诗歌先锋性问题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置放于现代性理论框架和当代中国特殊的现代性经验中加以观察,就会发现1980年代与1990年代及其后的先锋诗歌在语言策略和对抗客体上的差异性,恰恰表现在是否对诗歌本身所应具有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态度具有敏感.如今,"先锋"对诗歌写作的要求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难了;不是要求助长那种"一体化的大众"的权威力量的生成,而是提升出来另一种"现实",以此打破大众经验中那种现实幻觉.在世纪之交,网络的普及激活了先锋诗歌,种种迹象似乎暗示先锋诗歌即将迎来"盛世",但先锋诗人们对此疑虑重重,他们面临着先锋诗歌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即如何避免使诗歌"外交"变成诗歌"社交",使诗歌"内政"变成诗歌"内战",从而互相越界.而目下这种远交近攻的诗歌格局,势必使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变得"内焦外困".而一直以来,"先锋"似乎总是与"病态"相关联,而"光明的诗篇"也似乎走向了"先锋"的对立面.其实,时代真正的光明诗篇,并不必须把一切简单化,这光明里必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而先锋不应该是对光的告别,而应该是对光的拥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     

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

如果说"先锋意识"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有一个对应物,对应着传统意识形态及其所养育和庇护的诗歌观念,那么今天,这种意识不再意味着"反叛",而是意味着"权威",意味着一种富有生机的东西已经沦落为新的文学意识形态.假若把"先锋诗歌"或诗歌先锋性问题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置放于现代性理论框架和当代中国特殊的现代性经验中加以观察,就会发现1980年代与1990年代及其后的先锋诗歌在语言策略和对抗客体上的差异性,恰恰表现在是否对诗歌本身所应具有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态度具有敏感.如今,"先锋"对诗歌写作的要求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难了;不是要求助长那种"一体化的大众"的权威力量的生成,而是提升出来另一种"现实",以此打破大众经验中那种现实幻觉.在世纪之交,网络的普及激活了先锋诗歌,种种迹象似乎暗示先锋诗歌即将迎来"盛世",但先锋诗人们对此疑虑重重,他们面临着先锋诗歌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即如何避免使诗歌"外交"变成诗歌"社交",使诗歌"内政"变成诗歌"内战",从而互相越界.而目下这种远交近攻的诗歌格局,势必使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变得"内焦外困".而一直以来,"先锋"似乎总是与"病态"相关联,而"光明的诗篇"也似乎走向了"先锋"的对立面.其实,时代真正的光明诗篇,并不必须把一切简单化,这光明里必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而先锋不应该是对光的告别,而应该是对光的拥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     

令人迷惑的"先锋"

如果说"先锋意识"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有一个对应物,对应着传统意识形态及其所养育和庇护的诗歌观念,那么今天,这种意识不再意味着"反叛",而是意味着"权威",意味着一种富有生机的东西已经沦落为新的文学意识形态.假若把"先锋诗歌"或诗歌先锋性问题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置放于现代性理论框架和当代中国特殊的现代性经验中加以观察,就会发现1980年代与1990年代及其后的先锋诗歌在语言策略和对抗客体上的差异性,恰恰表现在是否对诗歌本身所应具有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态度具有敏感.如今,"先锋"对诗歌写作的要求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难了;不是要求助长那种"一体化的大众"的权威力量的生成,而是提升出来另一种"现实",以此打破大众经验中那种现实幻觉.在世纪之交,网络的普及激活了先锋诗歌,种种迹象似乎暗示先锋诗歌即将迎来"盛世",但先锋诗人们对此疑虑重重,他们面临着先锋诗歌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即如何避免使诗歌"外交"变成诗歌"社交",使诗歌"内政"变成诗歌"内战",从而互相越界.而目下这种远交近攻的诗歌格局,势必使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变得"内焦外困".而一直以来,"先锋"似乎总是与"病态"相关联,而"光明的诗篇"也似乎走向了"先锋"的对立面.其实,时代真正的光明诗篇,并不必须把一切简单化,这光明里必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而先锋不应该是对光的告别,而应该是对光的拥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     

现代性:一种反思的角度

如果说"先锋意识"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有一个对应物,对应着传统意识形态及其所养育和庇护的诗歌观念,那么今天,这种意识不再意味着"反叛",而是意味着"权威",意味着一种富有生机的东西已经沦落为新的文学意识形态.假若把"先锋诗歌"或诗歌先锋性问题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置放于现代性理论框架和当代中国特殊的现代性经验中加以观察,就会发现1980年代与1990年代及其后的先锋诗歌在语言策略和对抗客体上的差异性,恰恰表现在是否对诗歌本身所应具有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态度具有敏感.如今,"先锋"对诗歌写作的要求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难了;不是要求助长那种"一体化的大众"的权威力量的生成,而是提升出来另一种"现实",以此打破大众经验中那种现实幻觉.在世纪之交,网络的普及激活了先锋诗歌,种种迹象似乎暗示先锋诗歌即将迎来"盛世",但先锋诗人们对此疑虑重重,他们面临着先锋诗歌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即如何避免使诗歌"外交"变成诗歌"社交",使诗歌"内政"变成诗歌"内战",从而互相越界.而目下这种远交近攻的诗歌格局,势必使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变得"内焦外困".而一直以来,"先锋"似乎总是与"病态"相关联,而"光明的诗篇"也似乎走向了"先锋"的对立面.其实,时代真正的光明诗篇,并不必须把一切简单化,这光明里必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而先锋不应该是对光的告别,而应该是对光的拥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     

《新清华文丛》推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辑

20世纪 80年代清华大学中文系复建伊始 ,即着手整理出版老清华人文学科名家著作 ,于是有《清华文丛》之辑 ,凡 5载共推出王国维、吴宓等前辈学者的遗著 8部 ,风行海内外 ;1 995年又有辑录学人新作的《新清华文丛》5种行世 ,反应良好。进入新世纪以来 ,又续出《新清华文丛》第二辑。该辑收入清华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同仁的学术论著 5种 ,2 0 0 2年 9— 1 0月已率先出版 3种 :一是蓝棣之的《现代诗歌理论 :渊源与走势》,着重探讨了现代诗歌批评理论的渊源与传统 ,以及当代诗歌写作理论的足迹与走势 ,显示了这位资深现代诗歌史专家在…     

20世纪90年代先锋诗歌智性写作取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川、臧棣、欧阳江河、王家新、南野等先锋诗人的诗歌注重哲理思考与智性凝聚,讲求感性与理性的有机结合,强调形式本体性,突出诗歌写作的技巧意识与诗歌语言的精粹性质,并且有意持守知识分子立场,张扬人文精神,不断对现实进行审视和超越。他们出色的写作理念与创作实绩,将30年代就已出现的智性诗歌写作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老马”精神与“生活抒情诗”——臧克家诗集《烙印》研究

臧克家的诗集《烙印》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存在。在内容上,它立足于平民中间,以贴近生活的现实精神、坚忍抗争的生命态度真实地写出了那个年代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在艺术上,它以谨严和凝练的艺术特质,克服早期平民化诗歌的弊病,形成了一种坚实质朴的诗风。正是这些特质,使《烙印》为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作出了独到的贡献并最终成为诗歌史上的经典。     

从格非、余华的创作看先锋小说的蜕变与涅槃

先锋小说是中国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产生的文学现象,昔日先锋小说作家格非和余华就是这样的代表。回顾先锋的探索之路,从完美创作形式的展现到张扬的生命与人性内涵的宣泄,无不体现出先锋的探索精神,这也正是先锋小说创作的可贵之处。曾经喧嚣的先锋浪潮渐趋平静,恰如迈向成熟的一个重要征兆,在成熟中孕育着蜕变,当旧有先锋覆灭,新的先锋必将涅槃。     

先锋小说的叙事特点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当代小说领域以马原为首的先锋小说作家进行了一场叙事革命,他们在实践中完成了中国小说由＂创作＂向＂写作＂的转换。通过对余华、格非、苏童创作的分析,力求阐释中国先锋小说叙事革命的特点：开放时间、感觉的叙述方式;临界叙述;抒情风格。     

新时期大学生诗歌创作研讨会综述

20 0 3年 3月 2 0日 ,由武汉大学中文系主办的“新时期大学生诗歌创作研讨会”在汉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位新诗研究专家和诗人围绕“大学生诗歌和校园文化”等一系列课题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既有严谨的学理探讨 ,又有深刻的思想碰撞 ,回应了新诗 (尤其是大学生诗歌 )发展中的一些令人深思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探讨大学校园对诗人创作的影响时 ,龙泉明在致辞中指出校园始终是诗歌的最佳实验场所 ,大学生始终是诗歌这一先锋艺术最活跃的因子 ,因而当代诗歌史的写作不能缺了大学生诗歌。陆耀东以“回顾与期望”为题梳理了武汉大学中文…     

在生命深处疼痛地舞蹈——河南当代先锋诗歌的三种范型

在众多河南当代先锋诗人中,蓝蓝、森子和耿占春代表了当代先锋诗歌三种显豁的写作范型,他们以诗歌的方式实践了诗人应有的良知和诉求,完美地缝合了诗歌与生存的裂痕.     

"先锋"的变迁与在当下诗歌写作中的意义

在当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生成并演变的“先锋诗歌”,并非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其内部之间的差异不一而足。当我们在今天来谈论“先锋诗歌”这一概念时,不能不考虑当代中国20多年来变动不居的历史文化语境问题,也就是说,1980年代的“先锋”在1990年代以后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有可能已经不再具有先锋的意义与价值,面对一个更加复杂、矛盾和相对主义的时代,对“先锋”的理解与张扬有一个如何重新开始的问题。也许,真正有意义的话题是,诗歌如何赋予匮乏的时代以启示或意义。     

地方性写作视域下的“新湘语”诗歌

在新世纪诗坛的地方性诗歌写作中,＂新湘语＂诗歌具有特殊性,其在总体上显示出一种挖掘日常诗意、充分彰显地方色彩的创作追求。＂新湘语＂诗群的写作接近＂民间写作＂的立场,厌倦诗歌的＂宏大叙事＂,追求把诗歌的在场感、地方性和个性化统一在日常生活的诗性视野中,具有一定的网络号召力,对湖南倾向于口语诗写作的诗人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新湘语＂诗群的写作既有利于形成湖南诗坛良性互动的诗歌格局,也有利于新世纪湖南诗歌在全国诗坛影响力的整体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