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精神的民族，召唤伟大的人格──五四时代现代文化人格建构之反思

失落精神的民族，召唤伟大的人格──五四时代现代文化人格建构之反思朱德发，贾振勇＂五四＂时代，是中国思想文化界千载难逢的百家争鸣的时代．面对思想文化的大碰撞大交汇，中国＂五四＂文化生态系统对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换作出了历史性回应．＂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     

游走在公义与律法之间——中国近现代侦探小说的文化解读

侦探小说本是外国的一种通俗小说类型,是训练人的思维的智力游戏,但在清末民初开始输入我国时,人们读出的却是＂人权＂与＂科学＂的内涵。不过这并不能遮蔽本土侦探小说与武侠小说合流、游走于公义与律法之间的文本事实。在侠义文化根深蒂固、律法制度很不健全的近现代中国,这大概是难以摆脱的宿命。     

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综论

本文力图勾勒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创作的整体面貌：鲁迅是乡土文学的开山，他以峻切的现代理性和对农民的俯视精神，开掘出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层积淀和国民的生存状态。二十年代的乡土小说流派，三十年代的四川作家群、东北作家群、“京派”等都以不同的审美风范开掘出民族文化心理的现代表现。“左翼”乡土文学体现着五四乡土作家的文化批判意识向阶级意识的转换过渡特征。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实现了文化批判主题向阶级意识的转换，作家对农民的心态由俯视变为仰视。     

五四与中国当代伦理精神

从五四革命在中国社会和中国国民中播下科学、民主以及求实、创新的种子始,中国文化精神包括伦理精神开始了艰难的划时代变革。继承五四精神,咀嚼着沉重的长痛和剧烈的阵痛,中国当代伦理精神从二十世纪末叶的中国社会和中国国民中,正在艰难顽强地应运而生。中国当代伦理精神在时空参照系上,同中国传统伦理精神和西方伦理理精神相对照,是五四精神在几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产儿;就表现形态而言,它是社会现代化和人的解放所要求的新型人际关系、伦理生活、道德观念、国民品格、社会风尚的内在精神和必然趋势。本文力图顺应中国社会的历史必然和中国人的需要这双重尺度,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从与五四精神的内在联系中,把握中国当代伦理精神。     

"五四"时期现代长篇小说论

中国“五四”时期现代长篇小说是在“五四”“人的文学”思潮的影响下才真正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初步转型。人的文学的凸现使“五四”现代长篇小说家们开始在广阔的艺术视野中探寻世界 ,表现人生 ,作品所表现的面对命运与既有秩序的抗争态度 ,与“五四”文学“人的自觉”的光芒相映成辉。有个性的复杂人物的描写 ,双重视角的透视特别是对人的自身弱点所酿成的悲剧的批判 ,人的多重意识世界的揭示以及在双重文化的烛照中透视国民的灵魂 ,在追求叙述手法的多样化和强化叙述的主观色彩的同时走向文体的自觉等艺术特质 ,使它和旧文学彻底区别开来 ,并真正迈开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现代化的步伐     

“白马社”的文化精神与诗歌创作

在20世纪汉语文学史上,＂白马文艺社＂的文学创作具有新文学精神的传承和向海外播迁的特殊意义。＂白马社＂文化精神的形成有三方面的思想资源：五四新文化思想、西方现代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白马社＂追求东方与西方、宗教情感与人间情怀、古典与现代融合的文化精神。白马社的现代诗创作既与五四新诗传统衔接,又开创了与海峡两岸诗学都不同的诗歌美学道路,显示出一种独特的语感和韵味,为当代汉语诗歌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略谈中国现代作家的忧患意识

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作家,深受中国文人忧国忧民传统意识的影响,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将自己的文学创作活动与改造国民心态、变革社会制度、寻求国家出路紧紧结合在一起,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     

现代人文精神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兼论五四开拓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概念

现代人文精神为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继承与弘扬 ,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念基础。其思想源头可追溯到五四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者李大钊、陈独秀等结合旧中国实际所阐述的现代法治社会国民或公民应有的自觉意识。对此资源 ,2 1世纪的中国应予积极开发利用 ,以利于锻造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需要的理念基础和现代人文精神     

论悲剧精神在中国现代文体转型中的错位

中国传统诗歌的悲剧精神没有被五四新诗继承下来,五四文学革命在诗歌这一文体上的反传统,就是以新诗的乐观精神取代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悲剧精神。然而,中国的现代小说却在反叛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的大团圆之乐观精神的同时,继承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悲剧精神及其抒情特征。因此,当鲁迅等新文学家将小说纳入文坛的正宗时,其创作也受到了中国传统诗文的悲剧性与抒情性的深层渗透,从而与新诗以乐观精神颠覆传统诗歌的悲剧精神相悖。     

现代人文精神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兼论五四开拓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现代人文精神为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继承与弘扬，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念基础。其思想源头可追溯到五四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者李大钊，陈独秀等结合旧中国实际所阐述的现代法治社会国民或公民应有的自觉意识。对此资源，２１世纪的中国阳积极开发利用以利于锻造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需要的理念基础和现代人文精神。     

重估五四反对派:从林纾的 “反动文本”《荆生》《妖梦》谈起

重新认知“五四反对派”的正面价值是全面理解“五四”的题中应有之义。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首次与新青年交锋的林纾,是被文学史固化乃至丑化的“反对派”,其小说《荆生》和《妖梦》更是新文学史上的经典“反动文本”。实际上,这两部小说乃是林纾的游戏笔墨,体现了林纾“好谐谑”的性格面相,也呈现出中国传统笔记小说“资谈助”的特征,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严肃“小说”。这两部小说由小报上的“游戏文字”升级为新文化战场上的“反动文本”,成为五四新青年批判林纾的关键一击。重回历史现场,考察这一“反动文本”的历史生成过程,有益于深化对“五四”的全面认知。     

20世纪20年代追寻爱情小说热探源

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坛出现了大量追寻爱情主题小说。这类小说起源于当时作家们对自身生存困境的解决方式,也受到“五四”人道主义思想——“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影响。读者群本身就热衷于阅读爱情主题小说,又将阅读这类小说作为宣泄“五四”影响退潮而产生的焦虑的途径。再加上出版商为了迎合读者,追求利润,也进一步推动了这一热潮的出现和发展。在作家、读者、出版商三股力量的合流下,20世纪20年代追寻爱情主题小说的热潮逐渐形成。     

胡适白话诗学的现代阐释

胡适现代诗学创建于“五四”前后,它的核心理念是“诗体的大解放”,环绕它的“白话利器”论与“自然音节”论则是与之相辅相成的两个命题,它们三位一体构成胡适的新诗学。近百年对其评述有毁有誉,但若重新发现、重新解读,便会真正认识胡适诗学的理论价值及其所具有的对于汉诗解构与建构的内在张力与不尽活力。     

再谈五四传统与戏剧的现代化问题--兼答批评者

20世纪 80年代的戏剧观念大讨论混淆了政治教条支配下的伪现实主义与艺术话语中的真现实主义 ,笼统地排斥与消解之 ,鼓吹现代主义又仅得其皮毛 ,完全忽视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这两股潮流所共有的现代性问题。 90年代戏剧在诸如“红色经典”、“形式创新”的口号下 ,复辟着早被历史唾弃的旧东西。对五四启蒙话语的解构大大助长了这种复辟倾向。因此 ,有必要重提五四传统与戏剧的现代化问题。     

日常生活审美范式的确立、发展与匡正

现代文学史上的日常生活审美范式作为一种与"启蒙"互补的审美范式,肇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由周作人首倡,在废名等人的笔下获得发展,经由海派、京派作家尤其是沈从文、萧红的书写而不断变得丰富,张爱玲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两方面对其进行了匡正,完成了对"五四"的回归与超越。日常生活审美范式对海外华文文学影响甚大,也成为了新时期文学的主流。     

人文觉醒的寓言化表达－作为启示录的《狂人日记》

<狂人日记>是鲁迅的第一篇现代启蒙小说.它既是对"五四"时期个性主义与人类主义思潮的回应,也是对鲁迅自身早期思想的一种创造性承续与发展.<狂人日记>更是一篇寓言性很强的小说,它对现代中国启蒙主义必然失败的命运作了清醒预言,并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健全人格塑造提供了富有启示性的思考,因而它又是一篇引人深思的启示录.     

论陈衡哲女性觉醒主题的创作

作为“五四”新文学的第一个女作家 ,陈衡哲在其小说、诗歌、散文中 ,抒发了五四时期新女性对自由人生的渴望和追求 ,对女性生命意义、生存价值的思考和探索。虽有时失于肤浅、稚嫩 ,但毕竟体现了新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留下了“五四”新女性成长的最初印痕。本文深切关照陈衡哲的文学创作 ,细致体悟她的人性咏叹、博爱情怀、矛盾困惑 ,以期合理评价她在女性觉醒主题上的拓荒与耕耘     

现代新儒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省察梳要

五四新文化运动已过去八十余年了,检讨"五四"成为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现代新儒家站在民族文化本位的立场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认真的梳理。一方面,他们对"五四"思想启蒙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新文化运动有功于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另一方面,他们对"新青年"学者盲从西方的激烈反传统态度和唯科学主义思潮表示强烈的不满,具有否定"五四"的倾向。他们在反省"五四"的基础上,提出了重建中国文化的方案,充满着哲学的睿智,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没有“五四”,何来晚清——兼与王德威先生商榷

王德威先生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命题,并由此得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晚清的结论。这个命题貌似无懈可击,实质上存在严重的理论误区。他误将母亲受孕的那一刻当作了新生儿生命的起点,并且忽视了"五四"相对于晚清文学的艺术创新,从而无限放大了晚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立价值和意义。晚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和意义需要"五四"来凸显,与其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倒不如说"没有‘五四’,何来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