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田间诗学》二南邶都卫风看钱澄之说诗

在清代诗经学史上，钱潜之的《田间诗学》占有重要地位。该书卷帙厚重，涉及的问题也极繁细。本文选择其中的“二南”、邶风、肥风、卫风部分，从而考察其间的诗学内涵。主要集中在钱民政治诗学倾向、以札以史证诗、以引诗释诗、以传统诗学范畴及典型化母题说诗等方面。     

匡文留民族诗学创作论

满族女诗人匡文留在三十多年的诗歌创作中,以独特的民族诗学探索取得骄人实绩,其诗既延续上世纪80年代西部诗的阳刚奇崛,又形成以民族风情入画、民俗生活入骨、民族史入诗的诗学风尚,探索“行走的诗学”创作旨趣,诗作结合地域文化、民族风情、民俗事象抒情叙事,具有民族诗学新品格,体现了民间文学的诗歌化与民族诗学的美学化倾向。       

渊民李家源之诗的人性教育

渊民诗学是以正音来教化民心温润、和柔、笃实的。他的作品集里对人诗有1288首,对物诗有843首。以景、情、理、德、魂等五体来分析他的对人诗和对物诗,推知渊民诗歌的特征在于重视对人的兴观群怨。渊民诗学则如孔子诗学一样,以仁性为"个人的自我",又以诗教来扩充仁性而养成"社会的自我"。     

论严羽的诗学趣味

"别材别趣"、"兴趣"说是严羽诗论审美趣味的集中表现。严羽批判江西诗风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提出诗主情和尊重诗歌吟咏情性的本质特性。阐述"别材别趣"与"兴趣"的内涵,比较《白石道人诗说》论诗观点与沧浪诗学趣味的异同,结合南宋理学文化语境下陆、朱诗学思想对严羽诗学趣味理论的影响,审视其关联性,以更全面地解释严羽的"别材别趣"和"兴趣"说的诗学理论。     

我的学术生涯回顾

我从少年时代起就爱上了诗歌,中学、大学时代所受的诗教,使我对诗的内在构成问题特别感兴趣.因此,我从一开始研究诗歌起,就把学术关注点置于诗学理论,即立足于考察新诗并将此考察引向关于中国诗学本题特性的求索.回顾学术生涯,我发现自己既是从诗体、诗质、诗潮进入新诗研究的,又是以诗体、诗质、诗潮为基点在建构着中国诗学体系.     

方回《瀛奎律髓》的选诗观

方回《瀛奎律髓》荟萃了唐、宋律诗的精华,铸成元代诗学选本的文化昆仑。依律选诗、以格选诗和重视正确示学门径的选诗实践,显示方回独到的诗学追求,尽管他未能一以贯之其选诗标准,存有因人选诗情形,这仍不掩其在中国诗学发展史上继往开来的地位。      

《诗法源流》与元人诗法

诗学著作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元代诗学领域以诗法著作为主体．形成了不容忽视的诗学现象。《诗法源流》在宗宋、尊唐和复古、尚今等诗歌主张方面中允、辩证．可以视为元人诗法洪流中既有总结意味、又具创新精神的代表性作品。《诗法源流》在诗歌理论与诗歌批评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钟嵘《诗品·晋阮步兵诗》条疏证

中国古代诗学思想发生在一个儒家诗教与其他亚文化形态诗学观念的张力场中。这种背景下的诗学是不能脱尽诗教思想的支配的。钟嵘在其《诗品序》中提出了“滋味”的论诗范畴 ,但笔者认为 ,在钟嵘的诗学理论中所隐藏“诗教”思想是其理论的真正支点。无视此点 ,将导致对其诗学的误读。本文拟对钟嵘《诗品·晋阮步兵诗》条作出疏证 ,以证此论     

世界轴心时代的诗学双峰——与亚里士多德《诗学》并峙的荀子《乐论》

在世界轴心时代,大约在公元前四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之间,在诗学的历史上出现了两座并肩而立的高峰:一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一是中国战国末期荀子的《乐论》。人论是二人诗学思想的共同出发点,亚里士多德是性善论者,荀子是性恶论。荀子在诗学史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关于诗的存在论、诗的创作论、诗本与诗象论、诗的价值论几个方面。荀子的诗学思想影响深远,应在世界诗学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     

孔子诗学研究的系统化工程——评蔡先金教授《孔子诗学研究》

中国是诗的国度,也是诗学的国度。早在春秋末期以上,做诗、教诗、学诗、用诗便在我国蔚成风气。孔子生当春秋末期,既是既往诗学的集大成者,又为后世中国儒家诗学奠定了基础。他在学《诗》、用《诗》、教《诗》、研究《诗》、整理《诗》的过程中,必然有所主张,而且应该自成系统。全面揭示孔子诗学的理论体系．对于更为深刻和全面地了解孔子,了解中国传统儒学,     

汉儒经学、纬学诗论述要

汉儒诗学源于春秋诸子诗学,主要是围绕着《诗经》经典化解读而展开。四家诗在诗学上具有同源的关系。毛诗之外,齐、鲁、韩三家诗中,鲁诗之传承,最为渊源有自,流行并取重于世似乎也早于齐、韩两家。三家诗齐诗近玄,鲁诗与韩诗近史。齐诗与毛诗都以性情论诗,但宗旨不同。四家诗都以言志为基本宗旨,以分别美刺为基本的说诗方法,对于具体诗篇的美刺,看法上有同有异。     

从诗评到诗学：论郑慧如的《台湾当代诗的诗艺展示》

台湾郑慧如教授的《台湾当代诗的诗艺展示》是很重要的诗学著述。通过讨论这本著作的贡献。可进而探讨一般批评家如何跨越诗评到诗学的分水岭。诗学家应有的修为,除了宏观的视野外,更重要的是文本精读细品的能力。诗学家更要有独立于诗作之外的诗学见解,以精细缜密的哲思书写自我的存在。此外,诗学家敏锐的意象思维使诗学论述免于抽象化、概念化,使论述更深入、更动人,更具有说服力。以上这些特色都在《台湾当代诗的诗艺展示》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辨析典故 考镜来历——吴曾对江西诗学的态度

吴曾对江西诗学的态度,主要体现在对诗中典故的辨析和诗句来历的考镜上,可补《山谷诗集注》之不足,对我们正确解读黄庭坚、陈师道诗歌亦不无裨益。不仅体现了他渊博的学识,也间接反映了他对江西诗学＂以才学为诗＂的肯定。通过《能改斋漫录》对江西诗学有关诗学活动的转录,还可看出吴曾对黄庭坚风趣性格、某些作品流传影响的揭示。     

中晚唐五代“苦吟”与诗格的谶纬诗学意蕴

中晚唐五代苦吟派的诗歌崇拜和耽溺不仅基于诗教传统,还带有浓厚的谶纬诗学意蕴。一方面,汲取谶纬诗学的政治伦理意蕴建构起经天纬地的神学"诗道"观。诗是造化之精,诗人则是璀璨的"文星",也是国运盛衰的象征,"诗谶"遂流行。另一方面,苦吟派还彰显了谶纬诗学的"自持其心"之义,以诗为立心之道,诗格因之以盛。就方法而言,则是在"比兴"传统之中融入谶纬诗学杂糅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说以天象、四时比附人事的解经方式。同时兼法《类书》的类目和体例,建构起一个封闭自足、包罗万象且有着特定对应关系的符号象征系统,诗之"秘旨"得以呈现,其弊则失之穿凿。     

儒家诗教观与魏晋诗风递变

先秦儒家诗论确定了以诗为史、以诗为教、以诗言志(情)三重功能指向,汉代偏重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强调诗歌的政教功能和知识性价值,忽略个体情感价值和主体精神;魏晋诗歌继承了先秦两汉儒家诗学观,又多有变创发展,以诗为教的诗学功能得以弱化,代之以诗言志(情)的提升,并促进诗歌知识性价值与抒情性价值的融合。在创作领域也将《诗经》由政教经典作为文学范本加以借鉴吸收,使《诗经》比兴手法得到丰富和深入发展。     

道与器：中国诗学研究的独特视角——读劳承万《中国诗学道器论》

劳承万教授《中国诗学道器论》以康德哲学和中国心性哲学为理论支点,从道与器的视角研究中国诗学,认为中国没有西方式的诗学概念,只有“诗之为教”与“诗之为经”、塑造人格并从属于政教与治道的实践型诗学,从而构建了自己的诗学体系,为中国诗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文心雕龙》诗学观念下的《诗经》阐释

《诗经》因无限阐释被推到一个至高无上的经学经典地位。刘勰以宗经观为本位,又逸出宗经观,以“雅丽”为诗学准则对《诗经》进行了解除经学经典的文学性阐释,突破了汉儒美刺论《诗》的传统。齐梁时期,经学与文学的纠缠、刘勰文质并重的诗学理想等因素促成了《文心雕龙》雅丽释诗的倾向,因而从《诗》学到诗学,刘勰的诗学思想逐渐走向圆满。     

唐宋、才学之争的消弭——乾隆间性灵诗学引发的焦点话题

袁枚性灵诗学整体上颠覆传统诗学的基本观念后,在诗学理论中产生强烈震动,促使学人对传统诗学的一些基本问题重新加以思考.其中与唐宋诗之争、传统和个人才能相关的论争是当时诗坛最关注的问题,许多重要诗人都参与到讨论中来,形成乾隆诗学的焦点话题.由唐宋诗之争入手,分析其诗学话语背后的诗歌史和诗学史背景,以及传统的才学之争在学人之诗、才人之诗和诗人之诗三个理论层面上展开的过程,可以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乾隆朝诗学的历史展开和发展趋向.     

圆通与飞动——严羽"以禅喻诗"的诗学话语特性

严羽"以禅喻诗"涉及到诗学理论中的学习方法、艺术鉴赏力、思维方式、诗歌本体论等问题,其以"正法眼"论述诗歌艺术鉴赏力的培养与学习方法,以"妙悟"对应诗歌的思维方式,以"情性"阐释诗歌的本体论.引禅入诗不仅是对前人诗学成果的继承,还在于诗学话语本身的圆通与飞动是中国诗学史上的一个新高度.     

中国诗学与诗道

中国诗学应以道家哲学为基础,以诗道概念为核心。中国诗学最富有民族特色的理论是人有我精、玄妙神奇的风格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