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海外"洪门"对中国抗战的支援

＂洪门＂组织在海外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强烈的爱国意识,争取海外＂洪门＂为抗战服务,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对海外＂洪门＂组织都相当重视,并为争取海外＂洪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海外＂洪门＂不仅为祖国的抗战提供了人力、资金和交通等方面的支持,而且关心国内的政局和团结。海外＂洪门＂组织之所以在抗战中发挥巨大作用,根源于华侨的民族意识和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力。     

论近代加拿大华侨与祖国的联系

加拿大从1858年起就有华侨寓居。1911年有华侨27,000人,1919年约3万余人。绝大多数华侨均为劳动人民。尽管他们为当地的经济开发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中国的贫弱和加拿大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却饱受歧视和压迫。他们身居海外,却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他们不忘自己是炎黄子孙、中华后代。他们热爱自己的家乡和祖国,对祖国的贫弱十分痛心,对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极为愤慨,对祖国的前途非常关切。他们为推动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一、华侨与洪门致公堂洪门组织最早创立于明末清初,以反清复明为宗旨。飘洋出海的贫苦劳动人民,对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怀有刻骨仇恨,很多人在国内时就是洪门成员;加之寓居异国,清政府的控制相对减弱,因此海外洪门组织迅速发展起来。     

革命派与改良派关于"黄帝子孙"称谓的歧争

改良派认为“黄帝子孙”是包括满族人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代名词 ,革命派认为“黄帝子孙”是汉族人的同义语 ,这是双方民族观念和政治主张的差异造成的 ,其实质是要不要进行排满反清革命。改良派对“黄帝子孙”称谓的认识比革命派更符合历史实际 ,但革命派倡导的反清革命却比改良派主张的君主立宪更顺应时代需要 ,故而革命派在歧争中占据了上风。这场歧争促进了反清革命的胜利 ,同时也使“黄帝子孙”称谓发生短暂错位。辛亥革命后 ,革命派放弃了对“黄帝子孙”称谓的错误认识 ,使其重新成为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的代称。     

黄兴与护国战争──纪念黄兴先生逝世80周年

黄兴等资产阶级革命派致力于反袁宣传，为护国战争作了思想动员；从外交上孤立袁世凯，减轻了护国战争的阻力；并参与了云南起义的筹划，加速了护国战争的进程，从而为护国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工农群众是辛亥革命的基本动力——与“动力集中”论商榷

如何评述辛亥革命时期历史的主体和动力,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解放以来出版的有关著作,大都是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编撰的,并且流行着一种“动力集中”论,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但提出了资本主义的革命理想,而且为实行革命,在一定程度内进行了对工人、农民力量的发动。因此历史发展的动力在这时期是集中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手里。”或者说:“二十世纪开头至辛亥革命……单纯的农民战争已经过     

清末革命派小说家琐记

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普及革命思想,颇多重视小说译著,但长期来人们对此一直未加重视,因而从辛亥革命到现在,时间虽然不远,史实却多模糊。值此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之际,就读书所及,择要略辩一二于下:     

辛亥时期的志士仁人为什么选择了革命?——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30周年

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加入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的阵营中。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许多志士仁人，其实都曾程度不同地对清朝政权和改良主义抱有幻想，他们后来之所以选择或接受了革命，往往是别的路都走不通之后才“逼上梁山”的。革命派依据无数铁的事实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延续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不仅数亿中国人民要付出沉重的痛苦的代价，国家的摆脱危机和走向昌盛也将面临巨大的障碍。史实表明，无数志士仁人正是怀着对祖国、对人民深切的热爱和对旧秩序、旧势力深切的痛恨投身革命活动的     

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天地会得以合作之原因

以推翻满清政府,恢复汉民族对国家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政权为目的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反清复明"的天地会得以合作的原因主要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反清";儒家思想浸润下的天地会所具有的正义性与天地会联络方式的秘密、严谨和成熟;资产阶级革命派早期关于"革命"意义的宽泛化及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天地会作了大量的统战工作。资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天地会进行革命活动,有优势、有成果,但同时也有不少弊端。     

清末新政与资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

清末新政与资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曹立前，郭大松从１８９４年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创立开始，到１９１１年武昌起义爆发，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民主革命的道路上走过了１７年的漫长历程。在这１７年的革命发展行程中，以１９００年为分界线...     

孙中山与南北议和

孙中山与南北议和谢冰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推翻清政府、结束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进行的一次伟大革命运动。但由于革命者自身的弱点和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致使这场革命虽推翻了清王朝，但革命的根本目的并未达到。本文拟从孙中山与南...     

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与华侨关系探析

孙中山曾言:"华侨是革命之母。"长期以来,在孙中山研究领域,孙中山与华侨关系的研究,尤其是辛亥革命前后的华侨关系,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存在着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地方。事实上,孙中山在整个革命阶段都与华侨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而且,以辛亥革命为分界,其前后的侧重点有着明显的不同:前一个阶段主要是向华侨寻求军费支持,以利于革命事业的顺利开展;后一个阶段主要是向华侨传播民主共和思想,使其对新生的民国充满信心并予以支持。     

关于会党与辛亥革命关系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以西南袍哥与辛亥革命为中心

对于会党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及其评价,学术界历来分歧颇大,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会党的联络、争取和利用,是"成功的策略",还是"一个误区";第二,会党在辛亥革命时期是"革命党人联系农民的纽带",还是"阻隔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农民的‘栏栅’";第三,会党在辛亥革命中是"充当了革命的主力",还是"既是助力,又是阻力";第四,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关系的破裂,是革命派"过河拆桥"的结果,还是"势所必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上述问题作出客观的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既是秘密社会史研究的内容,也是深化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需要。     

辛亥革命中上海立宪派的转变和对革命的贡献

上海绅商阶层多为立宪派,在清廷“预备立宪”诏书颁布后,他们掀起宪政运动,三次派代表赴北京请愿。辛亥革命期间,立宪派认清了清廷顽固坚持封建专制体制的意图,对清延完全失望;这时上海的革命派大力宣传革命,积极争取,立宪派纷纷转入革命队伍。上海绅商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并以其雄厚的经济力量支持了革命政权。上海绅商的表现是与上海特殊的经济政治地位有联系的。历史证明,上海革命派积极策动、争取立宪派加入革命是正确的策略。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心理战述论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在与清政府的斗争中采取了丰富的心理战形式,主要包括: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心理战、机变诡诈的谋略心理战和手段丰富的策反心理战。这些心理战对争取人心、激励士气和瓦解对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清末民初地方政府与社会控制——以广州地区为例的个案研究

文章是对清末民初广州地区地方政府与社会控制关系的一项研究。在清末,清皇朝在广州地区的社会控制系统日渐衰落,当革命高潮到来时,早已风雨飘摇的清朝统治顷刻瓦解。革命党人掌握政权后,作了很大努力,希望把政府的权威贯彻到各个乡村、街区。但他们既无力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控制系统,又不能修复和重建旧的社会控制系统,所以,在“二次革命”中也迅速失败了。清朝广东政府未能维持其统治秩序,其重要原因是官吏的腐败和士绅的衰落。而革命党人不能建立新的秩序,其重要原因是同盟会在政权问题上缺乏理论和干部准备,而且,革命党人在城乡各阶级、各阶层的居民中都没有找到自己政权的支持力量。文章还认为,由于广州地区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广州地区的情况当有一定典型性。     

辛亥革命理想的坚定守望者——柳亚子

辛亥革命虽然未能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但先驱者中不乏执着追求理想的坚定革命者。柳亚子在20世纪初鼓吹民权主义、民族主义,以文字播动革命风潮,更全面地把握和体现了民主主义的理想和精神,对辛亥革命的爆发起了舆论准备作用;而且在民国初建的那一刻,就敏锐地觉察到这场风暴的不彻底性,首倡＂第二次革命＂;孙中山逝世后,又在与西山会议派斗争中,对概括和阐扬新三民主义的三大政策做出突出贡献,并坚持数十年。柳亚子是辛亥革命理想的坚定守望者。     

武昌首义与沅澧流域人才群的崛起

辛亥革命前后,沅水和澧水流域涌现出了一个以革命志士为主体的人才群体,我们称之为“沅澧流域人才群”。这个“人才群”在武昌首义中崛起,以宋教仁、蒋翊武为核心,其形成与湖湘文化、会党斗争、学生运动等因素有一定的联系。     

无政府主义的传入与辛亥革命时期的暗杀风潮

无政府主义思潮20世纪初传入中国,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对它所鼓吹的暴力和暗杀推崇备至,众多革命团体及同盟会都曾将暗杀当作革命的必要手段,遂形成辛亥革命时期的暗杀风潮.暗杀与中国传统文化、革命党人急功近利等因素是分不开的.但它配合武装起义,造成了大规模革命一触即发的客观环境,有一定的历史作用.     

论土地革命时期赣南农村的社会矛盾--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土地革命史研究

以革命史的视野和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发生在赣南等广大边界地区的土地革命运动,全然是一场阶级阵线分明的革命斗争。但是,在土地革命时期赣南地区具体的社会历史场景中,不同社会人群之间的分化与对立呈多元状态,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介入土地革命运动,从而使党的革命斗争充满了复杂性,而不完全表现为单纯的阶级斗争。因此,在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视野下,结合区域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分析,有可能丰富和发展对中国现代土地革命运动的认识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