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江南乡村的族产分配与家庭伦理

近代江南的功能性宗族组织和族田义庄并不像人们所误解的那样发达。地方志中的大量资料表明,江南地区的宗族组织近代以来呈现了某种程度的弱化。族产的不甚明确的权属关系,是与“差序格局”的家族伦理密切相关的。家族伦理既是一种道德观念,又是一种多元的族群关系网络,族产与家产在族人财产观念上的相对化,也是族群关系结构中“公”、“私”相对化的具体表现。族只是家的扩大,只要族群关系的基本结构不改变,族产的性质就脱不出家族共财制之窠臼。     

人情实践的认同单位与行动逻辑——对“差序格局”的实证性反思

差序格局,是对中国乡土社会人情结构的一个经典的理论探讨。然而在当今压缩现代性的社会背景之下,人情实践背后的结构性原则可能比差序格局的表述更为复杂。通过一个宗族性村落中人情实践的个例,可从人情建构的认同单位和行动逻辑两个方面,重新解读差序格局,进一步审视当代乡土社会中人情关系的新模式。一方面,差序格局的认同单位是具有伸缩性的自我,而当下北头村的人情认同单位则是具有明确结构性界限的"核心化家庭"。后者在己身、家庭和家族之间划定了相对明确的界限,既将家庭的独立地位从单系的家族脉络中突显出来,也是对"私我"的超越。另一方面,差序格局强调"人伦"的行动逻辑,人情关系在伦理本位的约束下表现为义务性和无选择性。而在当今的北头村,人情关系表现出松绑的趋势。通过均衡回报和人情冷冻的原则,实现了人情从义务性关系向选择性关系的质变。     

差序调解：传统社会家庭纠纷解决的自洽路径

传统社会民间纠纷及其解决历来是法社会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其中家庭纠纷更是为人重视.在传统社会,家庭纠纷在以父母子所构成的家庭关系轴上,主要可以分为亲子、夫妻、子女“一纵两横”的三种纠纷类型.从家庭纠纷的调处主体系统来讲,可将其概括为“两支五统”,即官方调解的县衙系统,民间调解的宗族系统、姻亲系统、乡里系统以及中人系统.而家庭纠纷的调处主要是通过宗族系统和姻亲系统,沿着由“家内至家外”、从“血缘”向“地缘”不断扩展外溢的自洽的差序调解路径而展开.     

文学世家的联姻与文学的发展--以明清时期吴江叶、沈两家为例

文学世家是中国古代一种颇具特色的文化现象.吴江的叶、沈两家是明清时期江浙地区著名的文学世家,两大世家曾经三代联姻.这种文学世家间的联姻对文学产生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这种联姻构成彼此间在文化上的门当户对,这使得成长于文学世家中的女性,在出嫁后仍然有可能生活在文学(文化)氛围较浓的环境中,从而有继续进行文学活动的可能;二是这种联姻可以带来一种家族间的文化优势组合.这种优势组合造就出一些杰出的女性作家;三是这种联姻在密切家族间关系的同时,也促生了一些有意义的文学活动,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宗族图像叙事与乡村文化共同体构建——以江西婺源地区为例

宗族图像是中国古代祖先信仰的重要载体.宗族图像彰显了祖先的丰功伟绩和人格风范,同时也承担了一系列的社会和文化功能.在江西婺源甚至整个古徽州地区,无论是以祖先画像为中心的家族祭祀仪式还是以编纂绘制家谱为核心的修谱仪式,都是强化宗族成员对家族伦理秩序和宗族身份认同的重要活动.它通过一系列的礼仪,来强化祖先形象,加强祖先与后世的联系,建立后世子孙的伦理道德观念,维护家族团结,提高宗族凝聚力.其促进了宗族共同体的建构,并对乡村治理起到规范秩序的作用.     

金文所见商周宗族秩序的建构

通过商周金文中所见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夫妻关系、伯/叔侄关系、在世者与其故去直系祖先关系、宗族首领与宗族子弟关系的考察,可以看出商周时期贵族宗族内部,宗统和君统是合二为一的,亲缘关系的政治化非常显著。但战国之后,这种显著的宗法关系逐渐发生转变,亲缘关系的政治化大为弱化,用于宗主与其家族成员之间的君臣称谓逐渐消失,君臣关系逐渐固化为国君与其他成员之间的等级称谓,这是后世君权发展的必然。     

现代化进程中的姻亲关系审视

人类的亲缘关系是围绕亲属制度而展开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人类社会中相对于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而存在的一种亲属关系,它是人类社会最原初和最基本的构成关系。亲缘关系既包括由生育带来的血亲群体,也包括由婚配带来的姻亲群体。姻亲关系是以配偶为中介,本人与配偶的直系或旁系血亲之间的亲属关系。姻亲关系作为亲缘关系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网络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唐代士子的游丐资读

贫寒士子以游丐资读,在中唐后极为普遍.由于游丐者与州镇官僚之间,是一种不平衡的"相须"、"相资"的利益交换关系,故能如愿以偿的只是少数"名士"、"负艺之士".探明贫寒士子游丐资读的原因、结果、资源交换机制,有助于理解科举制度促进唐代社会阶层垂直流动的限度.     

艺术表达活动中主客体关系的反映与建构

艺术表达贯穿于艺术活动的始终,在此过程中,艺术表达主体与艺术表达客体之间构成一种对象性关系,这种对象性关系既是一种认识关系,也是一种价值关系,更是建立在认识关系和价值关系基础上的审美关系。这种审美关系是反映与建构的辨证统一,审美反映侧重于阐释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奠定了艺术表达的研究基石;审美建构侧重于分析艺术把握世界的方式,也就是实践—精神的交互运动,分析艺术表达与认识活动、价值评价活动的关系。     

论世界和中国诸民族宗法制度发展形态的共同规律性

宗法制度是以父权、族权为特征的、包含有阶级对抗内容的一种宗族、家族制度，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经济不太发展的国家和民族中普遍而长期地存在。在宗法制度的发展史上，嫡长子继承制只是某一特定阶段的产物，我国和世界一些民族在宗法制度发展中，经常的现象是不存在嫡长子继承，宗法统治仍长期存在。宗法制度包含了阶级对抗，不是纯粹的血缘组织。女性在宗法制度中，成为为宗族家族生儿育女以继承宗族家族香火的特殊性质的财产，是宗法性婚姻的共同特征。在世界历史上，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和阶级剥削制度的被推翻，是瓦解一切氏族血缘宗法关系的根本原因。     

从独孤及到权德舆:唐代姻亲与文学补论

独孤氏与权氏家族不仅自身构成姻亲关系,而且分别与博陵崔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京兆韦氏联姻构成了姻娅之网络,这样胡姓士族与关中士族、山东士族构成了一个政事与文学交融的清流群体.文学复古之所以没有获得较大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多数沉居下僚,萧颖士、李华等人均是如此,贾至、独孤及、元结等人开始地位上升,却没有形成居于...     

殷商村邑形态初探

商代之聚落可以清楚地分为城邑与村邑。城邑包括王都、方国都邑等;村邑则是较为典型的乡村聚落,包括宗邑与村邑两大类型。前者是宗族长所在的较大型村邑,后者是普通宗族成员所居的小型村邑,其居民均系聚族而居。从考古调查资料看,一处宗邑往往伴存着若干小型村邑,宗邑与村邑的关系应当是宗族长所在之宗族与其他分支家族之关系。村邑家族只是生产单位,宗邑及其所统领的村邑则构成了较为完整的经济、军事与祭祀单位。     

论历史上的和亲

历史上的和亲,通常是指中原朝廷的皇帝以尚公主、降宗女、赐嫁妆的形式与游牧民族的君主联姻,也指游牧民族的君主之间采取同样的形式实行联姻。这是历史上各民族统治者处理民族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自汉代提出并实行后,便形成为一种延绵不断的历史现象,几乎贯穿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始终,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这种和亲,作为各民族统治阶级的一项政策或策略,不同于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民间通婚,它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包含着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关系的综合因素。     

族亲与姻亲的变奏：北方农村主要社会关系类型研究——对大庆市三个村庄社区的田野调查

费孝通在研究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关系时,提出了"差序格局"这一概念,认为血缘关系是联结乡土社会关系的纽带。通过文献考察及田野调查,北方农村社会关系仍然处于差序格局框架下,但是,姻亲关系取代血缘关系居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主导地位。姻亲关系是血缘关系的拓展,是农村社会中差序格局社会关系范围的扩大与内涵的变化,表明目前农村社会仍然处于从传统的乡土社会向现代的商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     

佛教放生仪式中的空间意义

放生仪式作为一种宗教表达形式,实则是佛教徒生命超越诉求的一种外化.佛教徒认为,作为一种方便法门,放生者可以通过对自然生灵的放生而回向福报,从而转换为自身灵魂的净化和生命的提升.放生仪式中各种符号的运用都具有这种灵魂超越、生命提升的转换意义.其中,放生仪式的空间设置不仅表达了一种伦理化的空间秩序,而且也是一种佛教独特的想象空间.通过这种空间隐喻,人们将一些空间关系投射到非空间,放生仪式就成了延伸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完成放生物的再生与人的生命超越和提升.     

国家·宗族·小农三者关系形成简论

古代中国社会形态的特征之一是国家政府与宗族共同体与小农之间形成的一种特有的相互依附、相互补充、相互牵制的关系模式.本文即讨论这种关系的形式及特性.     

现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及其非理性基础——与方朝晖先生商榷

现代意义的民族和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出现,并非是源自家族与宗族的自然延伸或扩大,而是以家族和宗族为基础的传统秩序崩溃以后的产物,因为从家族和宗族中脱离出来的个体需要寻求更大更强的集体归属。集体归属、非理性化、神化倾向以及受到挫败后的民族耻辱和民族报复心理是所有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共同特征,而不是中国或东亚的独有特点和鲜明特征。就民族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关系而言,与其说是“绑架”,不如说是纠缠在一起的孪生兄弟。它们始终都是中西之争和古今之变的产物,并随着中西之争与古今之变的变化而变化。     

婚姻偿付·婚姻资助·姻亲互惠——对农村婚姻支付实践的尝试性解读

文章通过对农村婚姻支付实践三种"理想类型"的考察,认为农村婚姻支付正经历从婚姻偿付向婚姻资助和姻亲互惠变迁的过程.婚姻支付实践背后蕴涵的是农村社会结构和文化意义的变迁,从儿子单面养老到儿女双面养老的家庭保障、重家族关系到重姻亲关系、子辈权利意识兴起与父权衰落等三个方面剖析了这一深刻的农村社会转型.     

作为士绅化与地方教化之手段的宗族建设——以明代王艮宗族为中心的考察

王艮作为明代中后期泰州学派的创始人,是思想史家在论及泰州学派时不能回避的人物.在前人对心斋的思想和学术活动的研究基础上,本文将利用现有的安丰王氏宗族材料[1],从明中后期社会和政治的变动、王艮家庭的兴衰[2]、以及王艮后人的思想和实践等角度出发,考察分析王艮及其后人的宗族建设.建设安丰王氏宗族,是王艮及其子孙士绅化努力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他们实现地方教化的方式之一.通过对王艮家族经营的个案研究可进一步厘清明代中期以后宗族、士绅与地方教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宗族发展所受到的制约.     

利命保生与舍身殉道──孔子与苏格拉底生存原则的文化意义

利命保生与舍身殉道──孔子与苏格拉底生存原则的文化意义赵林中国传统文化所独具的基本精神是一种协调的现实精神，这种精神在历史过程中体现为一种浓郁的伦理意识，它始终指向现实性的人伦关系，形成并不断完善着种种现实行为规范，从血缘姻亲之间的家庭行为规范到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