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后工业化中考察规则的功能

在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阶段,规则对人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工业社会时期将此发挥到了极致。现在,人类社会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立足于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看未来,我们应当对社会生活、社会交往以及社会治理中的规则进行考察,以便规划未来社会的生活和治理。人类的社会治理是以组织的形式出现的,是通过组织的治理,其实,一切社会生活都需要建立在组织的基础上。组织意味着人们在个体的结构中聚集起来开展共同行动,因而需要规则,规则是人们共同行动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全球化、后工业化呈现给我们的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这种条件下的社会生活、社会治理,必然都是以共同行动的形式出现的,因而也需要规则。但是,规则的形式和功能都将不同于工业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共同行动更多的是针对危机事件而开展的行动,表现为应急性的行动,从而要求规则必须是灵活的和富有弹性的。     

治理时代：政府改革的新挑战

理解治理时代是准确把握政府改革方向的首要条件。现有对治理时代的研究较零散,尚缺乏系统性。治理时代的称谓与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密切相关,是由工业社会以政府为中心、控制导向的“管理模式”向后工业社会合作治理为主流的“治理模式”的转变。治理时代是社会发展的客观性与人类追求理想生存状态的主观能动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治理时代意味着新型的治理结构、新型的主体间关系、新的公共行动机制,以及新的愿景和目标。从统治、管理、到治理,是人类文明的进化历程,也必然要求政府的角色、能力、存在样态和运行方式做出新的调整。     

信息网络时代我国社会和谐治理问题研究

信息网络化模式冲击下,对我国社会和谐治理产生多元的影响,积极与消极共存,诸如对治理目标的统一、治理方式的选择、治理结构的调整等。研究信息网络时代我国社会和谐治理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通过对信息网络对社会和谐治理的多重挑战和原因分析,探讨信息网络化背景下我国社会和谐治理的价值目标,形成信息网络社会背景下符合我国国情的治理路径选择。     

科学范式转换中的政府模式变革要求

工业化进程不仅实现了人类从农业社会历史阶段迈入到工业社会历史阶段,而且也实现了现代科学技术在范式上的定型。通过考察这种科学范式所蕴含的分析研究方法和摹仿的研究目的,我们解开了与工业社会历史阶段相适应的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的内在逻辑。当前,人类社会正处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工业社会的科学范式以及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说这些挑战的时代背景是从摹仿到创造的人类启蒙,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人类社会需要在这种科学范式转换中打破既有的思维窠臼,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及其社会治理方式。     

"善治"视野下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政府治理

治理和善治理论的兴起既是全球化时代西方步入后工业社会行政管理变革的现实需要,也是西方传统文化奠基、民主政治制度发展、成熟的市场经济运行和公民社会充分发育的现代结果.尽管善治体现了人类未来政治发展的方向,但缺乏社会发育并处于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尚不具备多元治理的前提条件.当下中国应该在善治理论的观照下,以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政府能力为重点,加大政府治理,通过建设透明廉洁政府、服务效能政府、责任权威政府、民主法治政府,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培育协作型的公民社会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论网络空间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我国正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时期,但随着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又使得我国处于"双重转型"之中。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网络空间的各种问题与实体社会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千头万绪、扑朔迷离的状态。网络空间治理是一个庞大的命题,涉及诸多方面的内容,在我国社会转型背景下亟须剖析网络公众参与的特征、总结网络空间治理的基本模式以及探索网络空间治理中公众参与机制的建构路径。     

论法的理想类型及其国家与社会治理现代化意义

美国学者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将法分为压制型法、自治型法和回应型法,这三种理想类型法虽然是从历史中抽象出来的,从法的历史制度形态与国家和社会治理结构关系来看,各种类型的法的国家与社会治理功能和价值从一开始就包含了国家与社会治理的意蕴,压制型法中突出体现了现代国家与社会治理中国家亲权需求下的法律父爱主义,自治型法体现了民主法治下基本自由主义精神,回应型法则体现了多元社会治理模式下的法律合作主义精神。     

习近平网络社会治理思想的三个维度

信息社会的到来对传统的威权管理模式产生了空前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治国理政新理念,并将其应用于互联网治理,提出了一系列网络社会治理新思想:一是从"互联网时代的全球化"的历史高度,提出了"网络地球村"与"国家治理新疆域"的网络空间观,这对我们重新认识现实空间秩序和人类社会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二是从国家主权以及安全与发展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出了建设"网络强国"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网络安全观,这是对互联网时代国际关系与国家战略理论的重大发展;三是创造性地提出走网络群众路线、发扬网络民主、接受网络监督、培育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的网络人民民主思想,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大创新。     

治理的结构性分析

后工业时代的来临,对社会的价值观念、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都产生了重大冲击。人类需要以新的模式来重新构建秩序,"治理"应运而生。治理是一种不同于统治的秩序构建模式,从结构上讲,需要具备法治、合作和和谐社会三个基本要素。其中,法治是治理的基石,合作是治理的核心,和谐社会是治理的必要条件。因此治理的实现要从三个方面来进行:法治的确立,合作的实现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     

市民社会与东南亚的治理变革

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东南亚市民社会迅速发展起来。市民社会以其对人类安全的诉求挑战了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安全观与建立在该安全观基础之上的政治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通过参与政府的政策制定与治理过程,市民社会已经成为东南亚治理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推动了传统治理议程和结构的变革。但是,由于众多障碍因素的存在,参与治理模式的规范和方式真正融入东南亚的治理实践尚面临不少挑战。     

一个重要的社会治理视角: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主形态,也是一种民主治理形式。从协商民主和社会治理的各自特征可以看出,两者有着共同的价值旨趣和话语平台。由此,在创新社会治理的时代要求下,协商民主对创新社会治理有着极大的价值。要通过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主渠道作用、不断拓展开发基层协商民主以及健全协商民主制度等路径全方位开发挖掘协商民主的空间和功能,以推动社会治理的创新。     

创造性技术涌现中的政府模式选择

当前,人类社会正处在后工业化的大变革时代,它在科学技术上的标志是创造性技术的不断涌现。同时,创造性技术内蕴的变革力量正在解构那些由旧的制度框架和治理体系所建构起来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因为它们阻碍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如果说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控制导向的治理方式是与工业社会模仿的科学技术相适应并为其创设一种竞争性的环境的话,那么,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创造性技术的涌现及其聚合需要的则是能够培养人的创造能力和合作精神的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对于这种全新的政府模式而言,它不仅要为创造性技术的发展与聚合创设更具合理性的环境,而且还要积极引导这些技术的应用朝着人类普遍受益的方向发展。     

网络社会治理共同体:概念、理论与策略

建设网络社会治理共同体已成为中国深化改革的关键任务。通观全球网络社会治理模式,有法治偏向与自律偏向之别,亚洲地区国家特有的管制方式,有一定的短期行为倾向。指涉所有网络社会主体的多元治理,正日益成为基本共识。中国的网络治理问题,其出发点是社会力量的觉醒及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应通过有边界的网络治理民主,推进现实民主,并逐步建立起高水平的协商政治体系。网络社会治理共同体作为一种思想变革,其政治转型的价值在于：通过网络治理权的合作,推动全社会在重要议题上的政治协同,既寻求网络管理政策的新共识,也努力达成现实治理观念的新平衡。基于这样的理论框架,文章给出了建设网络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一系列操作性建议。     

政府模式变革:引导人类走出风险社会困局的现实选择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以及既有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陷入失灵的双重挑战,将人类拖进了危机频发的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面前,人类没有任何机会让它耐心等待我们对它的适应,而必须主动作出变革响应,打破既有的竞争格局,建构起合作的话语体系,以期能够在全球风险社会中开展合作行动。因而,当我们反思人类社会既有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时,我们看到,继续维系支持竞争的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控制导向的社会治理方式,并不能引导人类走出风险社会困局,而只有在全新的制度框架下建构一种支持合作的政府模式,才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新期望,才是人类走出风险社会困局的现实选择。     

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与对策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模式,它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体现在:从治理理念上来看,它是理性化治理;从主体参与上来看,它是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从治理机制上来看,它是法治化治理。沿着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中国应该转变国家治理理念,寻求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善治之策。     

论社会治理的全球化境遇——读齐格蒙特·鲍曼的《被围困的社会》

全球化、后工业化已经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运动,它促进了人类社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也对近代以来建立起来的这一社会治理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全球化造成了国家与民族的分离,使社会治理赖以展开的民族国家框架失去了其应有的功能。在此过程中,近代民主政治所确立起来的公民身份也受到社会治理现实过程的冲击,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都不再严格地区分公民与公众。这是因为全球化使人们更为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使人的共生共在成为一个最具有根本性的主题。在人的共生共在面前,对人们做出身份区分已经没有必要,而且也不再可能。这样一来,社会治理唯一可以选择的建构方向,就是走向合作治理。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

回顾乡村治理结构变化的历史过程,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协调不同治理主体关系、实现村民利益有效表达、推动农村社区民主意识形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自然嵌入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运作实现了不同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这与目前乡村多中心治理格局目标相得益彰。乡村治理过程显然需要组织运作机制与传统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因此,农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并与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相互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农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国家与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型研究

国家与社会的结构直接决定着公共治理的模式.我国现正处于国家与社会结构从一种"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的结构模式转变.相应地,我国的公共治理模式也在逐渐地变化,即逐步朝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民主化、治理过程高效化、治理目标科学化的方向转变,而在公共治理模式转型的过程中存在的不少问题还需要我们去思考和解决.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政府治理变革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官僚制的传统政府治理范式逐渐失效,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也推动着各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在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家天下”的治理模式和儒家等级思想导致社会缺乏民主的基础,“全能型政府”制约了公民社会的发展,从而阻碍了政府治理变革的进程,以后工业文明为基础的治理模式也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因此,需要经济、行政和政治体制改革相互配合,进一步培育社会力量,构建“政府主导-官民协同”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建立“管理-服务型政府”和“强政府-大社会”的治理结构,以逐步实现善治。     

疫情治理演化逻辑：从农业社会到信息社会 ——基于社会系统视角

疫情是传染性疾病的社会化形态,是流行病学的自然规律与一定社会形态下人类活动的社会规律交织耦合的结果。本文基于社会系统视角,提出了疫情治理演化的分析框架,考查了不同社会形态下疫情治理的特征。研究发现：农业社会的疫情治理听命于自然,依赖于文化要素对社会系统的整合性;工业社会凭借社会系统中经济、技术、组织等要素形成的强大综合能力,取得对传统疫病治理的胜利,但面对不断增长的新兴疫情风险,则显得迟滞和僵化;信息社会下,信息要素对社会系统各功能要素全面深入渗透,数据与智慧引导下的精细化治理为人类战胜新兴疫情风险提供了新的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