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初叶中国女翻译家群体的崛起

在中国20世纪初叶翻译文学的极大繁荣中,出现了一批成绩卓著的女翻译家.她们突破传统对女性的禁忌,积极参与文学翻译,从家庭私人空间走进了公共领域;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启蒙和新文学运动中,引进新的文学形式,传播新的观念;在翻译活动中插入了女性对异域文化和性别问题的叙述视角和观察体验,为文本的阐释和表达增添了不同于男性的女性视角,展现出中西文化剧烈冲击时期中国现代性的另一个侧面.     

近代报刊媒体中的女性“受虐”形象——以“张致和杀妻案”为中心的考察

"张致和杀妻案"是天津社会发生的性质恶劣的宠妾虐妻案之一。《益世报》对张赵氏受虐身死的报道引起了天津女界团体的强烈愤慨。"赵氏昭雪委员会"的成立促进了案件的公开审理,宣传了"男女平权"的基本理念,推动了天津妇女运动的发展。张致和"罪重刑轻"的判决结果和最终逃脱惩罚的结局预示了脱离了社会政治实践,局限于上层知识女性的近代女权运动的失败。在父权制的文化统御之下,遭受虐待成为报纸媒体呈现的传统女性形象之一,这一形象反过来又强化了男性对女性形象的认可。因此,近代女权运动只有触动男权体制和男权文化的根本才能有所成效。     

20世纪20年代的天津女性离婚问题研究——以《大公报·妇女与家庭》为中心的分析

民国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在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各个领域都有着明显体现。随着新思想、新观念的传播和新婚姻法律的颁布,传统的以夫权为中心的离婚制度开始向以男女平权为原则的离婚制度转变,中国传统婚姻制度由此受到猛烈冲击,并出现一些新变化。《大公报》在1927~1930年设立《妇女与家庭》专栏,比较详细地报道了当时天津女性的婚姻家庭状况,尤其在离婚问题方面给予女性更多关注。该报关于女性离婚事件的报道和讨论显示,这一时期天津女性的离婚原因、主动提出者、离婚年龄等方面均与传统婚姻不同。     

19世纪英国城市公共空间的性别视角考察

19世纪的英国社会试图强化公共空间的性别区分。男女领域分离观念就是把公共空间留给男性的思想意识形态,试图把女性排斥在公共领域以外。19世纪的英国女性逐渐获得了一些与男性共享的城市公共空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展示场所;商业利润驱使的公共空间;专门女性公共空间,特别是女性专用厕所。,女性可以享受的城市公共空间不仅非常有限,而且享受这些公共空间有时间的限制,离平等地享有城市公共空间还很遥远漫长。     

女性与慈善——解析盖斯凯尔工业小说中的人物塑造

英国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伊莉莎白.盖斯凯尔因为在其创作的工业小说《玛丽.巴顿》和《南方与北方》中,描绘了工业革命过程中的阶级冲突问题,在20世纪60、70年代受到我国马克思主义评论家的重视。本文则试图从女性主义的视角解析这两部作品,通过分析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探讨盖氏对19世纪女性与慈善关系的认识。认为,盖氏不仅把女性慈善活动当作缓解阶级矛盾的良方,还将之视为让女性走出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的重要途径。她把自己的慈善事业与创作实践相结合,在创作中表达了一种不同于男性价值观的独特人文关怀思想。     

“他者”与“自我”的危机——解读伊恩·麦克尤恩的《只爱陌生人》

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只爱陌生人》中作为＂他者＂存在的女性处于＂失语＂状态或成为受虐狂,而作为＂自我＂存在的男性却身染＂女性气质＂或心理变态,他们共同陷入危机之中。通过分析女性＂他者＂与男性＂自我＂的危机,笔者认为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价值观最终导致两性的扭曲与不安,而小说表达出麦克尤恩对当代社会语境下女性,尤其是男性生存境地的忧虑。     

女性的生成——论严歌苓《谁家有女初长成》独特的女性叙事

严歌苓的小说《谁家有女初长成》叙述了被拐卖农村女孩潘巧巧杀夫的悲剧故事。严歌苓以她独特的视角摆脱了善恶的道德评判,建构了细腻温情的人性呵护空间,为读者呈现了女性在生存困境与伦理困境中的自我拯救。从解读潘巧巧的悲剧命运入手,通过论说悲剧背后的原因,进而讨论严歌苓的女性关怀。     

《我的安东妮亚》中家庭空间的性别维度

美国小说家薇拉·凯瑟的代表作《我的安东妮亚》中的家庭空间象征着一种性别维度。在不平等的两性空间分割下,家庭空间成为女性受制于男性规训的表征空间,生活在其中的伯丹太太与哈林太太将男权意识形态奉为圭臬,其空间实践使得男性主导的空间表征更加根深蒂固。与之相反,安东妮亚和莉娜则是两位挑战性别化空间的实践者。在女性主体意识觉醒与强化的影响下,她们以越界至公共空间、占有及建构家庭空间的方式向男尊女卑的空间表征发起挑战,颠覆了传统的男女二元对立的性别空间结构,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被男权空间话语宰制的命运。考察小说中女性在家庭空间的压迫与反抗,可为和睦家庭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有益借鉴。     

20世纪初中国女性小说家群体论

20世纪第一个二十年(1900-1919)在中国文学史上首次出现了一个女性小说家群,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60余人,其创作既有长篇,也有中篇和短篇.女性小说是顺应中国女权运动而诞生的,呼唤女权,倡导男女平等,争取妇女解放,主张婚姻自由,提倡女学,成为女性小说最鲜明的主题.从总体上来说,女性小说虽然未达到同期男性小说家的思想水平和认识高度,但她们在创作中所传达的女性意识、女性特有的思维特征、情感方式和性别视角,以及在艺术上若干新的尝试,却是值得女性文学研究者珍视的.     

抗争:《青鞜》小说的“新女性”形象

在明治末年、大正初期的日本社会,活跃着一批不畏世俗、勇于抗争的女性,她们创建女性团体——"青鞜社",发行女性文学杂志《青鞜》,用笔书写自己的心理欲求,表达对不合理社会制度的反抗精神,奠定了日本第一波女性解放运动的基础。她们的文学作品尽管不够成熟,但与同时代的男性作品不同,多表现女性的不满与抗争,是了解日本近代社会、研究日本近代文学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生态女性主义视阈下的《浮现》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西方社会男性主宰女性与男性主宰自然二者之间密切相关：性别压迫与自然压迫都是根植于相同的父权思想。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浮现》宣泄了一个女性主义者对父权制不满的同时又表达了她对人类文明侵略自然的担忧和对构建人类物质与精神家园的思考,从而使《浮现》具有鲜明的生态女性主义色彩。     

男权的焦虑——论菲茨杰拉德小说《夜色温柔》中的婚姻困境

20世纪初的美国小说家菲茨杰拉德是较早在文学领域内展示男性在女权运动兴起时面临新危机和新挑战的作家之一。与传统小说不同,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温柔》表现了世纪初两性关系的新格局。通过分析菲茨杰拉德小说《夜色温柔》中的两性关系,特别是男主人公在婚恋中所处的劣势、遭遇到的困境,探讨了男权白日梦的破灭。菲茨杰拉德采用了两性叙事视角并用的方式,精确地表现了20世纪初社会变迁所引起的男权的焦虑。     

宋词中性别化的屏风意象及其艺术功能

屏风意象是宋词中的重要意象,其在《全宋词》中的出现频率高,大约是《全唐诗》中出现频率的四倍。不同于诗歌中带有强烈男性特征的屏风意象,宋词中的屏风意象呈现出性别化的特征:出现在女性闺房里和出现在男性书房中的屏风意象风格迥异。女性闺房中的屏风作为室内家具可将闺房空间分隔为屏外空间和屏内空间,造成双重窥视,读者不仅可以窥视女性闺房,还可进一步窥视屏内空间里更为隐秘的情事,屏风的设置增强了词作的情色意味,也造成了含蓄婉转的艺术效果;同时女性闺房的屏风还是重要的绘画媒材,词人通过对屏风画的指认来比喻女性的情思。男性书房中的屏风,词人有意将屏风写得极富文人特质,如纤尘不染的素屏、墨迹淋漓的书法屏,以区别于女性空间中绮丽的屏风,即使是山水屏风,也更多表达的是山水隐逸之思,而不是相思缠绵之感。性别化的屏风意象承担着不同的艺术功能,由此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场所的差异、主人公的性别、观看与被看的角度,造成屏风这一意象在不同情境中的差异化表达。     

解析电影《时时刻刻》的性别立场

电影《时时刻刻》常被置于女性主义视域下,论者阐发其蕴含的女性意识时往往漠视影片主创者的男性身份。《时时刻刻》讲述了三位不同时空的女性在一天内的经历。弗吉尼亚故事中,影片用对比手法将她未为人母的身份呈现为一种人生的缺憾;劳拉故事中,影片选择受伤害的儿子视角来讲述一个放弃家庭责任的母亲的自我追求,呈现出对女权运动的反省姿态;克拉丽莎故事则将她演绎为一个丧失主体性的类型化形象。这是影片中男性作者聚焦女性生活所留下的性别文化印记,显示出他难以超越的性别立场。     

民国初年商办女性杂志的编辑特色——以《中华妇女界》《妇女杂志》为例

中国近代女性杂志的兴起与发展多与清末民初思想、知识启蒙氛围关系密切。民初袁世凯执政后,鉴于政治舆论环境的恶化、沪上中产阶级女性读者市场的形成等,以《中华妇女界》《妇女杂志》为代表的商办女性杂志获得发展空间。这些杂志在编辑方面颇具特色:在政治上反对激烈的女权运动,坚持中庸、平和的言论立场;在传播内容上以知识启蒙为重,尤其关注"贤妻良母"式女性教育的探讨和普及;在编辑手法上对现代摄影技术颇多关注,以影像的方式为建构新生活、新女性塑造典范。     

找寻女性自我意识：《幸存者回忆录》的拉康式解读

多丽丝.莱辛的作品大多以女性主义为题材,并体现了20世纪重要的政治运动和学术思想。《幸存者回忆录》通过刻画小说女主人公内心活动与心理体验找寻女性被湮没、被压抑的自我。本文应用雅克.拉康的镜像理论对其进行了解读：主人公自我形象在艾米莉的成长中成型,在男性他者目光中生存,随着艾米莉女性自我意识的苏醒,逐渐走出他者的镜像,完成了自我身份的建构。     

女权主义对西方文学中女性形象的批判与拆解

20世纪的西方女权运动和随之出现的女权文学批评彻底地颠覆了西方作家笔下传统的女性形象.传统女性形象大多以男性中心主义为模式,根据男权社会的需要塑造而成的,这是对女性的一种歪曲.本文试图从女权主义批评视角重新审视文学的历史与传统,纠正男权传统对之的错误理解和扭曲,"把根植于我们心中的男性意识祛除掉",寻觅女性文学自己的传统,重铸女性的文学历史.     

妇女运动领袖的媒体言说与社会行动——以天津《妇女日报》为例

五四时期,天津女性知识精英崭露头角,与男性知识精英一起在反帝爱国运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妇女运动的开展,成为妇女运动领袖。20世纪20年代,她们创办《妇女日报》等报刊媒体,建构言论平台,深入讨论社会性别议题,借助编者、作者及读者的互动,以及与其他地区妇女运动领袖的对话,吸引读者关注女性的生存处境,为妇女运动营造有利的舆论氛围。这些妇女运动领袖不仅通过媒体发声,而且大胆开展调整社会性别关系的实践活动,在中国妇女运动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西方文化中女性身体及其媒介呈现

男权治下的西方文化中,作为社会治理的中心,女性身体曾作为男性凝视的客体和文化规范的规训对象。女性成为男性话语体系中的他者,以男性话语建构的女性特质作为内在规约在时间与空间上约束自己,凸显了西方社会权力结构下的规训机制。伴随着社会的变迁,女性身体从被动的凝视走向主动的公开,频繁呈现于大众传媒与公共视野之中,成为商业消费主义的公共景观。与此同时,女性突破了时空的束缚,并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凝视权力。这不仅是后现代文化消弭传统文化,更表征了性别意识形态和政治治理的变迁。解读女性身体的媒介呈现,是解读西方社会的治理机制、民主进步和文化变迁的路径。     

从图像看中国妇女的角色变迁——以20世纪美术中的女性形象为例

以20世纪美术作品中的女性图像为依据,考察中国妇女在20世纪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变迁及其作用发挥。一方面是基于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女性所经历的公共领域中的角色变迁,另一方面是女性从隐蔽、放大到呈现自身这一系列私人领域中的角色变迁。女性形象从公共领域到私人领域的空间转向,以及形象在不同领域中体现出来的角色变迁,都呈现了从追求身份、反思身份到放下身份的过程,这也是女性主体意识不断觉醒的过程,为研究20世纪女性的历史地位提供了视觉表现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