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伪书”的定义及判定原则

文章分析了历史上以及当今学术界对“伪书”的一般定义和判定原则,认为存在外延过宽的弊端,并没有考虑到书籍编撰方式、形成和流传过程的一些特殊现象,进而导致在辨伪工作中常常出现一些相互矛盾或游移不定的表述。基于近些年来简帛学的发展,尤其是古书体例研究取得的成果,文章提出了一个新的“伪书”定义,并设定了相关的判定原则。这个新的定义及相关的判定原则应该会减少古书中伪书的数量,它不仅可用于古文献的辨伪,也适用于现当代文献的辨伪。     

刘咸炘论古籍辨伪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刘咸炘在一篇短文和若干著作中论述了古书的体例、古籍辨伪的方法和理论。他对古书体例的研究,比如其目录学,深受章学诚的影响,在章学诚的基础上加以推演、补充,最终形成自己的理论。他认为古籍辨伪要重视校雠学和辨明书籍的宗旨,且严格定义伪书的概念。在分析一些古籍的真伪时,刘咸炘能够做到不轻疑,不迷信。     

钱大昕的古书辨伪成就

作为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钱大昕非常重视古书辨伪工作,他以开阔的视域、渊博的学识和精密的方法,对《孟子注疏》、《竹书纪年》、《甘石星经》等一批古书的真伪进行了认真考辨,语多精谛,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钱氏还对古人作伪的规律有一定的认识,其中不乏积极的学术启发意义。在中国辨伪学发展进程中,钱大昕的古书辨伪成就是一个重要环节。     

出土简帛的分类及其在历史文献学上的意义

对于出土简牍帛书的分类,最好的办法是将其纳入到当时的图书分类中去。出土简牍帛书在历史文献学上的意义表现在:1.反映了先秦古书的盛衰过程;2.扩充了先秦两汉古书的内涵;3.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书·艺文志》的收书标准;4.揭示了数术方技类古籍的史料价值;5.为校读整理传世古书提供了新资料和新依据;6.使我们对古书体例有了更清楚的认识;7.提供了对"疑古思潮"进行反思的契机。     

梁启超辨伪学思想和方法来源初探

梁启超的辨伪学研究在中国辨伪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拟就梁启超辨伪学思想和方法的来源进行初步探讨,从古代辨伪学尤其是清代辨伪学思想和方法、西方近代科学思想和方法、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近代今文经学等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以期深入理解梁启超的辨伪学研究取得较大成绩的原因。     

值得重视的出土两周文献农业资料研究

考古新资料不断出现,大量出土两周文献农业资料相继面世,和传世文献农业资料共同成为两周乃至先秦农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界对出土两周文献农业资料的研究成果总体上比较零散:既无系统的整理,又缺乏宏观研究和整体把握。重视和加强出土两周文献农业资料的研究,不仅为相关研究提供更丰富的资料,而且将之与传世文献农业资料互为参证、补充,以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先秦农业研究。     

日藏吐鲁番出土《尔雅》残片考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中国西北部敦煌、吐鲁番出土了大量魏晋至元明时期的文献,其中就有我国古代重要辞书《尔雅》.目前敦煌发现的雅书研究论文已有数篇,而对吐鲁番出土的雅书研究成果较少,对出土雅学文献的研究也是雅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基于此,目前藏于日本的3351号、8095号《尔雅》残片的学术价值不言而喻.对其发掘、收藏、出土地、书写时代、体式、用字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能够为《尔雅》和雅学出土文献研究提供基本资料和相关线索.     

胡应麟与古书辨伪

胡应麟(1551—1602),字元瑞,浙江兰溪人,是明朝晚期著名的博学家,在文学和目录学方面有较高的成就,在古书辨伪方面也有突出的贡献。胡氏在古书辨伪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的辨伪专著一《四部正讹》一书中。本文拟就胡氏对伪书出现之因的总结、辨伪方法的提出及辨别伪书的成绩等几个方面来论述他在辨伪学上的贡献。     

明清辨伪学的成立及古书辨伪之成就

明清时期是辨伪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本文从明清时期辨伪学的成立、伪《古文尚书》的定案及各辨伪学家成就之综述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一时期辨伪学的成就及影响。作者指出，这一时期的辨伪学家们在认真总结前人辨伪方法和经验的基础上，不仅对辨伪学进行了理论性的探讨...     

宁夏历代碑铭辞赋用韵及其所反映的语音史、方音等问题探究——先秦魏晋南北朝部分

宁夏地区历代碑刻铭文和地方志文献非常丰富,为文学、人文、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也为区域语言学研究提供了相当完备的资料。本文以《宁夏历代艺文集》所收录的韵文为基础,参考该地区的历代碑刻铭文和多种地方志文献,分析其中韵文材料的用韵情况,探讨韵文押韵所反映出来的语音史、方音等信息。重要的是,本文还根据古音学知识对这些传世材料进行了辨伪。这样的工作无疑会对宁夏地区历代典籍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产生积极作用。     

西夏文献研究的现状和未来

文章梳理了存世西夏文文献的情况,特别对近年陆续出土与出现在拍卖行的西夏文献及其研究情况进行了介绍,并就西夏文献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的创新趋势进行了归纳与总结,指出了今后西夏文献研究应注重“四行对译”和语法标注,并贯彻“因声求义”等训诂学方法,使西夏文献解读成果与历史语言学、文献语言学研究接轨,为藏缅语、古代汉语通语和方言的研究提供素材;西夏文献的阐释应服务于敦煌学、“大国学”研究,着力强调了黑水城出土文献是中国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是中华民族宝贵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先秦儒道文献的重大发现与深远意义——初读《郭店楚墓竹简》

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村里的一座楚墓里出土了804枚竹简,经考释知是儒道文献。这批竹简的出土,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首先,它提供了大量前所未见的佚书,弥补了有关学术研究的缺环;其次,它的有关记载为学术史上一些久悬不决的疑案提供了答案;其三,它提供了一些传世古籍的最早版本,对于我们认识古书的成书年代及其流传情况具有积极意义;其四,它为古籍校勘和古文字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     

清代楚辞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化——评陈欣教授《清代楚辞学文献考释》

陈欣教授勤奋治学,潜研于清代楚辞文献之渊薮十余年,通过多方考证、钩沉索隐,撰成《清代楚辞学文献考释》一书。该书对清代楚辞学文献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体现出以下三方面特点：旁搜远绍,资料详实;引证博赡,考证细密;视野开阔,思路新颖。该书以新颖的视角揭橥清代楚辞学的特点与成就,不仅将清代楚辞学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学术水平,并且为建构楚辞学史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辨伪与造伪并存——《四部正讹》成书前的明代辨伪学

《四部正讹》是明代辨伪学最闪耀的成果,但在其成书前,明代辨伪学却面临着许多困境,如丰坊的以伪证伪,杨慎、王世贞等辨伪的同时又造伪。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复杂的局面,有学者的好奇炫博,有商家的牟利,特别是面对经学复兴、文学复古等运动时,辨伪者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而忽视辨伪或者有意造伪。而《四部正讹》的成书,不仅是胡应麟个人文献辨伪经验的总结,还在于能合理地吸收此前学者们的辨伪经验与教训。     

民族风俗研究的新成果

00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族风俗词典》,是近年来风俗学、民俗学研究的新成果,也是填补空白之作。该书的编纂,首先力求词目新颖、材料典型、语言生动简明,以增强辞典的知识性和可读性。在辞典体例上,将工具性与学术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了一种新的辞典编纂体例:按民俗工程系统分类,照笔画排列索目,使得该书不仅是一部民间文化工具书,而且是一部风俗学的刍型。其次,力求周全。该书收汇了中华民族56个民族及其支     

评"清初最勇于疑古的"学者--姚际恒

清代学者姚际恒由于勇于疑辨古书,尤其是疑辨儒经,因而不为当时世俗所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甚至把他说成是一个喜欢剽窃别人研究成果的人。本文从辨伪学的角度,充分肯定了他在考辨古籍方面所作的贡献,同时也指出了其不足。     

《古文尚书》晚出词语考

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古书的真伪是一种科学方法.遗贤、影响、其一曰、昏迷、来世、师古、放牛等词语仅见于《古文尚书》,终周秦之世杳无踪迹,直到汉代以后文献才“重新”出现.《古文尚书》中的这些晚出词,是作伪者“不能完全阻止他所处的时代的语言向笔底侵袭”的明证,藉此可为《古文尚书》的辨伪提供证据.     

通变、动态视角下的清华简《管仲》文本考察

清华简《管仲》是出土文献记载管子最集中的文本,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简文通过桓公和管仲的问答,谈论"学与不学"、"起事之本"、"从人之道"、"设承立辅"等治学为政思想,这些多为传世文献所未载。简帛文献启示我们应树立通变、动态的研究视角,在文化交融的背景下,考察早期古书文本生成和学派划分。基于此,文章从历时与共时层面,通过与西周金文、传世《管子》、战国竹简、先秦诸子类文献相互比较,系统梳理了《管仲》文本形成之源流,重新审视了《管子》等诸子文献的年代和早期学派的归属等,认为《管仲》文本源起多端,清华简《管仲》属于楚地竹简,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早期管仲学派的地域传播和文化互动。     

“中国出土文献与上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国出土文献与上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3年9月26日至27日在天津市举行。与会学者围绕"甲骨文与殷商史研究"、"金文与两周史研究"、"简帛文献与上古史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以及出土文献研究的现状、问题与前景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并且在会议重要议题上达成了新共识,为中国上古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明确了方向。     

词籍辑佚的范型确立：赵万里校辑词籍探论

清季民初,词籍辑佚迅速兴起。针对前人辑佚词作来源少、真伪混杂、不注佚词出处、不辨版本源流的不足与弊端,赵万里将清儒考据学的优秀经验施之于词籍辑佚。他甄选古本、善本为辑佚底本,明辨辑佚来源“不注撰人”之体例,并且利用校勘、辨伪阙疑存真,制定了严谨的辑集体例,确立了“客观”的词籍辑佚范型,对之后的词籍辑佚及词籍整理产生了深刻影响。而精于流略之学、反思清儒辑佚得失、坚守阙疑求真的精神以及得天独厚的观书条件是赵万里词籍辑佚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