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与现代文学

中国文学在结束自己的古典机制、逐渐形成现代机制的过程中,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时间点。辛亥革命开始了现代国家新体制的建立过程,同时也赋予了中国文学现代的属性。近年来,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研究某些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与现代文学注重现代性标准不同,民国文学首先是一个时间概念。在这个时间框架内,各种性质的文学是并存的,没有先验的高下之分,研究者完全可以凭个人的判断力说话。虽然两者具有不同的功能,并且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但它们的结合,很可能为我们贡献新的学术视角。为此,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本刊继第二期推出《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小说主题嬗变》之后,再推出这组专题,以期把该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为什么关注“民国文学”？——在台湾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演讲

“民国文学”是继“新文学”、“现代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后的又一个历史概念,与其他三种文学史概念比较,它更加突出具体的国家历史情境,倡导历史还原,返回历史现场,有助于克服其他几种描述脱离历史实际的某些弊端,赋予“现代”具体的内容。在今天,“民国文学”研究已经衍生出一系列更为具体的研究思路。如“民国史视角”、“民国机制”等等,回到“民国”,尊重民国历史的丰富复杂,现代文学研究或许能够获得一次新的生机,这样的研究不仅有利于真正跳脱数十年“阶级斗争”史观的束缚,也有助于摆脱我们目前对西方“现代性”知识话语亦步亦趋的追随,在对民国以来历史的还原和追求中建立我们自己的概念、范式和研究的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民国文学史”的研究绝不仅仅是历史书写的“命名”问题,不是研究活动的旗帜与口号,更意味着一系列新的文学研究命题的出现,意味着一系列新的洞见和历史细节的发现,当然,更意味着我们研究的当代性的凸显：不仅是用“民国”来概括一段过去的现象,而且是用特殊的历史记忆来反观、反思我们的今天,推动我们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批判。借助“民国文学”这一叙述角度,在中国大陆过去被遮蔽的文学现象、历史现象将重新提出,并引人深思。例如民国经济与文学的关系,法律形态与文学的关系等,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关于“经济与文学”的讨论就不可能是“旧题旧做”,甚至也不能用“旧题新做”来加以概括,在与民国经济相关的这一段文学史中,我们完全可以找到新鲜的“主题”和大量被遮蔽的史实。同样,在排除大量人为的预设之后,我们可以目睹现代法律与文学生产的诸多细节。     

民国文学教育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反思

民国文学教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民国文学教育研究在“重写文学史”的思潮中诞生,因“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而逐步走向深化.目前学界对民国文学教育的研究主要从“大学文化”“学科教育”“教育文化”与“教育体制”等四个方面来探讨民国文学与教育的关系问题.尽管民国文学教育研究在“实体内容”和“制度形式”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不少学术成果,但是由于民国教育体制本身的复杂性和多质性,加之学科与学科之间存在的壁垒障碍,如何采用新的研究范式来处理民国文学教育研究的“中心”和“边界”问题、“文学”与“史学”问题,成为民国文学教育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民国文学”到底研究什么?——澄清关于“民国文学”研究的三个误解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困局中的一个突破口,"民国文学"的丰富内涵不是人为赋予,而是与当下文学史研究的种种问题联系在一起。了解"民国文学"到底研究什么,可以从三组关系入手清理:"民国文学"与当前其他民国文化现象的关系;"民国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民国文学"与"重写文学史"的关系。透过这三组关系,"民国文学"研究的目的、意义和史学逻辑可以自然呈现,而关于"民国文学"不必要的误解也可以得到澄清。     

“民国文学机制”与现代文学期刊研究的视野拓展——以《小说月报》研究为例

在《小说月报》的评价传统中,1921年茅盾的革新是一条前后期泾渭分明的"界线",导致《小说月报》研究中出现了断裂性和含混性。这条"界线"的出现,与现代文学研究中"新与旧"、"现代与非现代"的既有框架相关,更关系到现代文学话语体系的建立。从当前的《小说月报》研究趋势来看,质疑这条"界线"的声音不断出现。要破解当前《小说月报》研究中的疑惑,获取新的学术增长点,从"现代文学"的意义概念回到"民国文学"的时间概念不失为新的思路。在"民国文学""返回历史现场"的倡议下,"民国文学机制"更加关注作家生存空间、作品传播机制及作家精神空间的保障,为"如何返回历史现场"提供了更为可行的操作路径,从而为现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研究态度、方法、内容及旨归上的启示,为包括《小说月报》在内的现代文学期刊研究获得更加宽广的视野。     

中国现代文学的“正名”

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可谓围绕着"正名"来展开。首先是为"文学"正名,回到文学本身成为上世纪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主潮,但仅仅依靠纯文学理念本身显然还无法建构一个系统而又完整的现代文学史观;接着是90年代以来的为"现代"正名,从走向世界的现代文学研究到用繁复的"现代性"言说,有关"现代"的讨论越来越充分,但却离中国的历史和文学史实越来越远;新世纪以来为"中国"正名成为新的热点,"民国文学"及其相关概念的价值和意义凸显出来,且亟需不断深入探究。     

日常生活还原与重构:“民国文学”想象刍议

"民国文学"的提出是学科自觉和反思的结果,也是世纪之交社会、文化思潮和心理的体现。"民国文学"还原种族、环境和时代的历史时空,由此建立起多元博弈的动态平衡结构。"民国文学"提出的最大初衷就在尽量剥去政治或文学的先验框架的外衣,重建民国文学鲜活多样的社会与文学生态。从宽松和包容的学术理想出发,"民国文学"的设想不失为活跃文学史编写的尝试。"民国文学"概念之所以在世纪之交的关节点上被提出,而作为历史选择的"剩余"重新征用,除了文学史逻辑及学界内部复杂缠绕的纠葛外,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转型后的重置和机制所致。"民国文学"的思路蕴含了多种预设。首先是科学和真理的指涉。其次是主体意识的自觉和学术精神的张扬。     

从清末到民初:鲁迅生活轨迹与思想脉络探微

用"民国视野"的研究方法对民国时期的文学运动进行重新梳理,是近几年中国现代文学界出现的一种文学研究现象。在这个现象的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新的历史时期对学科发展提出新的要求是最为根本的原因,它为我们重返历史,回到民国话语情境中去研究民国时代的作家作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考察鲁迅在清末民初的生活轨迹,探寻其对于鲁迅思想形成的作用是本文关注的重点。通过史料梳理的方法对这一时期鲁迅生活轨迹进行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其对于鲁迅后期思想的重要影响,对于我们透过"民国视野"走进真实的鲁迅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民国文论与民国文学三大思潮

民国文论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三大文学思潮的推介、阐释、论述和传播,为民国文学倡导“真的文学”“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主张“自我抒情”,注重非理性主义精神的表现,提供了极具广度和深度的理论支持。同时,民国文论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的文学思想和主张,为推动民国文学三大思潮的演化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坚实的平台,为民国文学确立现代意义的创作原则,建构现代文艺理论体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及民国旧体文学研究现状

一部客观完整的＂民国文学史＂既需要关注＂新文学＂,也需要关注＂旧文学＂,对近年来＂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过程进行梳理,对民国时期作为古代文学延续的旧体文学如诗词、戏剧、小说等的研究现状和前景进行分析,都将有利于我国文学研究的全面深入开展和繁荣。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观念、方法与格局 （笔谈）

中国近代文学（1840—1919）是古典文学的终结,也是现代文学的开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迈着趑趄的步伐,从中世纪走向现代世界;中国文学体系也跬步日积,从古典向现代转型。与中国古代文学史学科、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并驾齐驱的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近七十年来,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先后崛起了两个研究范式:一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研究范式;二是中国文学体系的现代转型研究范式。在这两个范式笼罩下,中国近代文学史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迄今为止,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研究范式的潜力虽然还未完全掘尽,但其局限早已有目共睹;中国文学体系的现代转型研究范式因其解释尚具一定的有效性而仍在学界流行,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其不足之处也引起学者注意。这里刊出的五篇文章,从宏观到微观,对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富有个性的探索。在宏观层面,马昕的《“晚清”还是“近代”》认为,“近代”概念依托旧民主主义文学研究范式,内中隐含着进化论的思路;“晚清”概念则与传统文学史观念接榫,内中隐含着更多变化和可能,因此用“晚清”替代“近代”或者预示着研究范式将发生新的转移。为构建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的自足空间,揭示其自性所在,马勤勤的《中国近代文学的发生学问题》以清末民初的女性小说文类的兴起为例,说明中国近代文学产生于共时空间中异常广阔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场域。民国古典文学是一个庞大的历史存在,在现有文学史体系中却无立锥之地,王达敏在《文学史如何妥置民国古典文学》中为民国古典文学回归文学史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路径。在微观层面,李思清的《近代文学视野中的“Christian Literature”》对新教传教士在华文学活动的研究史进行了简要回顾。他认为,传教士不仅带来了西学,也通过编、译、写等方式参与了近代中国的文学生产。潘静如的《近代诗词的“未充分经典化”及其研究》认为,由于近代诗人、词家距今太近,其作品并未充分经典化。因此,学者在研究中应慎选方法,以免出现“研究的热情与密度超过了被研究对象所能承受的阈值”的尴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直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史的重镇。此次笔谈的四位作者李思清、马勤勤、马昕、潘静如是我文学所的年轻同事。他们与文学所另外数位青年学者一起,组成了一个很强的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学术群体。这一群体的学者春秋正盛,有鸿鹄之志。他们治学刻苦,又好深湛之思,或握灵蛇之珠,或抱荆山之玉。可以预断:他们与全国其他青年学者一道,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在中国近代文学史研究领域另开新局。     

民国教育视阈下的文学想象与文学书写———从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说起

在中国现代文学关于民国教育的文学想象与文学书写中,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是无法绕开的一部重要作品。叶圣陶正是通过《倪焕之》对民国政治、民国教育以及在此历史大潮裹挟下的个人命运进行的文学想象与文学书写,展现了历史蜕变的艰难历程。在《倪焕之》这部小说中,叶圣陶在民国教育视阈下对女性困惑和代际冲突的文学想象与文学书写,不仅使其具有了超越时空的文学魅力,而且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书写的一个基本范式。无意于成为作家的叶圣陶,却开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先河,成为中国文学史无法绕开的一个重要存在,其内在的缘由值得深入阐释。     

对话：关于“民国文学机制”与现代文学研究

主持人导言：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经历了从现代性、后现代性对传统的文学史观念的穿越后,似乎遭遇到了新的困惑,传统向现代的问难,国学对西学的质疑,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下社会文化、文学现实的时话能力式微。曾经在1980年代,引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思潮的现代文学研究,进入新世纪后,比起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明显让人觉得活力不足,创新不够。学术界在焦虑与困惑中思考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格局的开拓与建构。近年来李怡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文艺争鸣》等刊物发表的多篇文章中,提出了以“民国机制”为中心的文学史建构观念,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引起了较广泛的关注。     

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空间

民国时期的政治专制与社会动乱同它的文学成就相比较,形成鲜明的反差,这里存在一种宪政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矛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近代以来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政治理念,宪政对知识分子的精神鼓舞和对统治者的某种抗拒都不容忽视。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为现代文学艰难地开辟了生存空间,其中的启迪值得我们深思。为了进一步探讨宪政、法制以及政党政策与民国文学的关系,本刊约请了四位学者分别就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空间、民国语境下的左翼文学、抗战时期民国政府文艺政策的两面性和抗战期间关于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等问题进行研讨,以期引起学界更多关注的与思考。     

民国语境下的左翼文学

民国时期的政治专制与社会动乱同它的文学成就相比较,形成鲜明的反差,这里存在一种宪政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矛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近代以来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政治理念,宪政对知识分子的精神鼓舞和对统治者的某种抗拒都不容忽视。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为现代文学艰难地开辟了生存空间,其中的启迪值得我们深思。为了进一步探讨宪政、法制以及政党政策与民国文学的关系,本刊约请了四位学者分别就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空间、民国语境下的左翼文学、抗战时期民国政府文艺政策的两面性和抗战期间关于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等问题进行研讨,以期引起学界更多关注的与思考。     

抗战期间关于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

民国时期的政治专制与社会动乱同它的文学成就相比较,形成鲜明的反差,这里存在一种宪政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矛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近代以来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政治理念,宪政对知识分子的精神鼓舞和对统治者的某种抗拒都不容忽视。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为现代文学艰难地开辟了生存空间,其中的启迪值得我们深思。为了进一步探讨宪政、法制以及政党政策与民国文学的关系,本刊约请了四位学者分别就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空间、民国语境下的左翼文学、抗战时期民国政府文艺政策的两面性和抗战期间关于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等问题进行研讨,以期引起学界更多关注的与思考。     

抗战时期民国政府文艺政策的两面性

民国时期的政治专制与社会动乱同它的文学成就相比较,形成鲜明的反差,这里存在一种宪政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矛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近代以来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政治理念,宪政对知识分子的精神鼓舞和对统治者的某种抗拒都不容忽视。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为现代文学艰难地开辟了生存空间,其中的启迪值得我们深思。为了进一步探讨宪政、法制以及政党政策与民国文学的关系,本刊约请了四位学者分别就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空间、民国语境下的左翼文学、抗战时期民国政府文艺政策的两面性和抗战期间关于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等问题进行研讨,以期引起学界更多关注的与思考。     

教材型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观念的嬗变

自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创立以来,有代表性的教材型现代文学史编写的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显著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秉承的是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20世纪80年代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一种启蒙现代性文学史观。进入21世纪,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体现了民国文学史观的初步影响。     

“视角”的限制与“边界”延展的困境——对于“民国文学”构想及其研究视角的思考

近年来,对于"民国文学"命名及其建构相应的研究视角的呼声,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新动向,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该学科学术深化的一种拓展趋势,无疑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思潮的一种持续深化。但是,这一文学史构想的限度也是极为明显的,主要表现在:它所建构的是另一种二元对立式的文学史研究框架,还原的是一种无意义的文学史形态,失去了文学史建构的价值和意义;从整体上抽掉了现代文学的"现代"灵魂,模糊或者说从根本上抹去了中国新文学"新"与"旧"的本质界限和区别;剥离或者最大程度地遮蔽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及其命名的鲜活性、丰富性与动态性特征。对"民国文学史"构体进行反思的目的,在于从更加宽阔的学术层面寻找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生长点",而不至于使该学科在另一种"过度"阐释的层面或者"边界"的延展中陷入困境。     

民国文学史特点研究

作者运用比较研究法,把民国文学史置于中国历史空间,与过往朝代尤其是隋朝文学予以对比,缕析如文中所示的特点,为完整的民国文学史乃至中华民国史研究添砖,其终极目的在于科学地建树完美的中国文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