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行易名:宋朝官员谥法研究

中国古代官员的谥号是对官员死后盖棺定论性的评价,达到一定级别或个别业绩突出的官员才有资格获得。为了对官员"别尊卑"和"劝善惩恶",宋朝对官员的给谥资格和给谥程序做出了严格的规定。但宋朝党争激烈,不同派系轮番执政,官员的谥号也随之出现了追、改、夺的情况。南宋初年为鼓励文武官员抗金,一度放宽了对官员赐谥的资格要求,对在北宋末、南宋初抗金斗争中忠贞不屈的官员,则突破谥法限制给予了追谥或特赐谥号。但由于中国古代儒家文化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社会传统,加上议谥、定谥过程中的人情因素,特别是专制权力的滥用,宋朝谥法实施过程中问题也不少,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美谥泛滥,甚至善恶颠倒,这在宋高宗对汪伯彦和李纲赐谥方面的厚此薄彼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从而使得宋朝谥法劝善惩恶的实际作用大打折扣。     

魏晋南北朝得谥官员身份的重大转变——魏晋南北朝官员谥法、谥号研究(一)

魏晋之际结合爵位和现实功行(官品在五品及其以上)决定百官谥号的规定,取消了那些仅靠父荫为爵者得谥的权利,对"有爵则有谥"的古制是一种冲击。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得谥官员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不仅生前有爵的官员可以得到谥号,生前无爵的官员死后也能得谥,这是中国古代官员谥法的一个重大变化。这一变化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爵制变化息息相关。东晋没有明确规定百官给谥的品级,南朝百官给谥资格可能经过从五品上调至三品的过程,而北朝也没有明文规定百官给谥的品级,实际的赐谥中,官员生前在职的功劳、德行更大程度地影响着得谥与否及其谥号的美恶。     

春秋时期谥法行用考——以周王及鲁、齐等八诸侯国之国君为考察中心

谥法制度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礼法制度,至春秋时期逐渐制度化.周天子及诸侯国君所上谥号有美谥、恶谥与平谥等三种类型,且以一字为常.尽管谥号“累生时之行而谥之”,但春秋时期诸侯国君的谥法行用仍大量名不符实,所上谥号美化色彩浓厚,且符合程度诸侯国间并不均等,鲁、晋较高,而楚、齐、郑较低.究其原因,既有规定不严格、各国标准不同等因素,又有着个人感情偏向,后继者有意地隐恶溢美,或人为抹黑而故意给予恶谥.     

关于唐代官员谥法运作的若干问题

唐代官员谥法在运作过程中,在请谥、拟谥的阶段存在具体执行、操作的官员群体不符合文献记载的现象,在驳议阶段存在谥号用字意义和字数的争论,在赐谥阶段受到了来自皇帝的较大影响,而正常程序之外的改谥则是对正常程序的延伸、补充,追谥则在皇帝的参与与否、是否可以追谥等方面也有很多正常程序所不具备的特点。     

唐代官员驳谥的类型、原因和作用

唐代官员驳谥主要有谥字是否恰当、单复谥之争、是否追谥、是否避讳等四种类型;唐代官员驳谥普遍化产生的原因有唐代政治相对开明、部分礼官的贪腐、部分逝者家属的论枉以及官员对给谥依据的不同看法等;唐代官员驳谥不仅对维护唐代等级统治有一定的作用,而且对澄清唐代吏治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谥法起源浅析

谥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文化现象,谥法是古代重要的典章制度,然而谥法的起源却是久分未决的学术问题,通过列举自古迄今关于谥法起源的各种观点,依据甲骨文、金文、传世的古文献等大量资料,多角度地分析考证了谥法产生于周初,“文王”是我国古代第一个谥号。     

清代谥法中的特谥、追谥和夺谥

本文通过对特谥、追谥和夺谥的论述,探析了清代谥法的特点。谥法作为王朝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统治阶级倡导某种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或者在某个特定的时期表明政府的某种态度,都可能通过谥法来实现。谥法在清代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较重要地位,因而社会和政治的重大事件,都会在谥法中有所反映。     

东汉的私谥问题

东汉时代私谥盛行,获谥者可分为隐逸者、去官或致仕者及部分在任官吏,他们皆通晓儒术。命谥者除门生、故吏外,还包括地方长吏和外戚在内的现任官吏、国人与乡人等。赠谥原则亦依据儒家经典及古义,谥号因身份不同而有不同。私谥的流行与谥法制度的封闭、刻板,士人重视声誉,以及士族发展等因素有关,它反映了士大夫集团与皇权之间的离心倾向。     

清代谥法制度的来源与确立

清代谥法制度是继承历史上确立并在历史各个朝代发展中不断变化的谥法制度,文章探讨了谥法制度是如何产生和发展,如何被清代继承和改变,其内容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出现了怎样的特点。     

论秦汉时期"公"谥称谓的社会内涵

秦汉时期,“公”谥称谓经历了由废除到复兴的历史变迁。“公”谥称谓的社会内涵是由秦汉时期政治思想文化背景决定的,而社会的变革又直接影响着“公”谥称谓的变化。     

行状职能考辩

行状是我国古代传记文体之一,其职能随着文体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各不相同。在两汉时期,行状具有察举选士的实用功能;魏晋时期则体现了与诔文议谥、述德职能的混同;唐代是文体定型阶段,行状承担了为议谥、作传及撰写墓志铭提供原始材料的作用。     

西晋加官制度之研究

西晋时期,特进、光禄大夫、侍中、散骑常侍等作为加官具有特别的意义,其中特进、光禄大夫作为加官可以提高官员的地位,往往是官员升迁中的重要步骤,而侍中、散骑常侍作为加官一般是对官员的格外优宠,作为加官时,侍中优于散骑常侍,在官员官职变迁时,加官亦随本官的迁转而由散骑常侍变为侍中。     

宋元易代之际的南宋士大夫——以浙东地区的士大夫为主

自西周以来,在分封制中就有大夫和士的等级,当时的士、大夫和士大夫,既习文,又不摒弃武事,所以并无严格的文武之分。魏晋以后到唐代,随着察举制和科举制的盛行,具有一定文化知识而入仕的士人大增,士大夫逐渐成为文臣的专称。赵宋政权建立后,通过改革科举制度,造就了大批以科举入仕的士大夫。进入南宋,浙东地区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地近京畿的有利条件,更多的士人通过科举进入士大夫行列。宋元易代之际,士大夫中主要形成了三种政治态度:坚持抗元,直至殉国;隐居山林,拒绝征召;归降元朝,成为貮臣。其成因有三:一是“华夷之辨”的认识和儒家思想的教育;二是力图通过文化优势,消极反抗元政权;三是南宋尚武精神的缺失,一些人在元朝的威逼利诱下,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屈辱投降的道路。其中,持第二种政治态度的士大夫占了绝大多数,以王应麟、黄震、胡三省为代表浙东士大夫,可以作为他们的典型代表。     

论明代科举发展对选官世袭制的遏制作用

中国古代官员选任制度中的世袭制是维系贵族特权的重要基石,也是中国社会长期动乱和腐败蔓延最主要的原因之一。科举制的实行使选官世袭制受到遏制,但是唐宋在发展科举制的同时还保留了凭借父祖官职入仕的门荫和恩荫制度,这实际上是选官世袭制在新形势下的遗存和变种。明代科举制发展到鼎盛,选官必由科举,非科举者毋得授官和扩大科举取士数量等措施的推行,有效地遏制了长达数千年的选官世袭制,确立了远比唐宋更为完备的名实相符的以文官考试为基础的科举政治,对社会的稳定与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论古代官名与称谓语的关系

官名不仅是职务的指代,也是称谓的一种。古代官名用于称谓的现象很多、特别是唐宋以来。不过利用官名称呼的不一定就是担任官职的,这就是常说的僭称。古代官名与称谓语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古代官名有的演变为一般的称谓;另一方面,有的一般称谓语在一定的场合则又反过来成为宫廷和官员之间的特定称呼。     

清初在京贰臣文人社集唱酬活动探微

自顺治元年至顺治三年,在京的仕清贰臣文人群体频繁举行唱和活动,并以社集标榜,已经有了文学社团的雏形。其唱和多为抒发对明朝故国的怀恋,抒写失节的痛苦和在异族治下为官的苦闷感,抒发南人仕北的思乡之情,纾解精神苦闷的寻欢作乐。贰臣士人们在此种同病相怜的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模糊的群体意识。     

唐代任官形式中的知判问题

唐代的知、判都是实履其任的,并逐渐由试摄官向差遣转化。作为试摄官的知、判有试用、代理、兼职等多种情况,俸禄略低于同品正官。作为差遣的知、判俸禄依寄禄官,旨在说明寄禄官和差遣的比照关系。寄禄官等于或低于所差遣职务的称知某官事,高于所差职务的称判某官事。至宋代,知、判成为差遣的主要任用形式。     

论《月泉吟社诗》及其在遗民诗史中的地位

《月泉吟社诗》为元初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遗民诗社——"月泉吟社"所创作的作品,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社总集"。其作者大都为故宋遗民,由于处于特殊的时代,他们的诗歌创作不敢直言心声,只能以隐晦曲折的方式流露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根深蒂固的民族情结。他们借歌颂田园风光以抒发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通过对忠臣义士的追慕和对现实的关注揭露,以表明自己不为元廷的官爵利禄所诱惑的孤介情操,表现自己隐逸抗节的志向,从而使文本内容具有深远的思想价值和审美意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