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菲、美关系演变对华菲族际关系变迁的影响

独立后的菲律宾,因经济重建及冷战时期安全防卫需要,成为美国的政治仆从和经济附庸。受世界民族运动影响,菲律宾国内反对美国控制,要求政治、经济独立的要求也十分强烈。由此,菲美关系经历了从依附、仆从到矛盾渐生,乃至逐渐疏远的变化。菲律宾华人因特殊的经济地位,以及与中国的渊源,亦受此影响。     

20世纪2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发展演变

20世纪 2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随着中国国内政局的巨大变动而调整,呈现出阶段性特点:北伐时美国敌视中国革命;南京政权建立前,对中国内战持“中立”姿态;南京政权建立后,则率先承认了南京政权,由此开始了双方长期的较稳定的友好关系。这种调整符合美国在华根本的长远的利益,在外部环境方面对于刚建立的南京政权的巩固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族际通婚看武陵地区民族关系的演变

武陵地区的族际通婚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其族际通婚曲线发展的历史轨迹,揭示了该地区民族关系曲折发展的历史过程;族际通婚范围逐渐扩大、对象逐渐增多的发展规律,揭示了该地区民族关系由恶性循环逐渐向良性循环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     

阿富汗的族际关系与国家重建

族际关系问题是多民族国家难以回避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作为历经冲突后正处于重建状态的国家,阿富汗面临的相关问题就更加令人担忧,国际社会也面临被解释为族裔冲突的各种挑战。尽管族际关系问题在战前尚未构成关系到阿富汗国家存亡的政治因素,也非其社会冲突长期存在的唯一原因,但是自1992年以来却成为引发阿富汗武装冲突的主要原因。实践证明,阿富汗族际关系问题应由参与国家重建的各族自己去解决,未来阿富汗各族必须共同努力,反对族裔歧视的衍生和发展,只有这样其国家重建才能获得基本的运作前提。国际社会支持或反对某一族群利益诉求的举措,很可能成为该族群利用族际关系争取自身利益的实践,难以对解决阿富汗冲突有所助益。民族团结就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等治理观,为多民族国家和多样化世界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处理族际关系和纷繁事务的新理念。     

族际通婚：一个影响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桂林龙胜里排壮寨族际通婚的人类学考察

族际通婚是社会整合过程中的一个十分敏感的指标。桂林龙胜里排壮寨虽然壮族占总人口的98%,但是族际通婚率却非常高,全寨48户人家中,有40对夫妇是族际通婚。这种现象促进了民族交流、消除了民族隔阂、沟通了民族心理、增强了民族团结。可见族际通婚是影响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蒙古族大学生族际交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蒙古族大学生作为具有特殊民族属性和社会身份的群体,在高校族际交往过程中受到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组织因素和区位因素等综合影响,呈现出总体交往和谐,部分交往隔离的特征。高校应积极采取各种对策措施,开设少数民族民族文化课程、扩大蒙古族大学生族际交际圈、调整班级和宿舍划分方式等,引导各族群大学生和谐相处,充分发挥高校增加族际交往,增进民族融合,实现不同民族文化和谐共存的纽带作用。     

“肯定性行动”析论——美国族际政治的实践

"肯定性行动"改善了美国的种族关系,也引起了法律原则与道德属性的矛盾、是否有悖于主流价值观念、是否导致"逆向种族歧视"等方面的激烈争论。作为现实的政治需要,其能在质疑中不断前行,主要有三方面原因:国家政权的职能所在,美国国际政治行为的需要,美国政党政治竞争所需。     

滇川藏毗连藏区多民族族际共生关系的演变及其调适——一个演化博弈的视角

特殊地理环境下多民族共生关系是在资源和生存空间争夺的过程中不断试错、调适形成的,是一个动态的博弈过程。合作和竞争是各民族族际共生的重要形式,而合作是理想选择。滇川藏毗连藏区多民族族际共生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并不单纯局限于民族之间关系的变动,而是自然资源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之间交织演进的动态过程,是在特定空间尺度中多界面关系系统性综合作用并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而在多民族博弈的过程中,外在的合理干预对其良性发展很有必要。     

族际通婚在测量民族关系中的信度与效度——以安徽省亳州市回族为例

在族际关系研究中,族际通婚被学界长期视作为一个敏感度极高的指标,其比例的高低常被用来判断族群之间的亲近程度。然而,这个指标在现实中却存在着信度和效度上的风险。以安徽省亳州市回汉两族的族际通婚为例,较为详细地说明了亳州地区回汉两族之间三种通婚模式的具体内涵,从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角度指出,基于一般性的统计数据来研究中国特定区域的族际通婚及其对中国式民族关系的影响,其结论必然是低信度与低效度的。由于民族身份更改情况的普遍存在,安徽亳州地区的族际通婚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该地区回族内部民族构成的复杂化,进而造成其文化认同的多元化。这些相当数量的虚假的族际通婚情况的存在,致使以族际通婚为关键性指标来检验族际关系不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因此,对于族际关系的衡量还必须参考其他的指标。     

20世纪美国的西藏政策评析

在 2 0世纪 ,美国对中国西藏问题的政策大体经历了从追随英帝国主义“西藏宗主权”理论 ,到侧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再转变到支持西藏叛逃分裂势力分裂中国 ,炮制“西藏民族自决”论和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过程。美国奉行的西藏政策是实用主义原则和双重标准。在其需要遏制和分裂中国时才利用“西藏问题”这一工具     

族际关系共同性的社会身份基础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国内最重要的社会政治关系。差异性、共同性是其间的基础属性,它们之间的关系对族际关系的性质和演变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当下,族际关系共同性问题前所未有地凸显,加强对族际关系共同性影响因素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通过全面的梳理不难发现,族际关系共同性与社会政治身份之间存在本质和必然的联系。其中,同质性的国民身份对族际关系共同性构成了直接的支撑。国民身份的状况直接关乎族际关系共同性的走向。因此,对增进族际关系共同性的分析、阐释和谋划,都必须重视国民身份的角度。     

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经济问题分析

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经济迅速发展的几个重要时期之一。但是,由于美国政府信奉保守主义,推行自由放任的社会经济政策,致使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的同时存在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国民收入分配严重失调、偏袒富人的税收政策和严重的逃税之风、扭曲的高关税政策、疯狂的金融投机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20年代美国的经济繁荣包含有很多的不稳定性,它无时不在动摇着美国经济繁荣的基础,直接导致了30年代的大危机。     

20世纪20年代美国对拉美地区的经济扩张

20世纪20年代,美国为了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一方面对拉美地区采取政治上的收缩政策,另一方面则极力加强经济扩张,加大经济控制,极力排挤英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利益.     

论多民族国家的族际关系治理

在当代多民族国家,族际关系问题不断凸显,并对国家政治共同体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在国家治理的视域中,族际关系治理已经成为民族国家建设的根本任务,关系到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及民族国家制度根基的牢靠和稳固。多民族国家的族际关系治理,应秉承＂国家主义＂价值取向,遵循＂求同存异＂的向度原则,从政治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和社会治理等多个维度展开。     

族际冲突中族群因素与非族群因素及其相互作用

影响族际冲突的因素可以分为族群因素和非族群因素。族群因素又可分为原生因素和次生因素;非族群因素可分为偶发因素和一般因素。族群因素与非族群因素通过群体身份、历史问题和群体利益相互连结,使族际冲突的当事方产生认知、情绪和价值判断的变化,一方面导致非族际冲突转化为族际冲突,另一方面导致族际冲突升级或转化为更大规模的政治冲突。在应对族际冲突的过程中,应判别族群因素和非族群因素,及时处置由偶发性非族群因素引发的非族际冲突,防范和阻断族群因素与非族群因素的勾连,改善一般性非族群因素以遏制族际冲突的蔓延趋势。     

20世纪影响美国的重大事件及部分代表性新词汇

词汇是语言中最开放、最活跃的系统,也是社会生活发展、精神文化演进的一面镜子。如果说一滴水可以反射出太阳的光辉,那么一个词语也确实能让人体验到世纪新潮所带来的巨大冲击。本译文主要通过对20世纪美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生活等诸方面进行扫描及出现的相关英语新词新语,为读者提供一个回眸世纪、展望未来的独特视角。     

回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的族际族内通婚

回族的形成和发展壮大 ,族际通婚是其最初的原因之一。经过开放式族际通婚阶段之后 ,由于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等外部原因 ,也由于维护自身文化的发展等内部原因 ,回族进入了族内通婚阶段。新中国成立后 ,婚姻自由使回族的族际族内通婚处于自然发展状态。目前 ,我国东部及南部散居回族的族际婚姻也面临着更多的考验     

冷战后中欧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冷战后中欧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低迷、调整与迅猛发展三个阶段 ,其中固然有中、欧相互之间的一些内在因素所使然 ,但从外部看 ,美国因素不可忽略。本文拟考察在中欧关系的发展过程中 ,美国因素对中欧关系的影响     

回汉民族关系互动中的族际赠礼探析——以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的一个汉族村为主要个案

族际赠礼是不同民族交往的常见形式,但并没有引起较多学者的注意。崖底村回汉族际赠礼的个案显示,族际赠礼中渗透着不同民族的心理、习俗、信仰、道德、伦理等文化资本诸要素的运行,礼物经济是不同民族成员为争取最大社会资源的一种理性行为。     

20世纪前半期的中日美三角关系述论

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关于中美日三角关系的研究 ,既受到美日两国的影响 ,也反映了学者们的独立追求。中日美三角关系形成于 2 0世纪初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二十余年间 ,既具备了主客观因素 ,也进行了初步运作。 2 0 - 30年代是中日美三角关系的平稳—曲折的发展阶段。 4 0年代初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中日美三角关系处于破裂阶段。 2 0世纪前半期的中日美三角关系 ,是由中日“轴心”和日美“杠杆”以及中美不平等关系而构成的“不等边三角形” ,而积弱的中国则始终是这个三角关系中的最大“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