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革命”：瞿秋白文化思想之匙

“文化革命”思想连接了作为革命家和作为“文学家”的瞿秋白,是其“士”之文化情怀与现代知识分子批判精神和马克思主义革命品格相嫁接的产物,是当时思想界对文化革命问题最为深入的探索。“文化革命”思想不仅体现了瞿秋白的丰富性与独特性,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和知识分子心态史上的生动案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瞿秋白文化思想,乃至思考现代中国的国家、革命、文化、知识分子等诸多重大问题的崭新视角。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百年思想演进

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相结合有着重要的历史基础、理论内涵和时代意义,二者相结合有着极其重要的必要性.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相似之基和相异之处集中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从民本论到人民主体论;从"天下大同"到共产主义;从传统文化的革命话语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从知行合一观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从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到辩证唯物主义.在百年历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演进过程,实质上是不断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使之实现创造性转化发展的过程,由此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列思想理论成果.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一个永恒的时代课题.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契合点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契合点促使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契合点为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性与中国知识分子对待外来文化思想的实用理性相通 ;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相通 ;科学社会主义有关共产主义社会的原则设想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大同理想相通。但应加以注意的是 ,不能把我们民族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通之处等同于马克思主义 ,两者有严格界限。否则 ,在实践中 ,我们就会跌跟头。     

五四时期李大釗的东西文化观——兼论五四前后东西文化的论争

五四时期发生的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论争,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远远超过了中国近代洋务与守旧、维新与洋务、革命与立宪之争,而且是由一批学通中西、思想敏锐的优秀知识分子所提倡、所发动,李大钊即是其中之一。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观经历了从“东西文化互补”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发展过程。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历史特点平议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有三个突出特点 :不是没有真理性的强意识形态化 ,而是具有符合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需要的彻底革命性 ,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真正揭示中国革命规律的思想武器被中国人民接受 ;不是对外排斥一切文化、对内拒绝自我更新 ,而是具有科学的开放性 ,对外积极吸收其他文化优秀成分 ,对内不断自我更新 ;不是排斥知识分子 ,也不是强迫知识分子向落后的农民认同 ,而是具有主体的大众性 ,以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桥梁 ,迅速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并影响农民运动 ,从而实现了以中国人民为实践主体。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内涵及其文化意蕴

文化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其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以一种先进文化形态的身份,同中华民族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不断为广大人民群众理解、接受和信仰的过程。在当代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为政治意义上的认同建构应该以文化的认同建构为基础和前提。从文化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融合、整合、提升,并实现自身不断创新的过程。     

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思想

河上肇作为日本近代的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与中国思想有着极其密切的双向联系一方面,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河上转向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西方文化处于强势地位的日本近代,他始终亲近中国传统文化,从儒学中汲取"求道"的精神动力,并以中国古代思想为媒介来论述他的社会主义、唯物史观和人道主义;另一方面,河上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又成为现代中国思想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途径,现代中国的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者,都借助他的著作学习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而对现代中国的革命思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文化基质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传入中国,伴随着中国革命的进程,马克思主义不仅成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成为大部分中国人的信仰。这其中除去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魅力和中国社会的客观需要,重要的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契合之处。本文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探讨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人信仰的文化和民族心理根基的原因,旨在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探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把握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寻求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源泉。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路径在于符合时代要求、加强理论创新、密切联系人民群众。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是同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文化革命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逐步扩大的。 早在“五四”文化革命运动中,由于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出现了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初步运用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观察中国革命运动的同时,也开始运用唯物史观考察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精神现象,力图对它作出新的说明并提出新的要求。     

论新文化激进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追求

新文化激进知识分子,从激进的思想文化革命到激进的政治革命,目的都在于推进现代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以伦理革命和文学革命为主的思想文化革命,对推进思想领域的现代化和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起到了巨大作用。但他们发起的文化与思想启蒙运动,很大程度上都作为维护共和政治或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一种手段,这种政治功利主义态度决定了其文化激进态度,尤其是全盘性反传统的激进态度。这种激烈的文化反叛,使其失去了民族文化的传承,因而也就失去了建构新文化秩序的基础,最终使民主与科学流于空洞的口号。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给五四文化启蒙注入了新的现代性的内涵,但新文化激进知识分子急于在社会革命方面取得进展,对建构新文化秩序却没有充分的准备,这便注定了五四文化启蒙运动是一次未完成的启蒙。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规律和形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自己的实践需要出发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能动选择与运用,是文本与诠释者的互动。实践性和缺少全面详细地阐述自己基本观点的文本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重要特点,极大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它的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中,从客观方面看,中国人是以苏联哲学为中介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的;从主观方面看,中国的国情、革命的实践需要、革命领袖的个性和中国的传统文化都起了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经历了四个阶段,形成了三种形态。五四新文化运动到1927年,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1927—1949 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事求是为基本精神;1949—1978年,在两种思想的斗争中“左”的思想日渐占据上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表现出唯意志论的特点;1979年以后,以实践唯物主义为特征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在形成之中。     

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历程

马克思主义信仰始终支撑着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理想和信念。在困境中 ,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并组建了自己的政党组织———中国共产党作为这一信仰的社会载体。在革命中 ,创新了马克思主义 ,赋予马克思主义信仰以中国特色。在建设中 ,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赋予马克思主义信仰以新的形式与内容。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追求自己的科学理想与信念———马克思主义的光明历史     

中华文化与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探析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创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辉典范和继承弘扬中国革命文化的理论成果,是坚定文化自信的时代结晶。这一思想以伟大民族精神为精神来源、以伟大革命精神为精神品格,以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为精神追求,是中华文化与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一思想既是具有民族特色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又是坚持胸怀天下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回答了中国之问和世界之问,实现了民族性和时代性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毛泽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先驱——基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向度的考察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又主动探索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原本分属于东西方两种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不同使命的文化形态得以有机融合和发展：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真理激活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另一方面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阐述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当之无愧的先驱者和光辉典范。     

郭沫若“人民本位”文艺观再认识——以历史剧《南冠草》及相关文献资料为中心

郭沫若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人民文艺”话语建构者之一，他在1944—1947年间明确倡导“人民本位”文艺观。以往学者主要从他的政论类文章中解读这一思想的提出、变化及价值。实际上，郭沫若的历史剧《南冠草》的创作和两次修改都与“人民本位”文艺观密切相关。郭沫若认识到夏完淳所代表的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思想局限性，重新评价了传统士大夫精神在整个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进而在现实中推动传统士大夫阶层向革命知识分子的转变。郭沫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而建构的“人民本位”文艺观，具有不可忽视的思想特质和艺术价值，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事业和当代文艺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仰教育的思考——基于浙江部分地区的调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仰是当前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特有的精神现象,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调查显示,当前我国民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仰表现出一些显著的特征和值得关注的问题.转型时期的信仰重建应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仰教育着手,通过加强宣传、发展经济、改革创新、转变观念等多种方式途径,加快实现我国民众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仰到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转换和提升.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基因

中国是一个拥有几千年文明传承历史的文化大国,历史文化底蕴丰厚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中,含有浓厚的中华优秀文化基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发展实际与全球发展大局,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彰显着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优良传统,体现着我国改革开放时代精神的创造活力和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的世界眼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视野下的陈云文化思想研究

作为政治家的陈云,经过革命战争的洗礼,又由于其独特的生活经历,使其文化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宏观理论框架下兼具一定的典型性意义.陈云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文化观的形成,显示出其文化思想的支配性意识依然是政治要求,但蕴含着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发展路径的极为宝贵的探索.建国后陈云对苏州评弹和整理古籍的冷静沉思以及对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视,反映了他在文化发展需要与政治要求之间进行的辩证考量,尤其是其文化思想中所揭示的文化和政治共生发展的问题,对于深化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内涵以及当前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不乏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规律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前提。从一定意义上说,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使之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义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践、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具体化和民族化,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提升为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的优秀文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