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精神”与文化给定

反观20世纪阿Q文本的文学解读史,阿Q形象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文化符号,从不同层面昭示着他所携带的文化密码和人格基因.通过阿Q形象,不仅动态地展示出未庄文化的基本内涵,而且隐态地揭示出未庄文化与阿Q精神的历史与现实的联结点.阿Q精神的文化给定性则是我们重新读解阿Q的全部意义.     

论阿Q悲剧的喜剧性

阿Q的悲剧具有喜剧性.其喜剧性因素蕴含在阿Q的爱情悲剧、革命悲剧和精神胜利法的悲剧之中.探讨阿Q悲剧的喜剧性对理解鲁迅的作品和思想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阿Q的命名与＂元叙事＂

鲁迅在给阿Q命名时,百般犹豫,他向读者敞开心扉,将自己命名的困难与尴尬抖露给了读者.但这种困难并非真正的困难,而是鲁迅耍的叙事圈套,意在颠覆古典文学的贵族化倾向和讽刺胡适的考据癖.同时,阿Q的能指与所指不确定的情况,放大了阿Q＂精神胜利法＂的覆盖范围,使阿Q身上的劣根性成为民族劣根性的具体体现,批判的矛头由个体上升为大众.     

从鲁迅创作《阿 Q 正传》的本意谈起——《阿 Q 正传》读书札记

一九二一年末到一几二二年初,鲁迅在《晨报副刊》连续发表了他的不朽杰作《阿Q 正传》,立即引起社会的注意,各色各样的人们对鲁迅创作《阿 Q 正传》的本意作了种种分析和猜想。一篇小说能引起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响,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把这些反映归纳起来,文学界一般认为阿 Q 是各个阶级身上的阿 Q 精神的“寄植者”,或者说他是“一副中国人品性的‘混合照像’”,因而认为《阿 Q 正传》意在暴露“中国人的最大的病根”。这种意见抹煞了阿 Q 形象的阶级属性,把阿 Q 抽象为“阿 Q 精神”的化身,鲁迅对此从未表示过赞同。还有一种意见来自社会上,就是认为鲁迅通过阿 Q 这一人物来揭露某些人的阴私,意在骂人。鲁迅对此无限感慨,他说:“直到     

试论《阿Q正传》中“Q”字的读音

(一)近来,在鲁迅作品教学研究中,有一种“新”的观点,认为《阿 Q 正传》应当念成《阿桂正传》,阿 Q 应当念成阿桂,Q 不应当念成Q(克育、克由),而应当念成Quei(桂)。理由是: 一、鲁迅在《阿Q正传》第一章《序》中说:"他(阿Q)活着的时候,人都叫他阿Quei,     

慼而能谐 婉而多讽——《阿Q正传》悲喜剧艺术构成机制漫议

“慼而能谐,婉而多讽”虽然是鲁迅对《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精辟概括,但却在他的《阿Q正传》里得到了完美的体现。遗憾的是,在《阿Q正传》的研究文章中,虽然大多数论者注意到了这种“含泪的微笑”的悲喜剧艺术,却往往或点到为止,语焉不详,或大而化之,不着边际。这便造成了《阿Q正传》研究中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空白。本文作者认为,虽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如宏观研究之气魄宏大,但却对理解《阿Q正传》的思想价值,了解鲁迅卓越的艺术才能不无意义。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对《阿Q正传》慼而能谐,婉而多讽”的悲喜剧艺术构成机制作些具体的分析和探讨。     

论阿Q的典型性——批判阿Q研究中的修正主义观点

如何理解《阿 Q 正传》当中阿 Q 的典型,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正如有些同志所说,阿 Q 是一个农民,但阿 Q 精神却是一种消极可耻的现象,这是理解阿 Q 的困难和矛盾.在这个困难和矛盾的问题面前,具有不同的世界观的人作出了种种不同的解释。有的人说,阿 Q是阶级的典型;有的人说是民族的典型、     

《阿Q正传》与辛亥革命再议

本文认为 ,鲁迅虽然在仙台时就弃医从文 ,立志于思想革命 ,但并没有将思想革命和社会政治革命对立起来。《阿Q正传》不仅表现了思想革命的主旨 ,而且关注了政治革命诸方面的重大问题 ,全面深刻地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 ,这和他一贯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致的。鲁迅写阿Q是为了否定阿Q ,写阿Q革命是为了否定阿Q的革命 ;他既没有把阿Q作为农民革命效仿的榜样 ,也没有把阿Q想象得那么凶残 ,比赵太爷还坏。我们不能从鲁迅对阿Q革命的否定而推论到他对所有农民革命的否定 ,对一切革命的否定 ,大可不必将阿Q的革命渲染得那么恐怖 ,把一切罪恶归之于阿Q ,那样“回到鲁迅”恐怕是离开鲁迅更远     

阿Q典型问题再认识

对阿Q典型问题的认识,是一个争论很久的问题。尽管随着讨论的深入,对许多问题人们已取得了一定的共识,但对有些问题,如阿Q究竟是个怎样的典型?人们的看法仍很不一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阿Q形象本身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之外,主要是由于人们对一些问题的理解不同,分析研究问题的方法角度不同所致。我认为,只有对一些关键问题,如典型人物的典型性、阿Q形象的典型意义、鲁迅创作该形象的意图等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从形象本身所蕴合的客观思想意义和作者主观创作意图相结合的角度进行研究,才能作出比较正确的判断。现就这个问题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试论阿Q形象的社会意义

在鲁迅的小说里,《阿Q正传》是最杰出的一篇。这不仅是鲁迅在小说创作上没有给我们留下宏篇巨制,唯有这《阿Q正传》是比较长的了的缘故,主要是这篇小说的主题思想非常深刻。鲁迅塑造的阿Q形象,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阿Q的时代虽然早已过去了,但直到今天,阿Q形象的社会意义仍未消失。“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只要碰到那种拒绝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用一些可耻笑的想法和说法来掩饰他的缺点和错误的人,不管他的想法和说法和那老阿Q是多么不同,我们仍然不能不叫他作阿Q。”本文试就‘阿Q’形象的社会意义略陈管见,以就教于同志们。     

国民灵魂与人生模式--从祥子到阿Q

阿Q和祥子形象的塑造,是鲁迅和老舍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伟大贡献.虽然阿Q与祥子走过的人生轨迹截然相反,祥子是追求现实胜利而精神崩溃,阿Q是求精神胜利而肉体毁灭,但在这两个各具特征的人物身上,却包裹着相同的文化心理与国民精神.阿Q与祥子形象在文化心理上的共同性和相通性,折射出两位作家以改造国民灵魂,实现人的精神解放为旨归的伟大心灵.     

跨文化阅读的逻辑——从美国作家艾丽丝·沃克对鲁迅的批评谈起

文章在跨文化阅读的大背景下讨论了美国作家艾丽丝.沃克对鲁迅的批评,认为她的批评基本反映了她的代表作《紫色》与鲁迅的《阿Q正传》在叙事层面以及思想层面上的不同,并从读者反应批评理论、接受美学、叙事学、知识考古学以及比较文学角度,探讨了跨越种族文化和性别文化的阅读所遵循的基本逻辑。     

叙事的大型对话和批判的文化现实主义特征——《阿Q正传》叙事文化学研究之四

《阿Q正传》的叙事具有大型对话的特征,通过文本中两个双性同体的叙述者的设置和对中国传统传记中英雄豪杰经典人生模式的讽刺性模拟,表达了获得新时代文化立场的作者与传统文化的对话立场,并强化了小说的文化现实主义批判性,而鲁迅也因之区别于同时的其他现实主义作家。     

论阿Q的三重人格

本文从意识层次和需要层次的角度来谈阿Q的人格构成,以文本为依据进行充分例证,分析说明阿Q意识活动的表现方式、所处状态、运行方向、终极结局和警示意义,这对我们深层次地探索造成阿Q悲剧性的人生结局和我们今天如何调整自己实现自我,将有重要的启迪。     

陈思和先生《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共名"出处考

陈思和先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把"共名"作为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词进行解释。本文对"共名"一说做了考证,发现早在1956年,何其芳先生就在《论阿Q》一文中提出过"共名说"。陈思和先生对于前人使用过的名词,提出一个相同名称、不同含义的概念,并且写进《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而不加任何注释和说明,会造成文学史研究中概念的混乱,作为教材,于后学不利。     

信仰的力量——阿Q与吉姆佩尔“两愚”形象之比较

“愚者”是一个世界性的经典文学形象。论题以阿Q与吉姆佩尔为例,探究文化、宗教的背景对文学形象的影响,通过对两个文本不同的价值体系的考察,加深对中西方文化异同的理解。     

《阿Q正传》中生存困境与精神危机的书写

鲁迅笔下的阿Q短暂的一生中,一直面临着生存困境与精神危机的双重困惑。鲁迅通过描写阿Q位卑身贱的社会地位、困扰一生的生计问题、悲剧收场的恋爱经历、无法实现的"革命"愿望和在麻痹愚蠢中走向死亡,从几个方面阐释阿Q生命历程中的双重困惑。而这绝非只是阿Q一个人所面临的问题,这是鲁迅对整个社会、全人类的生存处境和生命状态的一种观照和反思。     

社会学批判与人类学批判的不足——阿Q“精神胜利法”再审视

精神胜利法是阿Q的惟一精神生存方式。封建经济基础是阿Q精神胜利法产生的土壤。目前对精神胜利法在社会文化层面的批判是不彻底的,无法真正解决“国民劣根性”。而人类学脱离具体环境的思考,又给改造精神胜利法的努力涂上了浓重的悲观色彩。     

鲁迅《阿Q正传》的叙事视角初探

《阿Q正传》是鲁迅的代表作,它因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依靠精神胜利法而活着的悲剧性小人物阿Q的典型而受到国内外的广泛赞誉,因此关于这部小说的研究也很多。然而纵观国内外有关《阿Q正传》的文献,学界对《阿Q正传》内容的研究多于对其叙事形式的探讨。文章从叙事学的角度,对《阿Q正传》的叙事视角进行了研究,认为该书在总体的零聚焦全知型叙事视角的模式下,运用了视点转换、视角模式转移和视角越界等叙事策略,从而最大限度地达到了作者所预期的目的。     

启蒙思潮与“阿Q”的精神谱系

五四之后,启蒙思潮从原先寻求文化变革的思想启蒙变换为一种召唤暴力的阶级性革命启蒙,这种阶级性革命启蒙一直延续到十七年文学叙事之中;改革开放之后,启蒙思潮重新兴起,主要表现为经济意识的启蒙和受抑制的人性解放.从20世纪中国启蒙思潮视角,观照20世纪乡土中国文学典型作品,解读<阿Q正传>等文本所构成的"阿Q精神谱系"与启蒙思潮的内在关系,分析中国农民走向现代性的外部压抑性结构和内在思想阻力,对于探寻新世纪历史语境下"新启蒙主义"与农民思想解放的可能性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