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缓贫效应分析——来自云南的证据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中国农村反贫困的重要制度,但其作用主要是缓解贫困而非消除贫困。通过对云南省农村家庭调查问卷的分析可见,我国农村低保制度在缓解贫困和收入不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但十分有限的作用,且这些作用存在明显的地区间和民族间差异。尽管如此,农村家庭成员对农村低保制度给予了较高评价。这种主观评价一方面反映出农村低保制度对农村低保家庭成员起到了缓贫解困的作用,增强了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感;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农村低保制度在管理运行中存在着公平性不足等问题。应从制度理念、制度管理和运行以及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增强民族地区农村低保制度的缓贫效果。     

城市低保边缘群体社会救助缺失的伦理分析

城市低保边缘群体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相伴而生,但是由于思想认识的不足、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和社会救助体系的不完善,城市低保边缘群体的社会救助处于缺失状态。社会救助的缺失不仅使低保边缘群体的基本权利无法保障,破坏社会公平,而且会直接增加城市低保制度的压力,造成社会的不稳定,阻碍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加强对低保边缘群体的社会关怀,应从完善低保制度、发展专项救助和发动社会力量三个方面来保障低保边缘群体的基本生活。     

民族贫困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目标瞄准效率研究——基于两个贫困民族自治县的农户调查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下简称农村低保制度)的目标是稳定、持续、有效地解决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影响农村低保制度目标实现程度的主要因素包括救助的方式(输血式救助、造血式救助)、救助的力度与覆盖面,以及救助对象的瞄准。作者对两个贫困民族自治县的实地调研发现,现有的农村低保户的确定方法使得民族贫困地区农村低保制度的目标瞄准效果存在一定偏差;从农户生计资产的视角来识别农村低保对象,对农户的生计资产进行测量并以此为依据判断农户纳入农村低保范围的先后顺序,农村低保制度的目标瞄准率明显提高;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农村低保保障力度,真正实现动态管理和应保尽保。     

论最低生活保障职能在政府间的合理性分配——兼析《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从低保建制到《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公布施行,我国政府间低保职能分配改革逐步走向深化,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低保制度的规范性与公平性。但现行低保职能分配体系无论是在财政责任分配还是在管理责任及决策权分配中,仍面临着影响低保制度减贫效能的结构性矛盾。相应的治理策略应包括:规范"中央—省—市"三级政府间的低保财政转移支付,以平衡低保财政分配的公平与效率目标;构建"街道主导—社区协助—家计调查中心为补充"的低保管理体系,以兼顾低保管理的规范性与灵活性需要;推行"中央确定低保基准线,地方决定价格补贴水平"的低保标准制定程序,以化解低保标准制定中自主性与统一性的矛盾。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缓贫效应:来自西部民族地区的证据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中国农村反贫困的重要制度,基于民族地区农村家庭调查问卷的分析发现,农村低保制度在缓解贫困和收入不平等中均发挥了积极但较为有限的作用,这些作用在地区间和民族间存在显著差异。尽管如此,低保家庭成员对农村低保制度给予了较高评价。在缓贫效应方面,低保待遇缩小贫困差距的作用要大于降低贫困发生率的作用。并且,低保待遇对少数民族家庭的缓贫效果要好于民族地区汉族家庭。在收入分配效应方面,总体上,低保待遇仅能使农村家庭基尼系数和人均家庭收入离散系数分别降低3.5%和3.2%;但低保待遇缩小少数民族家庭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好于汉族家庭,缩小民族之间收入差距的作用则大于缩小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的作用。此外,低保家庭成员的主观评价也反映出了农村低保制度在管理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目标定位机制的反思——从家计调查到类别身份

目标定位机制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核心要素,它决定着农村低保受益人的资格问题。我国农村低保制度采取以家计调查为基础的目标定位机制。本文从理论、实践和农村低保运行效益几个维度分析以家计调查为核心的目标定位机制并不是农村低保的最佳选择,提出以身份类别为核心的目标定位机制来建构农村社会保护制度的观点,并对这一机制的内容和意义进行阐述,以期对农村社会保护制度的完善提供一些启示。     

凉山州农村低保制度减贫成效、问题和特殊挑战——基于甘洛县的分析

对四川凉山州甘洛县的调查研究表明,农村低保制度建制逐步完善,救助人数和家庭明显增加,农村女性、老年人和未成年人救助率增高,保障标准缓慢提升。但是,该县农村低保制度也面临着制度内普遍性问题和制度外的特殊挑战。制度内普遍性问题表现为：制度运行公平性不足、救助待遇低制约购买力、评审程序不规范激发社会矛盾、社会化发放推行难、制度监管缺位。制度外的特殊挑战则包括：因灾致贫人数多、矽肺病和艾滋病患等特殊困难人数增多、地方政府财力严重不足、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这些因素对农村低保制度减贫成效的精准性和公平性构成了损耗。基于反贫困政策体系的整体性视角,本文从社会保障制度与其他社会反贫困政策两条路径提出了对策建议。     

我国城市低保制度实施及其立法问题研究

对城市低保制度实施状况调查结果的分析表明 ,我国相关立法价值取向不明确、法律法规内容概括、执法偏离立法目的、法律功能弱化 ,提出以“公正性”价值为社会救助立法的核心设计有利于低保对象的积极差别待遇和司法公正程序     

我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综合评估

鉴于表征低保水平指标的多样性,本文认为应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我国城市低保水平进行综合评估。本文在理论分析和文献述评的基础上,通过信度和效度检验,构建了由低保标准和实际保障水平两个子系统构成的低保水平指标体系。本文主要采取因子分析和均方差赋权的方式,合成低保水平指数,得到36个中心城市的评估结果。评估结果表明,我国各城市的低保水平指数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具相关性,低保标准指数和实际保障水平指数不具相关性。基于此,本文提出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应考虑构建基于相对贫困的低保标准,且不同类型的城市应根据评估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低保制度的建设重点。     

城市低保制度的研究现状、问题与对策

通过梳理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的主要论点可知:目前有关低保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脱节的问题,自说自话的现象比较普遍.当前城市低保制度在核定家庭经济状况、形成有效的动态调整机制、维护救助者的尊严和自由、低保工作人员队伍建设等方面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为此,应当规范以家庭经济状况调查为核心的审核制度、建立与促进与就业相关联的动态调整机制、强化以法制为基础的惩戒规范、完善以社会救助体系为目标的配套制度.     

现阶段我国城乡低保制度衔接问题研究

现阶段,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加快,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衔接问题被提上日程。目前,城乡低保在法律建设、保障范围和保障标准及管理体制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妨碍着制度衔接。加快城乡低保制度衔接,需要尽快构建一体化的城乡低保法律体系和低保组织机构;需要统筹城乡低保资金,以逐步实现城乡保障范围和保障标准的一体化。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价值取向透视——以昆明市为调研个案

昆明是较早实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城市,低保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也表现出不少值得深思的问题:贫困是个人问题还是社会问题;最低生活保障的获得是接受恩赐还是享受权利;工作人员与受保对象的关系是管理还是服务等等。对昆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状况进行分析评价,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国民权利意识和"以人为本"价值取向的严重缺失,导致受保对象虽然在物质生活方面得到一定的改善,但在精神上却付出极大的代价。城市低保制度与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的社会福利目标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这种状况应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深切关注!     

可持续生计视角下我国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的有机衔接

农民可持续生计内在地要求政府农村反贫困行动相互配合和有机衔接。因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与扶贫开发两项基本农村反贫困行动孤立进行,农民生计改善的非持续性已相当突出。为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建议突破目前最低生活保障仅为扶贫开发提供低保对象的劳动能力信息的衔接思路,实行三种衔接路径有机结合的复合型衔接模式,充分发挥两种反贫困行动在农民可持续生计目标实现中的协同作用,并进行三方面的配套性制度构建。     

浅析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村医疗保障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三项重点。研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等几个方面,有助于推进新农村建设。     

从本体论到生存论——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的实质

西方传统本体论哲学是对近代科学精神的哲学表达。它以物的逻辑理解人,把人理解为抽象的人。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从科学逻辑向历史逻辑的转变,从物的逻辑向人的逻辑的转变,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提供了生存论的解释原则和历史性解释原则。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它的总体性质是历史生存论。     

诗意地承担自己的生存——论马缨花的生存方式

既与人对骂又开着“美国饭店”的马缨花以粗野方式在饥荒年代承担着自己的生存。如果拨开这层表象,可以看到,她其实是以非常手段来保证自己在非常年代的诗意生存。     

存在·生存·生活——论人在世的方式

人是世界上最复杂和最高级的存在物,人具有自然事物的一切属性.存在是人作为自然物质最具普遍性的在世方式,表现为自然界盲目的运动;生存是人作为有生命的生物(动物)在世方式,表现为人的本能的自然合目的性活动;生活是人作为人(劳动实践、社会关系、理性、意志、神性、文化等)的在世方式,表现为有意识的功利性目的活动和超功利目的的自由活动.存在生存都是人在世的基础前提和手段,生活才是人在世的目的意义和方式.     

境界与生存--境界说的生存论意蕴

冯友兰先生以人生四境界说,追寻着人生存的意义.本文试图从人生四境界之分析,来揭示其生存哲学之意义.并与存在主义者雅斯贝尔斯生存哲学思想比较,力求从中剖析殊途同归的原因--乃源于对人之生存的领悟,乃源于对生命的诠释.这一切启迪我们在中国现代化的语境之中,唤醒对人的生命价值之尊重.     

论程序的设置与监督

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特别是程序化建设,是中共十六大提出的一项新课题。既要注意监督程序设置的科学性、公开性和合法性,又要建立和完善监督自身的程序,即法律程序、道德程序、时间程序、空间程序、角色程序等。遵循这些程序,对于我们搞好监督、提高监督效果,是大有好处的。     

新农村建设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现路径

要想改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当前农村建设中若即若离的状态,急需探索切实可行的操作性措施和路径。立足于农民的利益需求,培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生存土壤;转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表述方式,建立农民群体能理解、乐接受的话语系统;激活农民主体,培育乡土文化人才,引导农民在亲身参与中悦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尊重文化发展规律,寻找先进文化与乡土文化的结合点,在乡土文化中培植核心价值观念的生长枝条;以红色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精神基石,使红色文化构成农民核心价值理念的情感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