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供给三重失灵与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创新

公共服务供给中政府失灵、市场失灵与社会失灵的同时存在造成了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效益和质量的低下.为了探寻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之道,我们需要突破在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做出非此即彼选择的惯性思维模式,借鉴新公共管理、治理理论等分析工具,构建我国公共服务供给的一主多元型新模式.这一模式势必需要我国政府实现从直接生产者的单一角色向兼任生产者、安排者和培育者的动态角色转换.     

食品安全、社会系统失灵与公共政策--兼论产业政策、腐败与雾霾治理

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社会共治失灵及其交互导致的食品安全治理失灵,是一种典型的社会系统失灵现象。针对这种现象,基于食品安全"监管困局"及其形成机制,定义社会系统失灵的概念和内涵,提出社会系统失灵的三个核心问题,即单纯依靠市场或政府治理不能解决社会系统失灵、单纯依靠社会共治不能解决社会系统失灵、单纯依靠正式或非正式治理不能解决社会系统失灵。在社会系统失灵三个核心问题基础上提出的解决社会系统失灵的公共政策方向及策略,包括震慑、惩罚与追溯等正式治理,风险交流、价值重构、重塑行为规则等非正式治理,及二者的动态混合治理,如信息技术与制度安排的混合治理等。对社会系统失灵的分析可以拓展到对产业政策治理、腐败治理和雾霾治理的分析中,提出社会系统失灵的治理与抵消性规则。     

试论公共治理中的"政府失灵"及其规避

政府干预是解决市场缺陷的必要手段.然而,公共选择理论从政府的"经济人"假设出发,揭示了"政府失灵",即政府由于自身的局限,在解决"市场失灵"过程中,还存在着治理中的政策失误与低效率问题.有鉴于此,解决"市场失灵"之时规避"政府失灵",就成为优化公共治理的不可或缺的重要问题.     

论如何运用经济法平衡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经济法的发展,经济规律产生了市场失灵.但同时在政府的干预下祈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政府本身也有很多“失败”.控制权法作为一种工具,我们需要使用特定的功能,良好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协调和平衡的经济规律.     

我国高职教育中的双重"失灵"

改革开发以来我国高职教育有了很大发展,但至今仍存在无法解决的问题."哑铃"现象集中反应出了高等职业教育中的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及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为此,需打破传统二元对立模式,探索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新路径,构建高职教育管理新体制体系.     

论政府失灵的市场化治理

要有效治理政府失灵,必须首先确立关于政府的理论基点：政府及其官员也是“经济人”;政府并非全知全能,而只具有“有限理性”。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治理政府失灵的核心理念及其关键,是借助市场的力量,把市场机制导入政府管理领域,建立掌舵型的“企业化政府”     

制度型政府失灵及其治理对策

政府与市场虽然处于两个不同的领域,实施不同的原则,但二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制度型政府失灵是由政府内部行政组织与管理制度的缺陷所导致的效率低下。治理的对策,在于完善政府制度体系,进行行政改革,适当引入市场机制,构建高效率的政府运行机制。     

论产权失灵

文章在界定产权失灵含义的基础上分析产权失灵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干预,并探讨了我国转型时期公有制经济中的产权失灵与非公有制经济中的产权失灵,最后提出了在一些领域从产权入手比从政府干预入手更有利于市场失灵问题解决的观点.     

西方国家政府规制失灵的主要理论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

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在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和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政府规制兴起了.实践证明政府规制并不是解决市场失灵和规范公共服务的有效方法.分析资本主义国家政府规制的失灵,对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政府行政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认证认可与政府职能转变：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视角的分析

我国认证认可事业具有政府主导的鲜明特征,在政府的推动下迅速成长,并促进着经济的发展。从分析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失灵入手,探讨政府在进行干预时存在的政府失灵,进而引入认证认可活动。研究表明,认证认可不仅服务于经济发展的需求,能够有效消除经济运行中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更重要的是,它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手段。作为中介服务组织,认证认可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政府职能的转变。     

政府的权力作用方式变革与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伴随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启动,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行政体制改革对政府变革权力作用方式,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新要求。回溯建国以来政府权力作用方式的演变与适应社会治理需要之间的互动过程可以发现,随着社会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理念的变化,政府权力作用方式需要相应变革以适应现代社会治理的需要。因此着重探讨新形势下的社会治理所要求的政府权力作用方式变革,进而通过变革提升其社会治理能力。     

和谐社会目标之下的政府治理

从统治到治理,从善政走向善治,是当代政府治理变革的基本趋势。追求社会和谐与善治,始终是我国治理变革的基本目标与价值。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几轮机构改革,目的都是精简机构,提高效率,惠及民众。然而,由于对“主体替代”模式的过度依赖,使治理的目标与路径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导致我国政府治理中出现诸多不和谐因素。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必须确立多中心治理理念,注重治理结构的均衡;必须完善公民参与机制,提高社会自主治理能力。     

企业重组、政府作用与市场秩序————对近年来国内几个钢企并购案的分析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本质问题是政府和市场两种秩序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国内钢企的重组以及经济转型的根本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中政府治理模式和政府角色的适时转型问题,其根本途径是通过推动政府治理模式从直接以行政手段干预经济运行转变到建立有限、责任、法治的现代政府,建立公平、正义的规则,完善产权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和政府投资项目责任追究制度,继续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继续推进政府从一般市场竞争性领域中退出,克服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经由政府治理转型推动市场秩序的规范和完善。     

论以善治理念推进我国公共行政体制改革

用善治理念改革公共行政体制的浪潮已在全球兴起,中国也不例外。应将政府管理改革的目标定位为建设全新的“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政府。这要求在政府与社会、市场关系、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方面重点推进改革。     

转型政府与行政法治

四十多年的改革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行政法治的变迁史。以政策追踪分析的方法,可将中国行政改革分为四个阶段,相应地,行政法学也经历了四个转型：第一阶段是“精兵简政”改革,是行政法制的初创期,效率价值主导了行政法学研究;第二阶段是“职能转变”改革,在这一阶段,控权理念占据依法行政的核心要义,形塑了以行政行为为支点的行政法学体系;第三阶段是“公共服务”改革,拓展行政活动的形式,在平衡论与控权论的论辩中探索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的根基;第四阶段进入国家治理改革,补强民主正当性的实质法治路径受到青睐,新行政法学研究提上日程。历史发展的脉络表明公法研究必须深植本国背景。唯有理解当下并预判未来的政府定位,才能经由法释义学方法而发展出契合国情的行政法治。     

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价值取向

当代西方的政府管理改革,既是为了摆脱自身面临的危机和困境,也是为了更好地回应社会的要求,重塑政府形象。以市场化的价值取向为基础,当代西方各国开展了一系列的行政改革。在改革取得成效的同时,一些学者围绕改革的价值诉求和道义基础等问题,对改革提出了批评和质疑。通过对这场论争的梳理,就改革中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出一些新的思考。     

解放思想与行政体制改革关系的历史考察与启示

解放思想为正确认识我国行政体制的弊端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同时,要求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因而,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思想基础.解放思想是深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推动力量.对我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和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开启了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探索;对市场经济突破性的新认识促进了政府职能的转变.解放思想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关系的历史过程,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当前,要紧紧抓住转变政府职能这个核心,着力理顺部门职责关系,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同时坚持积极稳妥的方针.     

善治视阈下基层政府职能转变的现实困境及其超越

基层政府职能转变的进程深刻影响到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成败。把基层政府职能转变置于善治语境下进行考察,分析其面临的现实困境及产生的原因,有助于厘清新形势下我国基层政府职能的责任框架。积极探寻善治的制度平台,重塑善治政府的价值理念,有利于政府公共权力合法性的重构与稳固。当前基层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最为紧迫的任务是重塑善治政府（Good Governance State）的价值理念。要将基层政府善治理论放在国家整合的视角下,动用国家可利用的资源,实现我国基层政府职能的顺时、顺势转变。任何孤立或单项的行政体制改革都很难取得实质性成效,必须从国家对社会治理的角度,进行县、乡（镇）连动的结构性改革,建构一个高效廉洁、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治理体系。     

论民主法治框架下的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

在从事公共事务的管理和政治活动中,现代国家逐渐形成了日益复杂的治理结构和制度体系,政府治理体系的内涵和形式得到了新的诠释和延展。民主与法治作为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权源价值和目标保障,为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的政府治理文明提供了基本方式和路径选择。新形势下的政府治理体系改革需要形成法治政府、市场经济、社会三者相互约束和支撑的合作治理框架,以政府的职能转变为中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中国公用事业民营化:基于契约的治理

近年来,强调公私伙伴关系的民营化模式在我国公用事业改革中颇为流行。市场机制在公用事业治理中的引入,在政府、企业与民众之间形成了3种契约关系,其中以政企契约关系尤为重要。政企之间特许经营合同具有行政契约性质和不完全契约性质,由此导致了政企契约关系的治理难题。我国公用事业民营化中契约治理存在认识和制度规范方面的缺失,实现规范契约式治理是顺利推进公用事业民营化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