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风俗犯罪实行行为的规范重构——基于法益侵害说的展开

根据法益侵害说的立场，入罪化的准则是行为具有法益侵害性。不过，并非所有的法益侵害行为和具有法益侵害危险的行为都应被予以入罪化，还需要借由从属性原则和伤害原则对其进行限定。以风俗犯罪正当化的基础要件作为考察依据，得以推知我国风俗犯罪实行行为的设定不尽合理，表现为相关实行行为的规定失之于笼统、粗疏，缺乏法律规范应有的明确性与周密性，致使不具有法益侵害性的行为被纳入刑法规制范围，与法益保护原则相悖。缘于此，有必要在犯罪论层面对我国风俗犯罪的创制进行检讨，以便能够适时厘正设定失当的实行行为，并将相关的风俗犯罪予以出罪化，进而规范风俗犯罪的处罚根据。     

20世纪的中国风俗文化研究

２０世纪是中国风俗文化融入世界的历史，是中西风俗文化交融的研究高潮时期。在这百年的风雨中，中国风俗文化的研究经历了高峰、低谷、热潮三个阶段     

古代风俗诗歌初探

我国是文明古国,有着源远流长、绚丽多姿的诗歌传统。在古代诗歌总库中,有一种记述多式多样风俗习惯的风俗诗,是我们了解历史,熟悉国情,找寻古人心理轨迹所不可缺少的。古代风俗诗分类封建社会在我国延续了两千多年,因此,古代风俗诗记述的是封建社会的生活情景,其     

浅析山东临淄的清明节民俗活动

清明节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大约始于周代，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时间是在公历的4月4日或5日。我国的清明节除了禁火、扫墓等风俗，还有荡秋千、踏青、打马球、插柳、蹴鞠等一系列非常有趣的风俗活动。临淄清明节的风俗习惯除了扫墓以外，还有两项非常重要的，即蹴鞠及吃鸡蛋。文章将对清明各种习俗进行简要梳理、概括及分析。     

西夏社会风俗考述

自古以来,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风尚习俗。对于人类文明进步标志的社会风俗,人们都应该对它探讨和研究。西夏,是公元十一世纪至二十三世纪初,存在于我国西北地区的一个以党项先为主体的地方性民族封建政权,它的社会风俗,如服饰、发式、居住、婚姻、人寿医药、饮食、复仇行为、葬俗,等等,很值得人们去研讨一番。建国以来,研究西夏历史的同志在他们的论     

清明柳

“侵陵雪色还萱草，漏泄春光是柳条”。杨柳是报春的使者。自古以来，人们都喜爱杨柳，形成许多与杨柳有关的民间风俗和情趣盎然的柳文化。     

传统风俗与现代化

文章考察了传统风俗与现代化的复杂关系,主要论点是传统风俗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产物,并曾起过积极作用;对于现代化进程,传统风俗既有冲突又有适应,应当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同时,现代化进程引起一些传统风俗的变革,而此变革反过来又促进了现代化进程.当前我们应当在继承能适应现代化的传统风俗的同时,进一步变革其不适应现代化的部分,以社会风俗的现代化推动我国各方面的现代化建设.     

我国少数民族茶风俗

我国是茶的故乡,饮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不仅汉族人民有着悠久的饮茶历史、饮茶文化和饮茶风俗,生活在祖国大家庭的各少数民族也将茶作为生活必需品,而且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的饮茶习俗。     

幽谷兰香

黄金藏在地下，大鱼游于深水，君子隐居于山林，乔木生长在高山。人的出身、家世、环境、风俗、人情，都可能影响其一生。     

论风俗与国家权力和宗教信仰之关系——以火葬为例

风俗之事关系国计民生,不仅是人们宗教信仰的依托,还影响到国家的统治秩序。本文欲以火葬这一风俗为例,通过分析我国古代火葬的兴废,来揭示风俗与国家权力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并指出,风俗的改变根源于人们宗教信仰的变化,仅凭国家力量的强制推行是无法实现的。     

原始宗教上源新探

风俗文化是人类最初的文化，原始宗教诞生于风俗文化的母腹中，并从风俗中汲取富有生机的能源，使其成为社会机制不可缺少的部分。当原始宗教一跃而发展为人为宗教时，风俗文化与其逐渐分离，但仍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形成互相渗融的局面。     

中国朝鲜族风俗类型及其区域分布

在中国的朝鲜族风俗之中，包含有两种因素：其一是从朝鲜带来的固有凤俗，这是构成朝鲜族现有风俗的基干；其二是在新的生活环境中发生变化和重新形成的风俗，这是构成朝鲜族风俗的分流。本文根据在对东北三省以及内蒙、河北省等地朝鲜族聚居的市镇村屯进行详细调查的基础上，就现今中国朝鲜族的凤俗类型及其分布状况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土家风俗建构解析

我国各民族的风俗异采纷呈,美不胜收。各民族交往频繁,联系密切,因而他们的风俗必然有某些共性。交往愈频繁,联系愈密切,他们在风俗上的共性就愈多。不同民族在风俗上的共性的来由,不全是单向的扩散或传播,也还有双向的交融和变异。尽管有这些共性,各民族风俗的个性仍占主导地位。一个民族内部的状况却相反,在不同支系和不同地域之间,风俗难免有某些个性,然而,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共性。     

王安石风俗思想简论

王安石关注现实社会与风俗变化的联系,其集结点就在“流俗”,或称“流行于世的时俗”,是社会发展中种种弊端。其风俗思想与他的改革事业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是他政治思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风俗思想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风俗思想的核心在于济民,在于安业,通过社会发展中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包括思想建设的相互协调．形成美俗、良俗,直指时弊,即“流俗”。其风俗思想既有密切联系社会现实的时代性与实践性。又有博取众收,对传统文化包括风俗文化的理性审视．经过深入思索所作的批判总结,表现出其风俗思想的独立性、完整性。     

两都巡幸之行期与元朝诸帝

元朝诸帝在两都巡幸的行期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以行期一百五十天为分界线，可元朝诸帝划分为两组。根据两组对象在文化倾向、生活背景等方面的表现，分别将之称为汉地式君主与草原式君主。汉地式君主因高度汉化、久居汉地、不习军事等原因而对上都的风俗文化、气候存在不适应，故缩短巡幸的行期；而草原式君主则因固守草原文化、久居草原、军事经历丰富等原因而对上都的风俗文化、气候颇为宾至如归之感，故延长巡幸的行期。可见文化差异与草原气候的适应程度是影响巡幸行期的主要因素。     

风俗变异的心理阐释——“改土归流”时期湘西地区土家族风俗突变现象研究

改土归流时期，湘西地区土家族风俗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突变，这在人类风俗史上是一个较为典型的范例。本文主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对这一现象发生的心理根源进行探讨，认真地分析了导致这一风俗突变现象发生的主导方面的政治心理动因和接受群体方面的心理动因，并认为，当人类在一定程度的政治力量影响下，情感、观念、意识等方面发生转变后，其风俗就有可能发生范围及程度不同的突变现象。     

论《风俗通义》的训诂

《风俗通义》又称《风俗通》,是部在训诂上能给人以深刻启示的著作。而长期以来,人们对它这一点却涉猎不多。其书残缺于宋代,仅存十卷;后来经过清人校刊、辑佚,最近吴树平、王利器先生又在前人基础上,扩大成果,分别撰成《风俗通义校释》、《风俗通义校注》,虽然都是残本,但仍可见原书一斑。《风俗通》作者应劭,与郑玄、刘熙同时,上距许慎也不过数十百年之久,他们的著作正可互相验证、补充,以此求得训诂学的深入探讨。基于此,本文打算根据《风俗通义校释》,从下列方面,谈谈《风俗通》的训诂。     

欧阳修风俗思想研究

欧阳修以特立独行的批判方式形成自己疑古辨伪的理论风格,对于整个宋代社会之前的风俗思想进行了必要的理论清洗.其中,他将经学与风俗思想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对<易>、<周礼>等典籍进行的批判、质疑、驳斥,显示出其战斗精神.他所要强调的,无论是有意或是无意,都在事实上以"民"与"俗"为重要依据,显示出其风俗思想的民本内容.但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民本思想的表达者,他的风俗思想与他的文化思想,在根本上或在总体上都是以国家、社稷为出发点的.欧阳修特别重视礼教对社会风俗良性发展的重要作用,一再强调对"三代"传统的维护,藉以抵抗佛老"鄙俚"、"怪妄"之俗,他所要坚持、维护、修复的正是冠之以"尧、舜、三代"之名的"正统". 他的风俗思想是北宋前期政治家、文学家阶层风俗思想的代表.     

试析《史记·货殖列传》与《汉书·地理志》中的风俗地理思想

风俗地理思想认为，风俗的形成和延续因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而具有区域差异，因受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而具有相对变迁，并且这两种因素是同时影响、共同作用的。风俗在形成之后，其特征还具有相对稳定性。《史记·货殖列传》与《汉书·地理志》多角度地体现了这种思想     

对民俗的历史解读与开发

风俗又称民俗,它是一定的人群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生存、发展所形成的生活习惯,是集许多个主体无意识经验而形成的群体性生活方式.人是风俗的主体,也是民俗所属的载体,风俗研究是以人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风俗是历史形成的,它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风俗考古就是借鉴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和研究成果,进行追踪和源流的考证,从而为史学打开超越文本的广阔领域.历史不论是用文字表述还是通过风俗来演示,都要经过现代人的选择加工,用历史的眼光对风俗进行加工.今天,民俗作为鲜活的,兼有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已经进入中国文化主流的视野,这不仅使民俗成为新世纪文化的重要资源,也将给社会史的研究带来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