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怀疑新探

怀疑是突破创新的先导,对于人类认识和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合理怀疑是有事实根据的,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意义上的怀疑。提出合理怀疑要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出发、以客观事实为根据、以社会实践为基础、以已有的认识成果为前提,同时还需要辩证否定的精神和开拓创新的勇气。     

建立在"笛卡尔公理"上的一个怀疑逻辑系统

怀疑逻辑是关于人们合理怀疑的逻辑。如果说知道逻辑、信念逻辑都是"正"的逻辑的话,那么怀疑逻辑则是"负"的逻辑。将怀疑算子D加于命题之上就构成怀疑命题。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可以作为怀疑逻辑的特征公理:某人怀疑p,蕴涵着他对怀疑p是不可怀疑的———我们可以将之命名为"笛卡尔公理"。从该公理可以推论得到定理:某人不怀疑p,蕴涵着他对不怀疑p是不可怀疑的。该定理与笛卡尔公理一起作为当下思维存在的自明性公理。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以"笛卡尔公理"作为一个特征公理的怀疑逻辑系统(PD)。笛卡尔公理与知道逻辑中的智慧公理(苏格拉底公理)在逻辑上是同构的,它们均对应于模态逻辑中的E公理。怀疑逻辑作为一种认知逻辑,有广泛的用途,它可以运用到政策反驳、科学批判、法律推理等领域。     

"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研究

“排除合理怀疑”是英美法系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标志性表述,它是刑事诉讼中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也是其最严格的证明标准;该证明标准具有表达形式的主观性、实质追求的客观性以及反证和逆向思维的特点,体现出认识论上的合理性和实践中的可操作性。“排除合理怀疑”可以使我们从全新的视角来考量刑事诉讼之证明标准,对我国诉讼证明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操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试论合理的怀疑

合理的怀疑是有事实的根据或者有现实的根据的怀疑。合理的怀疑具有根据性、实践性、辩证性、中介性、知识性和顺序性。合理的怀疑与怀疑主义的区别在于：怀疑的根据、怀疑的目的、怀疑的结论、怀疑的辩证性、怀疑理由的可消除性和怀疑的语境的不同。正确地认识合理的怀疑，有助于我们弘扬怀疑精神，批判怀疑主义。     

理性怀疑:政府信任改善的压力机制

政府信任危机已成为一种国际现象,如何改善政府信任也就成为各国政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 问题。由于受既定的主客体二元思维模式的制约,过多地强调通过政府的自身有为来改善政 府信任,其实际效果差强人意,为此,必须突破传统思维定势,转换研究路径。政府信任应 当是政府与公众处于平等地位,由二者互动而生成。因此,政府信任的改善不仅需要政府有 为,更需要公众自觉。在缺乏理性怀疑和批判精神的中国,公众自觉就是要让公众对政府保 持理性怀疑,并使之成为改善政府信任的压力机制。这既要求在理论上作出剖析,更应该在 实践中进行探索。     

维特根斯坦对笛卡儿“我”的重新定义

笛卡尔对"我思故我在"的论证确立了近代哲学中"我"的地位,实现了哲学认识论的转向.而在维特根斯坦看来,笛卡尔对"我"的界定是西方哲学弊病的一个重要的根源,并通过对笛卡尔"我"的重新定义达到消除哲学弊病的目的.     

论笛卡儿的数学形上学思想

笛卡儿思想的核心是他的数学思想。他认为世界是一个存在于空间中的无限的、一成不变的数学机器,因而数学是解开自然奥秘的一把钥匙。他把数学作为统一各门科学的一般方法,从而为人类知识找到一个坚实而可靠的基础。     

论怀疑论哲学和怀疑

怀疑论是哲学史上具有一定消极影响的哲学形态 ,其根源就在于它的理论思维方式 ,即相对主义和全面否定。然而 ,怀疑论仍处在人类认识发展的逻辑中 ,在认识史上具有积极作用。它是认识达到辩证统一和深化的重要环节 ,其原因就在于怀疑论包含怀疑这一认识环节。认识论意义上的怀疑是对怀疑论哲学合理性的继承 ,是认识主体积极的思维倾向     

笛卡尔的方法论反思及其在哲学中的应用

文章梳理了笛卡尔将真理知识的体系惟一的建构在人理性能力之上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的梳理,阐明了笛卡尔哲学以理性为真理惟一奠基点的特点。笛卡尔强调人精神的理性能力,并把这种能力抬高到真理本源的位置上,则以哲学形式宣布了人的理性能力的独立和在真理系统中的确立,是近代理性主义当之无愧的奠基者。     

试论"排除合理怀疑"的合理性

"排除合理怀疑"是普通法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经典表述,它是刑事诉讼中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该证明标准符合认识论的规律性,体现了主客观相和谐并且反映了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理念。"排除合理怀疑"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孔子生辰揭谜质疑

关于孔子的生辰,史书的记载存在着分歧.江晓原先生认为孔子生于公元前552年10月9日.这一论断忽略了古书记载中存在的校勘问题,<公羊传>中记载孔子生辰的"庚子”极有可能是"庚午”之讹.所以,江晓原先生的结论尚不能取信,孔子的生辰极有可能是在鲁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的庚午日.     

汉英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论对比研究

"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观决定了汉语的直觉性和悟性思维。汉语在词法、句法以及篇章上注重意义表达的整体性。"天人相分"的西方哲学观决定了英语的逻辑性和理性思维。英语在各个不同的语言层面以形态和形式结构为主。汉英思维方式的不同决定了汉语重语义和英语重语法的研究方法论差异。     

在&lt;电工技术&gt;课程中开展研究性学习的思考与实践

通过分析研究性学习的内容及其目标定位,阐述了研究性学习是实施创新教育的有效途径,最后论述了在<电工技术>课程中,开展研究性学习,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的实施.     

"反思前的我思":真正地回到事实本身--论萨特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搁置

笛卡尔把所有的事物都来怀疑一次,怀疑到只有“我在怀疑”这一当下最后的怀疑而不能怀疑为止,发现我在怀疑以我的存在为支撑点,由之而得出了哲学的第一原理：“我思故我在”。站在现象学的立场上来看“我思故我在”,由于笛卡尔自我的经验化、实体化,笛卡尔的“我思”还没有达及自我的意会之知,不具有自我明证性的“是者”,近代哲学确实性的支点动摇了。萨特以“反思前的我思”来置换笛卡尔的“我思”,就是认为“我思”不是原初意识,不是那道始源性的“光”,没有回到事实本身、回到人与世界的最初关联。     

论竟陵体

竟陵体一称最早出现于明万历末年,竟陵体虽孕育于晚明的公安派诗风,但它更是竟陵派诗人感受时代风会,追求诗歌创新的一种产物。竟陵体以“隐秀”为旨归,以“孤清”为诗趣,具有灵朴苍寒、不避险怪、用字细幽等风格特征,仅以“深幽孤峭”来概括它的特征,尚是不全面的。在明诗的历史演进中,竟陵体与公安体的形成俱是晚明诗歌革新运动的体现,对明诗的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小说叙事结构与作家思维方式——以《冈底斯的诱惑》、《马桥词典》、《檀香刑》为例

小说的叙事结构往往能折射出作家的思维方式。新时期作家马原、韩少功、莫言力图突破传统叙事的思维模式创造新思维,他们各自的代表作《冈底斯的诱惑》、《马桥词典》、《檀香刑》体现出他们独特的思维方式。马原的拼贴思维、韩少功的置换思维、莫言的撤退思维代表了新时期叙事结构创新的三种类型,标志着新时期文学在叙事结构上完成了否定之否定阶段,使传统的单向、封闭叙事结构不断走向多元、开放,这是一条不断创新的道路,也是不断进行思维革命的道路。     

思维方式与语法研究的方法论

语法结构是思维方式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印欧语社团的思维方式重推理,汉语社团重直觉,通过比喻例证的方法挖掘两类事物之间的联系,进而说明事物的性质和特点,宜采用"A借助于B,从A与B的相互关系中去把握、体悟A和B的性质和特点"的方法,突出主观的因素在语法结构中的作用。现在西方兴起的隐喻理论实质上相当于汉语社团的直觉性思维。     

打造精品课程 提高教学质量——“民法学”省级精品课程建设的改革与实践

打造精品课程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保证。教学内容是精品课程建设的关键,课堂教学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桥梁,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是精品课程建设的保障,综合素质的培养是精品课程建设的目的。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民法学"省级精品课程建设旨在探讨打造精品课程提高教学质量的途径和改革实践,为精品课程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     

广播电视新闻教育中的创新思维研究

当前的广播电视新闻教育的重心，过多地放在了学生的基本技能和技巧的教育上，而忽视了对受教育者创新思维的训练与培养。因此，我们应当从想象、情感、视觉、声音、美感、态势等方面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思维能力培养，以确保我们培养的学生未来能够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梁漱溟的“以道德代宗教”思想研究

梁漱溟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以道德代宗教”。儒家主要通过伦理名分和礼乐揖让代替宗教的功能,伦理礼乐具有情感安慰、意志勖勉的作用,通过情感扩展和情感的客观化、制度化,实现“以道德代宗教”。梁氏沿袭儒家重情主义的路线,与西方休谟的经验论情感主义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梁氏不仅注重情感经验,而且强调人类理性的重要性,主张即情即理、合情合理。在他看来,在约束的强度上,宗教具有更强大的力量;在适用的广度和纯度上,儒家道德则超过宗教。梁漱溟关于儒家与宗教关系的研究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