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太祖尊号谥号考辨

《辽史》是在辽王朝灭亡二百多年之后撰写的。由于年代久远,史料散失,撰写时缺乏认真核对,因而成书后讹误甚多。明显者如国号更改失载,年号误记等等,比比皆是。本文试图根据近年出土的考古材料,对《辽史》中关于辽太祖尊号谥号的记载,进行一点订正。据《辽史》记载,太祖生前群臣所上尊号有二:一为公元九○七年的“天皇帝”,二为公元九一六年(神册元年)的“大圣大明天皇帝”。其死后谥号有三:一为公元九二六年(天显元年)所上的“升天皇帝”,二为公元一○○八年(统和二十六年)进谥的“大圣大明天皇帝”,三为公元一○五五年(重熙二十一年)九月加谥的“大圣大明神烈天皇帝”。辽太祖生前于公元九一六年群臣所上     

高祖非庙号

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出版,是现代史学史上的壮举,是我国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通过标断、校勘,为读者阅读这部卷帙浩繁的史籍提供了较好的版本,刊正了文字上的讹误,减少了阅读上的障碍。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它沿用过去标点符号使用法中人名、地名、年号、谥号等专有名词均加以专名标号的规则,一一标出。虽仅一笔之劳,实则功德无量。仅以少数民族的人名及部分边疆地区的地名而言,即可     

谥号传统定义质疑

<正> 我国古代帝王贵族死后,人们须避讳其生前之名,另立新号以相称,这叫作溢号;而确定谥号的准则和规定,则称为谥法。立谥制度始行于西周,终止于清末,延续了将近三千年(其间,唯秦朝废止不行),是我国奴隶制、封建制时代以宗法为核心的“礼”的一项重要内容,历来被视为“国之大典”。关于谥号和谥法,传统的、似成定论的看法是:“谥,行之迹也。”就是说,死者的     

古人谥号论略

谥号是古代帝王、诸侯、高官大臣等人死后的一种特殊名号,是封建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谥号产生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为了避讳;二是为了区别尊卑,建立等级制度;三是为了惩恶劝善,维护封建礼教.谥号用字分美、恶、平三类,一般根据死者的是非功过来确定,是对死者的盖棺论定.谥号源于周,废于秦,复行于汉以后的各个朝代,辛亥革命爆发后,伴随着封建等级制的废除,终于油尽灯灭,寿终正寝.     

谥号与道德评判

谥号是中华民族姓名文化的一部分,谥法是礼法的一种,两者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谥号的确定与授予有严格的规范,具有道德评判功能。     

旁系商王庙号冠字考

学者们极少讨论诸如外丙、雍己、阳甲、盘庚等旁系商王前冠字的含义,从卜辞和文献中寻迹,商王继位之前尚为王子时也曾为多子之一分封在外。在其去世进入祭谱以后,王室为了区别直系、旁系,为其命名庙号往往冠以早前的封地之名,卜辞中也正有相关地名。大、小等冠字只是为了区别各天干组王世的前后。     

新疆伊斯兰教苏非尊号考释

苏非（亦写作“苏菲”）派是伊斯兰教的重要派别之一,8世纪兴起于中东地区,10世纪已传入我国新疆,17世纪广泛传播于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区,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考察新疆苏非派对了解新疆伊斯兰教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而苏非尊号是新疆苏非派涉及的重要内容。本文根据笔者的认识,将苏非尊号分为不同类型,并考释其名称来源、内涵,以揭示新疆苏非派发展的脉络及对内地产生的影响。一、权力型尊号新疆和内地苏非尊号称法和划分,虽因地区、民族的不同而有别,但是有一个基本的标准,即根据权力地位来决定。这种地位决定了上下之间隶属…     

唐朝太子谥号及其释义

唐朝的太子谥是以儒家道德观念为评价标准的官方行为。太子死后能否获得谥号既与他们生前的品行有关,也存在在任皇帝对于他们的感情因素。谥号分三个类型,皇帝谥号者二人、太子谥号者五人,谥为王者二人。使用的谥号多为美谥或平谥,没有恶谥的情况,表达的是对这些太子的褒扬、哀思或怜悯之情。每个谥号的释义大致与受谥者的生平事迹相一致或略有溢美,这也是太子地位在古代国家政治活动中的一种体现。     

陆游、吕祖谦、韩元吉关系考述

以陆游为中心,对陆游、吕诅谦、韩元吉之间的关系进行考索。他们之间,既有友情,又有亲情;且皆为“党籍”之家后裔,这是其深层感情相扭结的真谛所在。     

卜辞中的庙号倒称现象

卜辞中"祖乙"作"乙祖"这类现象,前人在判定其所指是否为同一人的问题上有些分歧。本文在梳理这类卜辞后发现甲骨卜辞中像"祖乙""乙祖"这类共现于一版的辞例不少见,且这种情况在甲骨文中主要出现于武丁中期的卜辞,从共时层面来看,是某段时期的一种特殊现象。因此认为这是一种庙号倒称现象,二者所指为同一人。     

论帝王尊号的政治文化意义

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中国古代的名号是很突出的,它不仅有悠久的历史,且有很深刻的文化意蕴,其中最有规律性的是帝王的谥号和尊号。近代以来研究历史的人对谥号尊号只是把它们作为既成事实加以罗列,很少研究其文化环境和内涵。帝王谥号和尊号不但在格式和内容上形成完整的体系,而且在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具有广泛的政治影响,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凤雏庙号卜甲与商纣王伐周

陕西岐山凤雏甲组建筑基址是周人的宗庙。凤雏周庙中出土的殷人先王庙号成汤、大甲、文武丁、文武帝乙和册命周方伯的卜甲,是商纣王帝辛伐周、客居周人宗庙时祭祀殷商先王神主牌位的位祭卜辞,是在帝辛伐周、西伯昌归顺后,册封为周方伯,并赐给周方伯所能统辖的国土范围吉凶的卜辞。《史记》关于商纣王囚文王的记载相互矛盾,疑点甚多,难以信据。庙号卜甲性质与来源与帝辛伐周有关,而与商纣囚文王无涉。     

土默特部阿拉坦汗的尊号探讨

阿拉坦汗(1507—1581)是呼和浩特的奠基者,是呼和浩特·土默特(俗称西土默特)和喀喇沁·土默特(俗称东土默特)的一位最杰出的首领,也是继达延汗之后蒙古民族发展史上的又一位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军事家。阿拉坦汗在十六世纪蒙古历史舞台上的重要活动,早已被世界蒙古学界所注目,今天成为他们研究的重大课题。随着人们对阿拉坦汗业绩的深入研究,亦对标志他的历史功绩的尊号,尤其对他的汗号作了种种解释,甚而对他的取     

白族源于滇僰、叟、爨考述

当前白族来源的讨论,主要集中于藏缅语族诸民族的来源研究的课题中,本文认为,“昆明”是汉、唐间西南的大族,唐、宋称之为“乌蛮”,其主要部分在元明以后又称为“罗罗”,他们是今天彝族先民的主体。而与之相对并行发展的“滇僰”、“叟” (“爨”)、“白蛮”(包括“西爨白蛮”)、“民家”,则是今天白族先民的主体。滇僰、叟、爨三者是不同时代对于同一族体的不同称谓。云南地方史和民族传说历史,是经过千百年的社会政治变迁和各种文化渗透的产物,它始终曲折地、顽强地反映了一个历史事实,即白族源于滇僰的实质尚沉淀于后人的脑海中。     

日名制的产生与商王尊号

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已经形成了明确的干支纪时的叙事结构。卜辞中普遍出现的干支记日说明商人对干支的重视。其中天干的地位更重要,不仅可以记时,而且成为商代帝王的名号。日名制的形成并非由商王的生卒日期决定,而是商王后代根据其在位时的表现与政绩,结合天干本义的自然属性,给予的评价,带有一定的褒贬色彩,已经具有了谥号的性质。     

白族梵文火葬墓碑、幢考述

白族梵文火葬墓碑、幢考述李东红，杨利美白族地区诸多的火葬墓遗存，早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此后，发表过一批论文，基本弄清了其大致的分布范畴，时限之起始及族属等问题。①近年来笔者因工作关系曾对洱海区域各处火葬墓地进行调查，搜集到一些有关梵...     

商王庙号及商代谥法的推测

商王庙号及商代谥法的推测潘敏，孙全满商王以天干为庙号，究竟缘何而起，汉晋以来，就有分歧。自龟甲卜辞出世，王国维发表《殷礼征文》以后，更是聚讼不休。许多专家学者均以甲骨、金文以及《礼记》、《左传》、《国语》等文献为据论证推理一些史实。然而，既然自甲骨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