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含作者"与艺术人格--对"隐含作者"的再认识

否定现实作者与文本间的联系是“隐含作者”理论所普遍存在的误区。“隐含作者”与真实作者具有密切的联系 ,隐含作者艺术人格总是作者现实人格的投影 ,是现实人格丰富性与复杂性的某些侧面或互补性的体现 ,是对现实人格的审美化与理想化的建构     

论小说阅读中"隐含作者"的建构

"隐含作者"是隐含在文本中的作者的"第二自我",读者在接受过程中建构其艺术生命.在小说阅读中,一方面,读者要以识别叙述者为突破口,着眼于文本的整体语境,通过辨识叙述者的可靠性而完成对隐合作者的审美建构.另一方面,由于隐含作者与现实作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读者还必须结合作者的创作语境予以建构.     

论小说作者与隐含作者

布斯等学者提出的“隐含作者”的概念有否定作者介入小说的倾向。事实上,真实作者是小说中的客观存在,是在作者与读者的精神交流中具有主宰意义的因素,因此,不能用隐含作者取代、否定真实的作者。     

论“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

针对学术界分别研究“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的思路不利对问题深入分析的情况,本文在考察这两个概念的涵义及流变以后,认为这是两个相通的概念,只是立论的角度不同。并且从“苏格拉底对话”的角度分析了“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的艺术生成。     

近年少年儿童文学中的隐含读者

关于隐含读者,其提出者伊瑟尔认为:“在小说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头脑里始终有一个隐在的读者。而写作过程便是向这个隐在的读者叙述故事并进行对话的过程。”隐含读者就是“作者在作品的本文中所设计的读者的作用。”把文学视为主体间的对话和情感交流,创作是作者和读者两种不同视界的交融,隐含读者其实就是包含在作品本体中的读者视界的人格化。隐含读者是从现实读者转化来的。但隐含读者又不同于现实读者。这不仅表现为隐含读     

试论“隐含作者”及其艺术生成

“隐含作者”是与接受美学中“隐含读者”对举的概念,由美国的韦恩·布斯的《小说修辞学》中提出,然布斯并未对此概念作出具体界定与规范;本文将此概念与“伪作者”、“说话者”并举分析,认为“隐含作者”是作者的变形,是带着面具的说话者。同时,本文分别从游戏角度、社会心理学角度及艺术摹拟角度探讨了“隐含作者”的产生。“隐含作者”与艺术接受和艺术创造密切相关,尤其对艺术接受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早秋》中的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

多年来研究者们对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争议不断,本文首先论述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及其之间的关系,然后解读《早秋》的情节及主题,最后分析文中的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通过成功的形象塑造和相互征服在理想状态下合二为一。     

隐含作者的全息考察和建构

"隐含作者"这一概念应用很普遍,但是它的定义和所指一直仍然是学界的争论热点。本文结合当前此领域的主要学术焦点,对引进"隐含作者"的必要性,他和真实作者的关系以及如何理解"隐含作者"这一概念这三方面进行了探讨,认为隐含作者的提出有利于严谨的文学批评;隐含作者源于真实作者的创作又有赖于读者的建构,他和真实作者之间是一种动态的交叉关系,因此,隐含作者不是一个实体,而是在阅读中得以具体化的一个抽象的集合体。借鉴语言学的两组术语——音位和音位变体以及语素和语素变体——的理解,隐含作者可以表示为:1+1+1+1+……1=1,所以,隐含作者可以是一个(抽象的),也可以是许多个(具体的)。有鉴于此,文章最后提出了对查特曼经典图示的修改意见。     

《洛丽塔》隐含作者分析

隐含作者是叙事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对不可靠叙述的判断和文本的阐释都具有重 要影响。对 《洛丽塔》中隐含作者的建构不仅依赖于对叙述者可靠性的判断,也依赖于作者本人的 说明。这进一步表明,隐含作者不仅仅是读者从文本中推导出来的,也是作者隐藏在文本之内的一个 化身,对小说的阐释发挥着重要作用。     

论公文写作中的隐含作者形象

作为文章的一种类型,公文写作遵循文章规律和写作规律。无论是从动态的写作过程,还是从静态的文本分析 看,公文写作都不可避免地带入写作者有节制的情感。作为公文写作审美特性的内在标志,这种情感结合公文材料最终表现 为更加具体可感的外在形象。这个形象便是“隐含作者”（借用布斯提出的概念）。它对于公文写作具有整体把控作用并且引 导读者,发文机关和作者的情感倾向、思想倾向寄寓其中,它是读者阅读公文文本能感受到的。隐含作者形象的把握对于公文 写作的表达具有重要意义。     

《二十年后》隐含作者的真义

欧·亨利《二十年后》在学界一直众说纷纭,无一定论。欧·亨利对于作品中人物究竟持何态度,从隐含作者切入,基于文本细读,深度分析作品,指出隐含作者表面行文温和,实际上却深刻鞭挞了社会黑暗面。真实作者与隐含作者存在一定的偏差,这种偏差缘于个人经历与社会因素。     

20世纪武侠小说隐含作者论

将20世纪武侠小说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通过隐含作者对文本的选择性操作,讨论其文本身份的超越性。并通过在个人生存与乌托邦理想的矛盾之间,武侠小说隐含作者所隐藏的落寞文人的自我文化形象期许,探讨中国文化中最有特色的两个群体——"文人"和"侠客"——的关系。     

“隐含作者”与艺术真实──兼论中国中代艺术真实观的局限性

中国古代美学强调文品与人品的统一，认为文品是人品的投射与镜子。但是，文品与人品在很多情况下难以统一和协调，两者分裂与相互矛盾的情况在古今中外屡见不鲜。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在作者及其作品之间存在一个中间环节，即“隐含作者”的形象。“隐含作者”与实际作者有时距离较近，但有时却差距甚大。“隐含作者”的艺术真实性是在读者与作者的双向交流中，不断超越双方的狭隘与局限而得以生成的。这个过程就是作者超越功利自我向审美自我生成的过程。而且，作者的这种超越，要经过内心的搏斗与灵魂的苦痛。因此，我们在分析文学作品的艺术真实时，既要看到作品对现实生活形貌的超越，又要看到作品对作者的超越。     

隐含作者与品牌形象——基于文本理论与认知视角的分析

"隐含作者"本是一个文学概念,但该概念和文本阐释方法为人们呈现了无限广阔的阐释空间,可以将其延伸到其他叙述文本和叙述形式,任何符号文本的背后都有一个隐含作者。隐含作者也存在于品牌符号文本中,品牌形象就是品牌"隐含作者",是"代理作者"与"推论作者"的合二为一。而作为品牌文本传播过程中最重要的诉求对象,品牌社群是品牌的"隐含读者",直接影响着品牌"代理作者"与"推论作者"二者融合的程度,也决定着品牌形象的清晰度。     

论人文视域下“隐含作者”的效用

自从韦恩·布思提出"隐含作者"这一重要的叙事理论概念以来,这一概念在国际叙事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由于学者们对它的不同理解,产生了不同的阐释,形成了以西摩·查特曼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叙事学流派将"隐含作者"看成是真实作者在写作中创造的一个产物,将"隐含作者"囿于文本之内,甚至认为作品在创造出来之后,作者就死了。而以詹姆斯·费伦为代表的后经典叙事学流派对"隐含作者"的理解走向另一个误区,将它等同于真实作者,认为创作文本的不是"隐含作者",而是真实作者。这些对"隐含作者"的理解都有失偏颇。对该概念的正确理解应该打破文本的封闭性、客观性,将其置于人文视域之下,从作者的编码和读者的解码双向进行,并考虑作者创作时的社会历史语境,才能更好地把握"隐含作者"在叙事交流过程中的作用。     

民族性叙事与隐含作者的多维立场

民族立场、民间立场以及时代立场是少数民族叙事小说中隐含作者进行写作的基本立场,这三种立场使得作品在身份认同与构建、塑造民族形象、建构民族心理时必然采取多种叙事策略技巧以凸显民族性,从而使作品富有民族气息和时代特征;它体现了隐含作者对于民族文化的弘扬与反思,对于解答少数民族小说中独特的叙事技巧等困惑具有重要价值。     

直白与玄疑——兼谈散文日常化的倾向

“文如其人”当然是一种模糊的说法。因为作家在创作中，运用的是另一种思维，一种以“虚构”为主的艺术性思维。在艺术思维中，作家是以两重人格的态势出现的，一重以“隐含作者”的态势，呈现的是艺术人格；一重以现实作者的态势，呈现的是自然人格。当然，这主要指叙事文体的小说和喜剧。其实诗与散文也是如此。     

浅论捕捉散文的隐含信息

散文中存在很多言外之意即隐含信息 ,这成为欣赏散文的难点。如何捕捉 ?抓住关键词语 ,体味简明平实 ,感悟隐含信息 ;弄清修辞特点 ,借用表现手法 ,把握隐含信息 ;透过明示信息 ,利用文章“亮点” ,开掘隐含信息 ;联系全文内容 ,借助写作背景 ,领悟隐含信息。只有采用有效方法积极捕捉隐含信息 ,才能真正读懂散文     

隐含作者、叙事结构与潜藏文本 --解读肖邦《黛西蕾的婴孩》的深层意义

学界倾向于对某一作者(尤其是其意识形态立场)形成某种固定的看法,这种定见构成一种阐释陷阱,影响对同一作者不同作品之间差异的认识,而这种差异往往是潜藏文本或深层意义的重要载体。由于对凯特·肖邦不同作品之间的差异性缺乏认识,西方学界将她的《黛西蕾的婴孩》解读为反奴隶制和父权制的作品。然而,通过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其潜藏文本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呈相反走向的种族政治,这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表层的种族政治,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置换了性别政治。若要挖掘作品的潜藏文本,我们不妨首先尽量抛开成见,对作品的叙事结构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判断这一作品本身的隐含作者,然后再考察隐含作者与历史语境中真实作者的关联以及同一作者笔下不同隐含作者之间的关联,这样才能尽可能地避免出现“批评的遗憾”。     

何为“隐含作者”?

"隐含作者"是韦恩·布思在《小说修辞学》(1961)中提出来的一个重要理论概念。四十多年来,这一概念在国际叙事研究界被广为阐发应用,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貌似简单的概念,实际上既涉及作者的编码又涉及读者的解码,涵盖了作者与读者的交流,然而西方学界却对之加以"单向"的理解,这引起了不少争论和混乱。西方学界的误解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布思本人在近作中对这一概念自相矛盾的论述。本文追根溯源,阐明这一概念的实质内涵,探讨其在历史上不同走向的变义,旨在纠正误解,梳理混乱,以便更清晰地看到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并更准确地把握作者、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