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故整理看胡适哲学的西化向度

实验主义是胡适一生的标识。当胡适以此为参照整理国故时,实验主义的进化论与功利主义精神在成就传统历史主义的近代化时,却又在与后者的遭遇中被进一步消解,它使胡适的国故整理虽以西学为参造,却又更多的融合中西;虽以实用性为价值观,却又使其在跨文化传播的变异中,更多的折射出历史主义的求真、求是的真理意向。     

从国故整理看胡适哲学的西化向度

实验主义是胡适一生的标识.当胡适以此为参照整理国故时,实验主义的进化论与功利主义精神在成就传统历史主义的近代化时,却又在与后者的遭遇中被进一步消解,它使胡适的国故整理虽以西学为参造,却又更多的融合中西;虽以实用性为价值观,却又使其在跨文化传播的变异中,更多的折射出历史主义的求真、求是的真理意向.     

从整理国故看胡适与日本汉学

近代日本中国学的迅猛发展,刺激和影响了中国整理国故运动的发生和开展.胡适在整理国故的具体内容、方法和步骤上受到日本中国学家桑原骘藏的直接影响.胡适以<水浒传>考证为代表的古典小说研究,得到了日本中国学家青木正儿提供的材料帮助,<水浒传>的研究方法也受到日本中国学家狩野直喜的影响和启发.     

从国故整理看胡适哲学的西化向度

古往今来对死亡的解释可谓多矣,但海德格尔的死亡之思却能在众多的死亡哲学中独树一帜,原因就在于海德格尔是从存在论的角度来领会死亡的.存在论上的死亡不是一个事件,而是此在从存在之日起就开始承担起来的存在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此在的生存既可以说是"去存在",也可以说是"去死",但是"去死"并不意味着去实现死这种可能性,而是在对死的领会中,领会此在自身,进而让死亡之光亮烛照生存之道路.     

"整理国故运动"研究述评

"整理国故运动"研究曾经历思想论争、思想批判、思想解放等主要阶段、新近更有多种研究成果问世.然该课题的研究仍处于方兴未艾阶段,还较少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的学术史现象,从宏观层面上加以系统的把握.     

现代新儒家与“整理国故运动”

现代新儒家与“整理国故运动”虽然同样都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但二者的研究目的与方法均截然异趣,由此导致了双方的研究结论尤其是对传统儒学的评价大不相同,其中不仅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而且还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正是缘于此,现代新儒家对“整理国故运动”进行了严厉的抨击。     

"整理国故"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兴盛

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之所以兴盛于20世纪20、30年代,和当时"整理国故"的思潮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以胡适为代表的"整理国故"的主张,并不能与抱残守阙的复古守旧观等量齐观."整理国故"思潮中所凸显的"国故"地位及其所提倡的科学方法,立即在当时的古代文论研究中体现出来.     

整理国故的动因、视野与方法

整理国故不仅是现代文学史、学术史上的一座丰碑,而且,对于当代来说也是一本厚重的启示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传统具有极大的魅力,近现代文化转型之际总是向传统溯源,以寻求心理慰藉与动力资源;国学是动态的开放的体系,只有不断拓展视野才能保持国学的无限生命力;国学对象丰富多彩,研究主体千差万别,因而研究方法没有一定之规,尽可以百花齐放,尤其需要在继承朴学、借鉴西学与感悟对象的基础上创造出切合具体对象的方法。     

"国学"、"国故"、"国故学"--试析三词在清季民初的语义变迁和相互关联

清季民初 ,“国学”、“国故”、“国故学”曾一度并行于世 ,给人们造成了相当混乱。实际上 ,此三词既有不同涵义 ,却又相互关联。从一般意义上说 ,“国学”、“国故”均指中国过去旧有的学术文化 ,只是“国故”一词相对带有更多的感情色彩 ;而“国故学”指的则是“整理国故”的学问 ,但同时也往往被省称为“国学”。易言之 ,近代所习称的“国学” ,有时作为“国故学”的研究对象存在 ,有时则意味着“国故学”本身。明乎此 ,或许能为恰当阐释“整理国故运动”预先做些铺垫     

另一种整理国故——论“五四”后梁启超对儒学与儒学史的重构

梁启超首倡以"现代"眼光对中国学术思想进行新的系统诠释以重铸"国魂"。"五四"后他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和"整理国故"事业,撰写了一系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著,广涉诸子学、佛学和儒学,而尤以儒学为重点。梁启超重新定义儒学的基本性质,重构儒学的思想系谱,对儒家义理体系进行既承接"传统"又适于"现代"的取舍和诠释,力图发明一套"事上磨练"的"新道学",以对治中国现代文化发展中的偏弊。而他给出的"整理国故"的另类方案,对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实证主义学风进行了令人深思的针砭。     

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探视文学的一种尝试:读周宪的<<超越文学>>

在后现代“当下哲学”的包围之中 ,中国当代文论话语重建问题已成为令人瞩目的焦点。然而 ,重建的基点何在 ?周宪的《超越文学》给出了一个可能的理论视角 ,这就是反思和批判的文化视角。从这个角度来探讨文学也许并不全面 ,但是 ,一定的现实、历史条件却使它成为必然和可能 ,正是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 ,以具体的文学——文本实践为理论支撑 ,遵循文学创作的自律性特点 ,本书透视了文学作为一种形而上文化哲学所具有的特质 ,从而构建了一个品评文学的理论视角     

论文化哲学的本质及其意义

文化哲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 ,已成为当代世界哲学关注的焦点 ,对文化哲学的本质、研究对象及其意义进行探讨 ,在批判的基础上吸取、改造、消化文化哲学的积极成果 ,作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借鉴 ,为我国文化和哲学建设提供一种合理而又坚实的基础、理念和方式 ,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华文化精神和民族精神研究的方法论反思

中华文化精神和民族精神在中华文化研究中引起了高度的重视,近年来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从概念厘定、内容分析和方法自觉来看,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还需要进行方法论的反思。这不仅必要而且重要。     

关于文化遗产的属性、价值及保护的文化思索

文化遗产是文化现象,它所标识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对环境采取的态度和摆脱野蛮状态走向人化的方式及其结果的总和。因此不应以阶级或政治眼光来看待和处理文化遗产问题,也不应取单一的认知标准。文化遗产的价值即其历史价值,包括认知价值、评价价值、科学价值和生活价值。同时,文化遗产应该是一种正文化事象,而不是负（反）文化。保护文化遗产的意义对某一特定民族（族群）而言就在于保持文化独特性,对整个国家或整个世界来说,就是保持文化多样性,保证健康和谐的文化生态;保护文化遗产还可以从中吸取古老但并不过时的处理现代问题的智慧。     

是文化遗产,还是文化主流--对中国传统文化命运的一点思考

中国传统文化究竟何去何从,是像古埃及、古希腊文化那样沦为文化遗产,还是继续保持生生不息的 活力而独立地发展与存续?还是另有一种命运及选择?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要把中国传统文化放到整个人类文化 发展的大趋势中考察。中国传统文化会成为未来人类精神共同体的主要来源。当然,世界其它文明与文化中的人 文精神也会融入这一共同体,由此共同生发属于未来社会的新的人文文化,构筑起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     

文化自觉与当代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培育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的精华所在,而民族文化则是养育和承载民族精神的源泉。民族精神的培育与民族文化建设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肩负着振兴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对当代大学生而言,文化自觉需要有对民族复兴使命的自觉担当,需要有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觉认同,更需要有付诸社会实践的自觉参与。     

国家文化治理:发展文化产业的新维度

寻求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的文明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人类财富的增长方式,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文化产业被认为是最能体现这一价值追求的实现方式。于是,文化产业在社会发展的层面上和全球化治理的层面上便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文化工业论",转而成为用以克服和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治理工具和治理手段。中国在经历了政治治理("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治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正在走向文化治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通过发展文化产业,克服与解决国家发展困境,建构国家文化治理,成为中国发展文化产业和实现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出发点和新维度。国家文化治理的核心在于:发展文化产业的目的不是为了经济,而是为了完善国家治理,是以经济——市场经济的方式实现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价值性转换,进而改变和重塑国家治理模式。     

文化哲学视野的人类基本的文化关系

当今世界,人类的文化关系普遍确立,其内容日益丰富。人与文化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文化及其存在形态间的关系,是最基本的文化关系。人类的其他一切文化关系,都是由这些基本的文化关系衍生的。文化哲学应该对人类的一切文化关系尤其是新生的文化关系予以高度关切,推动人类文化关系向和谐、丰富、健康的方向发展,但对这些基本的文化关系的反思、调试,仍然是文化哲学的基本任务。     

略论民族传统节日的群众文化活动

本文论述民族传统节日的形成,以及民族传统节日群众文化的特征及其作用。     

重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文化建设

历史文化遗产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品等,它积淀和凝聚着深厚、丰富的文化内涵,对城市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分析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文化建设关系的基础上,探讨了重庆市城市文化建设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并提出保护重庆历史文化遗产和建设城市文化的相关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