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运动”与吴趼人的小说创作

"立宪运动"是晚清兴起的社会改革运动,吴趼人的多部小说对其有充分描写。研读这些小说,能够感受到作者对立宪运动的质疑、否定和超越,体悟到晚清知识分子对救国道路的思索与选择。无论从特定视角描绘晚清社会思潮的变化与社会变革的画面,还是完整描述立宪运动带给国人的复杂感受、勾勒知识分子感悟立宪的心路历程等方面,吴趼人的小说创作均具有独特价值。     

南武野蛮《新石头记》与清末中国“成长小说”的生成

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诞生于“五四”时期,“五四”之前具有成长小说雏形的作品几乎全部为译作。实际上,清末南武野蛮的《红楼梦》续作《新石头记》是一部完全萌芽于中国的原创成长小说。与吴趼人同名小说中欲速不达的“伪成长”不同,南武野蛮详细描画主人公贾宝玉循序渐进的成长轨迹,关注个体与国家的相衍相生,在同时代文学创作中具有超前的现代性。南武野蛮《新石头记》中鲜明的成长因素离不开主人公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的特殊性,更与其时代背景下的清末新政和留学浪潮密切相关。以南武野蛮《新石头记》为代表的清末成长小说虽然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但依然可以被视为近代中国试图冲破阻碍、谋求发展的家国隐喻。     

吴趼人小说艺术的创新与外来影响

吴趼人是清末最富于探索精神的作家。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他在小说艺术的革新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主要表现为“突破第三人称全知叙述的藩篱;对传统叙述结构的超越;重视人物心理恬动的描写;提倡新体短篇小说的创作。尽管他在借鉴外来表现手法时,不免有生搬硬套之处,但其敏于接纳,勇于实践的梢神,无疑是值的肯定的。     

一个“道德救世”者的无奈—从吴趼人的写情小说解读作者的内心

吴趼人的写情小说宣扬的是以传统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广义上的“情”，而非狭义的儿女之情，它们表现了新旧嬗变的晚清时期作家面对西方新学与传统旧学的无奈选择。然而，生当道德衰世，“道德救世”者最终必然无可奈何。     

《新石头记》与清末民初的文化变迁

清末小说家吴趼人,他的《新石头记》借用了《石头记》(《红楼梦》)中的人物,而核心的情节是写贾宝玉等人“与二十世纪相见”.面对欧风美雨,传统的文化人如何回应西方的挑战?中国怎样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吴趼人试图回答的问题.他一方面提出了“中体西用”的答案,另一方面又对这个答案将信将疑,新文化人“全盘西化”的立场已呼之欲出.从《新石头记》的新人格理想看清末民初的文化转型,我们对时代精神的变迁可以获得较为亲切的感受.     

影响的焦虑与混沌中的超越——论德勒兹对弗朗西斯·培根艺术的解读

德勒兹对培根绘画的解读与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相映成趣,布鲁姆的方法是诗歌的强力误读,而德勒兹的途径是返回混沌并从中再次现身,他们看似选择了不同路径,实则关注的是现代主义艺术发展的同一个基本出发点:在前人成就的庇荫之下,在一个充满了具象和先定经验的世界中,艺术家应该怎样实现自我突围。此外,布鲁姆批评的强烈主体性特征在德勒兹对培根创作分析中得到了拓展,影响的焦虑是创作中所必须面对的心理壁垒,它不仅来自于传统,也来自于现实物质世界,现实与想象的关系带有一种深刻的人类学关注,体现出作为一种精神普遍性的艺术经验的特点。     

“误读”是诗歌创新的基源——浅谈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的“误读”理论

美国著名的"耶鲁批评学派"的批评家布鲁姆在1973年出版的《影响的焦虑》中提出了"影响的焦虑"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误读"理论。布鲁姆认为"诗的历史就是诗人中的强者为了廓清自己的想象空间而相互‘误读’对方的诗的历史"。"误读"成为诗歌创新的另一理论,这一理论解构了传统的文学创作的普遍模式。     

主体的构建：吴趼人小说中的“怪现状”与“文明境界”

吴趼人的大部分小说都是围绕“恢复我固有之道德”的文化主张而展开的,“怪现状”与“文明境界”是这一文化主张具有标识性的两个体现者。“怪现状”现象是清末社会的文化写真,小说家通过“固有之道德”这一装置,揭示了儒家文化在清末衰落的事实,构成了“恢复”儒家文化主体性的逻辑起点。“文明境界”是对未来国家的文化想象,小说家通过对道...     

身份焦虑与认同——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1]自发表后经历了一评再评。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王蒙和五十年代的林震都集知识分子、青年、干部/革命者三种身份于一体。多重身份对应着多重焦虑。身份之间的压抑、转换、矛盾、冲突产生身份认同危机和困境。只有通过成长才能最终实现身份的突围、认同。     

李劼人改写《大波》时的创作心态——对当代文学创作一种现象的聚焦

著名作家李劼人解放后担任了成都市的副市长,从一个“民”变为了“官”,这种社会角色的变化,使他在从事文学创作时,心态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常常会不由自主地从一个官员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在他的作品中,过多地注入对政治与历史的思考,而文学的情趣少了,从而使他的创作陷入一种尴尬的局面。     

相同的小说观念 不同的艺术开掘——《聊斋》《阅微》比较谈

在对《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的研究中,学术界通行的观点是二书作者不同的小说观念导致二书艺术价值的高低差异。本文提出新的认识,认为蒲纪有相同的小说观念,不同的艺术开掘。而不同的艺术开掘是因为蒲纪不同的创作心态所致     

语言的焦虑——卡夫卡小说《变形记》主题新探

人们普遍认为《变形记》表现了人类的异化，但其实《变形记》还暗含有一种更深的意蕴：人类需要语言来相互沟通，而已经变成甲虫的主人公格里高尔却失落了人类的语言，无法与他人沟通，最后在孤独中死去。因此卡夫卡在《变形记》中实际上还表现了一个具有现代性和哲理意味的主题：语言的焦虑。而主人公异化为甲虫则使得读者能够转换一种新的体验角度，从而更真切地体会那种语言的焦虑及其折射出的人类的沟通困境。     

“影响的焦虑”:谈傅山诗作

在明清之际,作为诗人的傅山少有人知,其诗歌创作反映了明清诗歌创作的一些特点,如对唐代诗人的模仿。在唐诗盛极难继的情况下,在前人诗作"影响的焦虑"下,傅山提出了杜诗不可学的观点,并在创作时力求与杜诗"不似",但他仍难免受杜诗深层、内在的影响。     

大陆新武侠作家早期对金庸的“创造性反叛”

根据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理论,首先大陆新武侠作家在早期创作中运用“克里纳门”“苔瑟拉”与“阿斯克西斯”等循序渐进的“创造性反叛”方式,对前驱金庸作品的篇幅、文体及“江湖”构建方面进行“创造性偏移”,对女性武侠、“反武侠”及文化吸收方面进行“对偶式续完”;然后通过回归传统基础上的“净化式升华”完成对前驱“影响的焦虑”的克服;最后在以反叛的勇气和创新的意识创造出具有独创性作品的同时,带动下一阶段的大陆新武侠创作,为武侠小说这一通俗文体注入属于时代与文化的新活力。     

“遽变”亲历者的心灵速写——试论新感觉派作家的创作语境与心态

勾勒了“魔都”上海面影的新感觉派,不仅为中国都市文学贡献了诸多创作实绩和摹写范例,也为表达“现代性”在中国都市人群内心造成的影响提供了典型标本。作为异己力量的“现代性”造成的城市外观和市民体验结构的双重“遽变”,塑造了新感觉派作家独特的创作语境及心态。他们的文字正是自身作为亲历者的心灵速写。     

无名的“他”——凯瑟琳·安·波特短篇小说《他》中的身份焦虑解读

凯瑟琳·安·波特的短篇小说《他》描写了一个被父母和家庭抛弃的美国南方孩子。这个孩子始终被称为他,而没有属于自己的名字。小说中他的无名状态意味着个体被剥夺了自己在家庭中的身份,而小说结尾处他被送往县救济院则意味着他既遭受了老南方的否定,又遭受了新南方的抛弃,他陷入到被历史与现实双重抛弃的处境之中。作为一位杰出的南方女作家,波特在《他》中表达了南北战争战败后美国南方人对于自身身份的焦虑,《他》中那个无名的孩子正是波特这一代新南方人对于自我身份焦虑的形象化体现。     

意义的焦虑——《丛林猛兽》与《伤逝》之比较

《丛林猛兽》与《伤逝》在叙事技巧和主题上具有相似性。两篇作品都通过控制叙事距离形成双重声音,达到反讽效果。聚焦人物与隐含作者、读者之间存在一种张力,呈现动态的变化过程。两篇小说都表现了爱情与救赎、逃避虚无的主题思想,折射出作者对意义的焦虑。     

江泽民对“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新贡献

江泽民同志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伟大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创造性发展,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探索,突出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体现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体现了"三个代表"思想的本质要求,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新境界。     

艺术直面“人”的问题——七月派作家贾植芳小说简论

贾植芳是我国现代文学重要流派——七月派的代表作家。他的小说秉承新文学路向和民族解放战争的时代需求,坚守“启蒙与救亡”为主题的新文化传统,直面“人”的问题,呼唤人的价值与尊严,真实描绘了战乱动荡时期的人生百态与生命体验,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与人格形象,并在艺术上博采众长,形成现实与象征交融,格调凝重冷峻,感情深沉含蓄的写实风格。     

明治“科学小说热”与晚清翻译——《海底旅行》中日译本分析

凡尔纳的《海底旅行》是依据日译本最早译为中文的小说。晚清时期,这部经由法文、英文、日文转译而成的科学小说,在译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本国读者阅读习惯和时代需求的影响。以中日译本比较为研究基点,从跨语言文化角度考察凡尔纳的科学小说在明治和晚清如何被移植,以及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