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如赋经典化史述

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性文类,汉赋具有毋庸置疑的经典性。司马相如作为汉赋创作的奠基人物,其作品被经典化也有着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在经典化的过程中,相如赋却经历了初成阶段的词章、思想与文本的纠葛,发展阶段经学对辞赋的介入而出现的向背与矛盾,特别是通贯赋史的由“辞宗”到“赋圣”称号的变迁以及内涵从修辞而体义的进程,其彰显的时代性与独创性皆值得探讨。而回归汉廷的文学思考,则是相如赋经典化的现代认知及其意义。     

论梁苑辞赋

论梁苑辞赋王增文（商丘师专中文系）梁苑，即汉代梁孝王所筑兔苑，故址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当年梁孝王门下，曾聚集一批辞赋家，他们游乐于梁苑之中，写出了大量的辞赋作品。这些作品，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长期以来论之者甚少，本文试以梁苑辞赋名之，并略加论...     

《汉书》"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探微

汉宣帝提出了"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的汉赋观."辞赋"概念的采用主要基于"辞"名与"赋"名不分及秉承屈骚传统.采用"大""小"言赋,则是受到传统大小言说方式的影响及源于汉赋创作实践的总结.大赋与古诗同义,其"义"主要包括:一是"仁义讽谕";二是"观鸟兽草木名".小赋具有辩丽特点,尤其是"丽"的审美观念在汉赋...     

汉赋文化特质简论

汉赋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文体,其中还包含了十分丰富的文化意蕴。将汉赋还原到汉代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和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把握汉赋的精神实质。汉赋和汉代政治和汉代帝王息息相关,并随着汉代政治而勃兴或衰微、随着汉代帝王对汉赋的喜恶而或盛或衰;汉代经学占据汉人思想的主导地位,辞赋之士受经学影响最深,经学中的大一统观念、天人感应观念、君权神授观念在汉赋中得到了积极的传播和浓重的渲染;汉赋有自己独擅的艺术意境,总体上讲究辞采华丽之美,讲究音韵之美,细分之,大赋小赋又有不同的审美趋向;汉代赋家多有论赋,从司马相如到王充,汉代的辞赋观大抵由全面肯定到折中批判再到全面否定。     

扬雄对蜀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蜀学自文翁化蜀以来,呈现出儒道融合、诸学共治、开放包容的学术特色,对中国学术史有着重要影响。扬雄追慕蜀地汉赋名家司马相如、王褒,师承巴蜀著名学者林闾翁孺与严遵,其学术成就与蜀学有着密切联系。扬雄继承和发展了蜀学中的文学、语言学、经学、史学、子学等传统,融汇先秦两汉百家之学,精研辞赋创作,融通《易》 《老》思想,结合天文历法,首创拟经体例,开创中国方言学,对蜀学与中国学术发展有较大贡献和深远影响。     

评汉代的两种辞赋观

汉人对汉赋明显地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和态度:一种是向后看,坚持儒家立场,(被歪曲了的)《诗经》的传统,经学的写作原则,视辞赋为宣传儒家政治、伦理、道德的工具,其代表人物为扬雄、王充等等。另一种的观点与态度正与此相反,他们从生活出发,从文学艺术创作实际出发,要求辞赋从经学的桎梏申解放出来,发展完善文学艺术自身的特征,其代表人物为司马相如、汉武帝刘彻等。     

经学与汉赋的发展

两汉时期，经学成为官方学术和统治思想，辞赋则成为一代文学正宗，成为最主要的文学形式。二者彼此渗透、双向互动，有着一种不解之缘。汉赋的来源、创作主旨、思想内容和发展进程都闪动着经学的影子，而汉赋特别是大赋的消长又透露出经学演变的某种信息。     

“赋家之心”的另类解读

汉大赋的文学生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苞括宇宙,总揽人物"虽是一句笼统话,但却揭示出司马相如两篇经典大赋的创作原生状态.     

汉赋与赋诗制度

汉赋发生之源流一直是汉赋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近年来才开始注重在文化学背景下的探讨。这样的探讨往往能避免狭义的文学角度在诗、骚体格结构之沉淀上推导出的它们之间平面的源流关系,因为实际上那只能说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却很难说就是一种发生的渊源,毕竞一种文学样式是在活的文化语境中创生、传播并起作用的。本文即试图从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制度之沿革与汉赋的关系来追溯辞赋的成因,期望得到专家的批评指正。     

司马相如与司马迁

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以日丽中天的磅礴气势,进入了全盛阶段,其文学也呈现出十分兴旺的景象。司马相如和司马迁就是当日文坛的双子星座。他们分别代表了汉赋和汉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对后代文学发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文章西汉两司马”,正是千百年来人们的一种定评。本文试图对二者作一点比较分析。     

汉赋之“丽”的文体意义

"丽"是汉赋最典型的文体特征,是给赋体定性的重要因素.汉赋作家对汉赋之"丽"的坚守表明他们在对待文学语言上出现了非功利性的审美态度,昭示看两汉走向自觉的文体意识,标志着文学开始以语言形式来定义自身.汉赋作家对"丽"的刻意体认和追求,在创作实践中有效地促进了赋体的兴盛和汉赋美学风貌的形成.     

司马相如文艺审美创作个性化思想初探

司马相如强调赋的审美创作构思必须匠心独运,必须要"得之于内".所谓"得之于内",即在他看来,辞赋创作既要深思熟虑,又要自然兴发,乘兴随兴,自得自在,还要自得于心,即自己要有心得体会,要有独到的感悟,要自娱自乐,自言自道,是所谓"夫子自道",自得其乐.应该说,"得之于内"是司马相如提出的有关辞赋审美创作构思方面的一个命题,其内涵已经涉及到文艺审美创作个性化追求方面的内容.     

新学独尊与两宋之际的颂美辞赋

专制政治与歌颂文学是一对孪生兄弟,政治上的集权专制需要高度一致的意识形态作保障。较之其他学术,王安石所倡导的新学更具专制主义政治品格。两宋之际的新学独尊期间,专制主义政治进一步强化,歌颂文学大行其道。皇权源自暴力,但统治者更愿意让人们相信其权力是上天赐予,具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和唯一性。当时的颂美辞赋许多是为此服务的。王朝气势是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认知。两宋之际的颂美辞赋表现的王朝气势不仅仅是作家个人的感知,它还代表意识形态发声,表现的是权力对王朝气势的塑造。当时有些辞赋还直接歌颂圣王美政,积极为其寻求理论支撑。颂美辞赋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文人向极权政治展示无限雌伏、无限谄媚的心理状态的工具,它还可以构造虚假民意,图解政治意图,强化意识形态,以此向极权献忠纳诚。     

汉赋研究的新收获——评介龚克著《汉赋研究》

<正> 龚克昌同志著《汉赋研究》,新近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二十余年来有关汉赋研究的心血结晶。尤可珍视的是,这也是建国以来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深入论述汉赋的专著。在中国文学史上,历来对汉赋毁誉不一。在汉赋风靡文坛的当时,踵武司马相如的大赋家扬雄就反戈一击,把作赋挖苦成“壮夫不为”的“童子雕虫篆刻”。此后汉赋命途多舛,对它的研究,既显冷落,又观点岐异,比起     

文人集团与赋体创作

两汉时期的文人集团以“梁园宾客”与“邺下文士”最为著名。这两个文人集团的形成,固然与政治中心对文人的吸引力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政治中心的主人(梁孝王与曹氏父子,特别是曹丕)不但自身爱好文艺,而且能以较为平等的宾主关系与文人相处,为文人集团的活动提供了较为自由的艺术环境。这种文人集团对文学创作,特别是赋体创作有积极的影响:它保证了审美趣味的丰富性;有利于作家艺术个性的充分展现。另外,它还成为后世纯粹的文人社团或文学流派的前奏。     

论班固《咏史》诗的诗歌史意义

班固（３２—９２）是汉代著名的史学家，所撰《汉书》１００卷，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崇高地位，对后世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班固还是著名的文学家，他除了在《汉书》的纪传文章中显示了他的文学才华以外，还创作了一批很有成就和影响的辞赋，如《面都赋》、《答宾戏》、《幽通赋》等，其成就可与司马相如、扬雄、张衡等相颉颃，被后世并称为汉赋四大家，具有较高的地位。班固与两汉时期大多数文学家一样，都较少涉猎诗歌创作，流传下来的诗歌作品寥若晨星。但就在他的为数不多的诗歌创作当中，竟有一首完整的五言诗，这…     

卑微与恐惧——汉赋讽谏失败的一种阐释

两汉赋家地位卑微,不可与战国之"士"同日而语,这导致了赋家与帝王地位的巨大差距;由于献赋讽谏具有"逆鳞"的意味,所以辞赋家心存巨大恐惧,讽谏往往委婉曲行;所以赋家所固有的这种卑微与恐惧最终客观造成了汉赋讽谏的失败.     

论汉代游艺风俗对汉赋的影响

汉代游艺风俗对汉赋的创作和传播、内容和艺术都具有突出影响,这主要表现为:汉代游艺风俗推动了汉赋的创作和传播;汉赋多方面地描写和反映了时人的游艺生活和娱乐用品;汉赋反话正说的艺术手法与汉代倡优的语言表达方式有关;汉人以辞赋娱悦耳目的风习是造成汉赋奇丽之美的因素之一.     

论汉代颂赞铭箴与汉赋的同体异用

在汉代,不仅辞赋繁盛,多种文学和文章体裁也得以发展、成熟.但因为其中颂赞铭箴关系密切,它们都追求文辞繁富,着重铺陈,行文上注重句式的整饬和用韵,在文体上有共同点,但用途则各不相同.文章试图从文体发展和社会作用等方面探讨汉代颂赞铭箴与汉赋同体异用的关系以及它们的同构性与差异性,为汉代文学的文体研究提供一个视角.     

六朝赋体新变简论

辞赋在汉代达到全盛时期,时至六朝,创作风气仍很兴盛。相较于汉赋,六朝辞赋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对题材内容的开拓和对艺术技巧的完善两个方面。对题材内容的开拓包括对汉赋传统题材的改造和对汉赋没有涉及到或没有深入表现的题材领域的发掘两种情况。对艺术技巧的完善则主要体现在对语言形式、语言风格、描写技巧、创作倾向的新的追求上。